谭嗣同擎着小酒杯问道：“久闻老先生已从海外归国，住在上海，只是无缘会见，今日不知为何来到这里？”
王韬畅饮了几杯美酒，两边脸颊都现出了霜叶似的红晕，扪着微白的胡须答道：“老夫自回国以来，每逢天王忌辰，总是要到南京来走走的，这是我自定的一个规矩。如今天王府已经变成了衙门，那地方老夫是不能前去的了。这里僻静，就只好到这儿来，遥拜一番，表一表老夫的心意。这次，我是听说吴大帅被革职归乡后，境况比较清苦，特地专诚去看了看他，昨天才回到这里来，不想却与仁兄在此相遇，真是万幸万幸。”
谭嗣同近来也很惦念吴大澄革职后的近况，听王韬说，刚从吴大澄那儿来，便忙问吴大澄的境况如何。王韬叹道：“自古忠贞之士，又有几个不遭挫折的。大澄这人，虽有些迂阔，不过也还算是一个比较公正廉明，勤于国事的难得官吏。这次甲午战起，他在贵省主动请缨，出关御敌，这一点爱国之举，毕竟还是可嘉的。谁料竟落得这样一个结果！这次我去看他，他那境况就十分寒酸，地方官员不但不稍怜恤，反倒常加倾轧，无故侵侮，真所谓世态炎凉，令人齿冷！”
谭嗣同又向王韬转述了邓世昌遗属的情况，叹道：“恶人当道，忠良受辱，这正是末世的征兆。只是如此下去，国家将如何得了！”
王韬又端起酒杯，呷了一口，拍掌道：“不久前，倒是出了一个能人志士，却又遭到大学士李鸿章的冷遇，真是令人惋惜不已！”
谭嗣同忙问是什么人。
王韬又喝了一口酒，然后眉飞色舞，拊掌言道：“提起此人，可真算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他姓孙名文，字逸仙，又号中山，乃广东香山县人氏。他哥哥孙眉，在太平洋中的檀香山岛上经商，颇有一些资财。所以这孙文从小得以游学海外，奔走港檀之间，受到西方民主自由新潮的影响，立下了救国的大志。去年，甲午战争方起时，他见国势危急，在那翠亨村中，埋头写了一份万言书，缕述救国图强的大计，跑到上海找我，望我设法介绍他去见李鸿章，向朝廷献策。恰好我有个好友，在李鸿章幕中作幕宾。我便亲笔写了一封长信，交孙文带到天津去，托那好友，将他引荐给李鸿章。谁知那李鸿章官做大了，架子也大了，侯门如海，高不可攀。他接了孙文的万言书，看也不看，就丢在一边，说什么：‘中日战争正吃紧，无暇管这些事，等打完仗再说吧。’那孙文住在客房里，左等右等，一等就是五六天，却等到这么一句回话，连李鸿章的影子也未能看到。这个热血青年，花了无数心血，满腔热情，想为国家出点力，却碰到这么一鼻子灰，受到这么冷漠的接待，于是，他一气之下离开了天津，出国去了。听说现在他正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你说，这是不是令人气愤的事情？特别是像老夫这样的人，亲身经历过天朝的动乱，深感武力变政并非总是长策，不仅是战火绵延，对国力民生，破坏性很大；而且征战中往往会培养出一些不学无术，残暴卤莽，野心勃勃的人物，争权夺利，给社会造成许多的后患。反不如自上而下之变革和得渐进之革命，虽然收效较缓，却稳健得多。似李鸿章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误国之尤，实在令人可恶得很！”
谭嗣同听了这段介绍，也很忿忿。从此孙文这个人物就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本是一个虚怀若谷的人，最爱学问；王韬饱经沧桑，又十分健谈。所以他们两人萍水相逢，一见如故，你一段，我一段，谈得十分投契。
这时，午后的太阳已经钻出云层，把金色的光焰，遍洒在巍巍锺山的群峰之上，在远处的丘壑中，变幻出淡蓝、浅紫、暗绿和深褐色的各种斑斓的色彩。山道两边的丛林，也更加生气勃勃了。
在回城的路上，罗英催动汗血骥，走到谭嗣同身旁，低声问道：“七爷，刚才那老儿是个什么人？为什么那么古怪？”
谭嗣同笑道：“你还不知道，他早年投奔太平天国，后又跑遍西洋，现在成了学通中外的洋博士了。”
罗英听了，露出一口雪白闪亮的好看的牙齿，嘻嘻笑道：“哎呀，他既是天国的人，那一定认得我们的忆红妹妹了，为什么您不让他们见见面儿呢？”
谭嗣同看了他一眼，笑道：“你这个傻小子，又发了傻劲儿了。太平天国立国十四年，纵横千万里，文官武将那么多，他们哪能都认识呀？何况按年代推算，这位王老先生在天国时，你忆红妹妹还未出生哩！”
听到他俩的对话，连车中的李夫人和忆红，也都抿着嘴笑了起来。他们驱车纵马，迎着西下的太阳，向着那千门万户、烟雾蒙蒙的古老的南京城驰去，逐渐隐没在紫丁香色的暮霭之中。
19
一个月后，谭嗣同又到了上海。
他是应梁启超的电邀，到上海来的。
到达上海的当天下午，恰逢上海《时务报》经理汪康年、主笔梁启超、上海农学会的罗振玉等，在味莼园安凯第举行茶会。
这味莼园建在上海郊区，离市中心约有五六里路远。中间有座西式跳舞厅，名叫安凯第。四面都是绿茵草地，花径园圃，修剪得十分齐整。安凯第内跳舞厅四周，又有各种茶楼雅座，悬着各种丝绒帏幕、玻璃吊灯、十分华丽，为中外仕女经常集会茗话玩乐之所。
这一天，《时务报》在这里宴客，上海滩上的文化名流基本上都到齐了，真是衣冠济济，十分热闹。
汪康年是茶会东道主，自然是到得最早。紧接着，《时务报》创办人、前驻日本公使馆参赞黄遵宪也到了。他还带来了一位日本来宾神尾宇都宫，代表日本文化界参加这次盛会。康有为的兄弟康广仁这时正在上海译书局帮他老兄刻印《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几本专著，听说谭嗣同来了，也特地赶来相见。上海农学会，也来了罗振玉、徐树兰二人代东。他们到后，都是以主人身份进行张罗，分头迎接随后到来的客人。
接着，左宗棠的公子左孝同，沈葆桢的公子沈庆瑜，岑毓英的公子岑春萱和湘抚陈宝箴的公子陈三立等，也都相继来到了。这些富贵公子，都是锦衣绣服，仆从如云。他们一到，安凯第内顿时热闹起来。众宾客中还有几个怪人：一个是西式艳装的少妇，头上梳着蟠云曼髻，斜戴着一顶堆花雪羽帽，上穿一件法国式蔷薇包半臂披肩，裸露着两条雪玉似的臂膀。下系一条拖地长裙，雪白的蝉翼纱上，精绣着血珠似的玫瑰花朵，愈显得丰姿婀娜，美艳超群。这女子就是大名鼎鼎的状元夫人傅彩云，早年本是苏州名妓，后来嫁给状元公洪文卿为妾，曾伴随洪文卿出使英、法、德、比各国，受到法国总统和英、德、比等国女王、皇后的接见，艳名传遍了欧洲。现在，因丈夫去世，她又出身微贱，为主妇和族长所排挤。加上她自己也不甘寂寞，便改了个名儿，叫做曹梦兰，来到这上海滩头，重操旧业，成了这十里洋场红极一时的名妓。这曹梦兰后来又改名为赛金花。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她与她在德国时结识的军官，后为八国联军统帅的瓦德西搞在一起，住在紫禁城内，俨然成了主宰北京城的女后。那是后话，这里暂且不表。却说今日把她邀来，原是汪康年的主意，也不过是旧文人的习性，取个美人名士、诗酒风流的意思。
有一个中年男子，看他的肤色容貌，完全是华人，却又不留辫子，穿着一身西式衣帽，头戴一顶高顶窄边礼帽，身穿一套藏青色西式燕尾服，雪白的衬衣领上系着一条玫瑰色领带，倒也英武挺拔，十分潇洒。此人就是我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后来入了美国籍的美籍华人容闳，现在回国来，住在上海，积极从事组织青年学生赴美留学和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学术思想的工作。他与京沪维新人士和海外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中的人物等都有密切来往。同他一起来的还有美国人培黎。
另外还有新兴小说家南亭亭长李宝嘉字伯元，我佛山人吴沃尧字趼人，东亚病夫曾朴字孟朴，以及国画家任颐字伯年等，也大都是沪上的名流。
当梁启超陪同谭嗣同到来时，满座佳朋，都已经就坐了。谭嗣同少不得要逐个寒暄应酬一番，然后才入座叙饮。
汪康年、梁启超发起这次盛会，本来是因为最近山东出了个胶州湾事件，德国军队以两个德国传教士被乡民打死为借口，悍然出兵，占领了胶州半岛，掳走了山东提督章高元，并且威胁清廷，要求割地赔款。这件事发生后，舆论哗然，全国震惊。《时务报》是当时上海的主要舆论阵地，所以特地出面邀请各界名流来商谈当前形势，主持清议。恰好谭嗣同的新著《仁学》刚刚脱稿，正寄给梁启超等征求意见。因此，梁启超也就打电报去，特邀谭嗣同前来参加，一方面让他与文化界人士见见面，听听他对当前局势的意见；另一方面，也准备乘此机会，帮他解决《仁学》的出版等事宜。
茶会由汪康年主持，开始由梁启超讲了讲召集这次茶会的宗旨，接着就由大家一边吃茶点，一边自由抒发意见，很快就争论起来了。
梁启超首先谈了对时局的看法，认为德国这次强占胶济，以武力相威胁，强迫割地赔款，完全是无理敲诈，必须坚决拒绝，联合英日，共同抗德。他还列举了康熙十一年，英国为救西班牙与法国作战，乾隆六年，英国为救奥地利与普法作战；乾隆二十一年，英国为救普鲁士与法俄作战；嘉庆元年，英国为拯救欧洲与拿破仑作战；光绪二年，又为救土耳其而与俄国对峙等等史例，说明英国确是一个存亡继绝、救人之国的侠义国家，是一个可靠的友邦。他认为，只有坚决与英国联合，才能避免我国被列强瓜分的危险。
对梁启超的这种见解，容闳却表示不太同意。他认为，英国也是老牌帝国，并不可靠，鸦片战争，首先就是英国挑起的祸端，后来又侵吞印度，占有缅甸，奴役他国，事例不少。只有美利坚合众国才真是新兴之国，自由之邦，最可信赖，所以应以联美为主。
在汪康年和罗振玉之间，也展开了一场辩论。最近，汪康年在《时务报》上发表三篇《中国自强策》，力倡伸民权、重公理、宣民性、振士气，主张以能开利源为能，以能创新学为优。罗振玉就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治国之道，民气宜静不宜动，一动便难控制，反会把社会搞乱。中国立国之道，向以礼让、教化、安民为本，如果侈言民权，但求富强，重末忘本，必将后患无穷。他还以为，现在国家多难，甲午战败后，如今又受到德国的侵凌，因此，舆论界绝不应再发表太多激烈言论，鼓动民心，制造动乱，否则只会增加国家民族的危机。
罗振玉的发言，却遭到了一个二十四五岁的英俊青年的激烈反对。那青年就坐在离谭嗣同不远的席位上。他不等罗振玉的话讲完，就霍地站了起来，侃侃陈辞。他首先慷慨激昂地介绍了最近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在广州起事，陆皓东等烈士英勇就义的情形；然后又列举事实，痛述满清政治之腐败，指出要挽救中华民族之危亡，非流血革命，推翻清室不可！
谭嗣同见这青年情怀激烈，气宇轩昂，便低声问身旁梁启超道：“他是何人？”梁启超也低声答道：“他就是陈少白，孙文的门徒，兴中会的主干，言谈、笔下都是很来得的，是一个很有胆识的革命党！”
他俩正在低声讲话，那边黄遵宪、陈三立又先后站起来发言了。他俩都是主张变法的。那黄遵宪指出，洪杨革命，历时十余年之久，终至于灭亡；孙逸仙在广州起事，筹划甚久，也遭到了惨重的牺牲，以失败而告终。可见流血革命，极难成功，而破坏性又大。法国近代的历史，就是个很好的证明。最好还是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自上而下地扫除弊政，推行新政，变法维新，较易奏效，而国家社会也不会遭到太大的动荡和破坏。
这时，神尾宇都宫也站起来即席演说道：“敞国十余年前，也同贵国今日一样，受到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威胁，屡遭屈辱。后来出了一批爱国志士，协助明治天皇，锐意维新，才逐渐强盛起来。外人不知，以为明治维新，完全是伊藤贤相和大山将军的功劳，其实真正的推动者却是一个普通的国民。这位普通国民就是我国的著名志士高山正芝。他本是一个平民，并无一官半职。但是他胸怀祖国，志向高迈，哀祖国之积弱，恨幕府之擅权，日日在东京街头痛哭演说，终于感动和激发了许多爱国之士，大家挺身出来，大声疾呼，倡维新之说，行变法之道，敝国才逐渐富强起来。诸君都是贵国的文苑英华，如能同心协力，共谋维新，大声疾呼，振奋民心，何愁贵国不强？”
其他也有主张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也有主张首先废科举、禁鸦片、戒缠足，一点一滴慢慢改革的；也有主张提倡国术，强健国民体魄的。议论纷纷，不一而足。谭嗣同第一次出席这样人数众多，自由辩论，毫无顾忌，畅所欲言的集会，感到十分兴奋，同时也受到很大的启迪。他虽然也讲了几句话，但是，更多的还是听大家议论。他觉得，在这样的场合，能够多听一听，对自己的思想更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