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8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确立了一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新战略，即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2005年10月11日。]。资源节约型社会是，以能源资源高效率利用的方式进行生产、以节约的方式进行消费为根本特征的社会，其核心是节约使用能源和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目标，以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遵循自然规律为核心，以绿色科技为动力，坚持保护优先、开发有序、合理进行功能划分、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追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实施建设这种两型社会，需要的指导方针包含了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含义是，环境保护是国家重要的基本国策，人们在进行工业化、现代化的经济生产中，不能再一味地从自然界摄取物质财富，应当将建立人与自然界的伙伴共同体作为居于关键地位的目标。微观含义是，保护国家的生态环境，珍惜点滴的自然资源，这是每个单位、每个公民都要做的事情。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此有个高度概括的表述：“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两型社会概念的提出与应用，明确地规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途径、模式和方向，对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美好的环境需要人来做，提高人的意识，改变行动方式，这很重要。在环境建设中，政府工作人员的作用是关键，而他们行为的差错负面影响也很大。例如，由于地方政府官员任期限制造成的地方政府官员的代际结构与人口学意义上代际结构的不一致性，从而导致了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由于代际责任追溯机制和代际补偿机制的缺失造成了企业排污动机强烈而污染减排激励不足；作为与后代人有着天然密切联系的代理人，当代公众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和市场在环境问题上的“双失灵”，但由于“搭便车”行为动机等因素的限制，也难以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因此，要避免地方政府环境规制过程与公众利益和代际公平原则的偏离，有必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协调当代三方供给主体的关系：建立有效的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和完善地方官员的责任追溯机制；加强企业环境管理，注重对企业服从环境规制行为的激励和政策引导；提高公众的环保参与意识，充分发挥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监督和督促等。
（三）突出民生为本的顶层设计
中国人民经过历史上漫长岁月的艰难困苦的奋斗，目前正在全力以赴建设富裕文明与和谐幸福的国家，目标是保证人民安居乐业，而环境保护与建设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目前，中国已有的经济结构在一些方面不适宜生态环境演变的客观规律，因为，粗放式的生产方式、低端层次的经济结构造成了环境恶化。一些地方空气质量下降、土地沙化严重，还有田野土壤含有过多的重金属，使得食品质量令人担忧。发展归根结底要回到为人民谋幸福上来，发展要以人为本，以民生为本。发展本身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过程与内涵都是复杂深邃、博大精深的，任何对之片面的理解都是一种肤浅。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幸福为代价，不能以总量增产为理由，让一些影响人民幸福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长期存在。
一些地方环境恶化，企业排污长期得不到治理，乱砍滥伐森林植被不能遏制，其中，关键问题是利益纠缠。从这几年的改革实践看，由于改革触及分配领域，在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的制约下，一些局部领域的改革虽然推出了，但是没有最终解决问题。实施“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是深入改革，解决环境与人关系问题的重要方式[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2010年10月27日。]。“顶层设计”，它本是源于系统科学的一个概念，是指用系统、全面的视角，审视系统建设中涉及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和要素之间的关系，实现统筹、协调发展的目的。解决环境和人的问题，就要实施改革顶层设计，统筹规划，系统性地梳理与解决改革中出现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坚持以人为本，在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同时，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统一。只有搞好顶层设计，才能确保改革成果为民众共享，社会才能长治久安。要强调的是，必须进行最关键、最根本、最基础、最重要的制度性变革，从最高层次进行全面设计，立足长远。
毋庸置疑，改革的顶层设计是战略性设计，其目的是解决事关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因此，改革顶层设计应当高屋建瓴，首先把握具有全局性的难点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改革设计。这既是提出改革顶层设计的本意，也是改革顶层设计的必然选择。环境是公共产品，这时需要进行顶层设计，政府作为公共法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去保护环境。当然，顶层设计，不是政府自行其是，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以人民利益为最大利益。中国公共利益部门化有愈演愈烈之势，一方面和政府进入经济活动过多有关，另一方面与体制转型期间相关制度建设滞后有关。强调顶层设计，就是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服务。
改革顶层设计，不能自以为是，这样必定违背自然规律。因为人类的发展一直与环境变化息息相关，不能任意凌驾于环境之上，这个道理也曾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普及。例如，世纪伟人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年）就曾撰写并于1859年11月24日出版了《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他在这部划时代的巨著中论述了生物进化中自然选择的重要作用，说明了自然环境与物种之间的密切关系。达尔文强调，物种必须接受自然界的挑战，自然选择塑造了生物的形态。物种必须朝着适应环境的方向进化，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给予高度评价。继承与弘扬人类一切智慧的思想财富，善待环境，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必然需要采用综合、配套的方式，系统谋划、顶层设计，用于制定保护环境的方针政策。创新可以提升科学技术，使之从生产力体系中的直接因素变为主导因素；创新可以改变资源的利用方式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进而推动和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障可持续发展及综合国力的提升。达尔文说过一句名言：“我始终努力保持自己思想的自由，我可以放弃任何假说，无论是如何心爱的，只要事实证明它是不符。”思索伟大科学家的名言，考虑继续进行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可以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依据当前中国现实需要，必须扬弃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天朝大国”的陈旧思维，认真地思考与处理中国环境与人口的关系，开创改革的新方法。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停止一切掠夺性开发环境资源的错误行为，要让自然界按照原来的方式自我循环，恢复生机勃勃的环境景观状态。这样，人们的一些利益会受到暂时的影响，一些人就会产生抵触情绪。因而，需要不断创新，处理好不同利益间的关系。一些难度大的问题，可以采用弹性改革方式，分阶段实现预期目标。
二、创建环境人类学基础理论与方法
环境人类学是一个有着多层次结构和形态的学科，是一个产生于全球环境恶化危机与人们普遍崇尚绿色时尚时代的新思想理论。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新学科的产生、发展如同一次思想的闪电，能呼唤社会的创新性动力。环境人类学属于新兴的学科，其创新性十分明显。
（一）环境人类学逻辑分析
环境人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其从社会文化变迁的全部领域内研究人类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涉及的范围自早期的人类社会直至当代全球化系统。更进一步讲，环境人类学自身是有多个层次结构和形态，基本上可以分为6个层次。它们一方面各自具有独立的特性，另一方面又有内在的相互联系，而且不断地演进、升华。
第一层次是主要概念。环境人类学最基本的单元和形式是，人们对生态环境与人类联系的相关事物的本质认识，这类认识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由此形成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表现为名词、术语，它们包含着对事物内涵与外延的规定。这些概念的真理性通过了实践的检验，更深刻、更正确、更全面地反映出了客观现实。
第二层次是基本理论。环境人类学的基本理论是，对影响人类文明发展的环境变化现象或事物进行科学解说和系统解释。它们是一个经过严密论证而组成的知识体系，包括三个基本要素：概念、基本原理和逻辑结论。这些基本理论包含着一些科学假设，预测着复杂的环境变化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而揭示未知的自然事物，由此更加深刻地表述了生态变化的规律。这些理论具有不同的抽象—具体程度，可以显示为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它们的表现形式有文字描述，也有图表和数学方程。
第三层次是结构体系。环境人类学的概念与理论按照一定的逻辑结合在一起，构建出独特的组成形态，显现出一个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能够清楚地表达一些重要的内容。此外，若干要素也不分散，它们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
第四层次是系统运动。环境人类学的学科构成的有机整体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科学理论源于客观实际，将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提炼为规律法则，这些学术思想便能带有预测性功能，能为未来的行动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