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季羡林先生与北京大学东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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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季羡林东西文化观与东南亚文学研究(1)

梁立基

季羡林教授是我国最著名的东方学泰斗。他不但学富五车,著述极丰,而且德行敦厚,智虑致明,是我国东方文化文学研究的带路人。季先生在东语系执教60多年,从1956年周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开始,便积极带领我们开展东方文化文学的研究,直到90年代他亲自制订和主持我国东方文化研究的跨世纪工程——《东方文化集成》,已为我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东方文化文学的教学研究人才。我自己就是在他的言传身教下,走上东方文化文学研究道路的众多学人之一。

季先生经过长期的探索与思考,对东方文化的研究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特别在他主编的《东西文化议论集》里有比较集中的表述。根据个人的体会,我认为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对世界四大文化和东西文化体系的论定

季先生说:“文化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他又说:“文化虽然千差万殊,各有各的特点,但却又能形成体系。特点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文化,组成了一个体系。据我个人的分法,纷纭复杂的文化,根据其共同之点,共可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再扩而大之,全人类文化又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

二、对东西文化根本差异根源的论定

季先生说:“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有其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既然同为文化,当然有共同点,兹不具论。其不同之处则亦颇显著。其最基本的差异的根源,我认为就在于思维方式之不同,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季先生说,东方是“合二而一”,西方是“一分为二”;东方主张“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西方主张征服自然,穷追猛打,暴烈索取。

三、指出东西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

季先生从东西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出结论:“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是说,东方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曾经有过“三十年河东”的辉煌时期。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东方文化曾领先于西方文化,对人类的贡献更大,影响面更广。到了近代,经过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西方文化才进入“三十年河西”时期,在世界范围内独领风骚。而东方国家则大部分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东方文化也从此走向衰微,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东方文化的历史作用与贡献,对之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四、主张“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并举

季先生说:“今天,在拿来主义的同时,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为了全体人类的福利,为了全体人类的未来,我们有义务要送去的,但我们绝不会把糟粕和垃圾送给西方。”

五、主张东西文化优势互补

季先生说:“从历史上看,二者实可互补而代兴。‘西方不亮东方亮’。东西方有识之士,都能认识这个道理。西方文化出了问题,则乞怜于东方文化,济之于东方文化,是很自然的事。”所以他认为现在应该“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文化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

季先生关于东西文化的学术观点与主张,对我们从事东南亚文学研究无疑具有指导意义,而东南亚文学的发展历史也充分论证了季先生的上述论断。

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无一例外,都要受到四大文化中的一个或若干个文化体系的直接影响,而东南亚则更加与众不同,世界四大文化都汇集于此,对这个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其结果使东南亚的文化别具一格,既受到了世界四大文化深远的影响,又保持着固有的民族文化特性。东南亚文学作为东南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也要受到世界四大文化和文学的深刻影响。在东方文化“三十年河东”时期,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影响在先,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在后。至于西方文化和文学,在那个时期可以说还鲜为人知,要到近代西方向东南亚进行殖民扩张之后,尤其进入现代民族觉醒之后,其影响才显露出来并与日俱增。

为什么“三十年河东”时期东方三大文化体系会对东南亚文化文学产生直接和深刻的影响,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地缘上讲,东南亚正处于中国和印度的接合部,又是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海上交通的必经之道。因此,东方三大文化体系能在此地区传播先得于地理之便。

其次,从民族渊源关系上讲,东南亚许多民族的发源地是在亚洲大陆的南部地区(中国西南地区),因此东南亚与中国可以说有着非常深远的民族渊源关系。

再次,从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来讲,中国和印度处于大大领先的地位,而东南亚是属于社会文化发展比较后进的地区。当东南亚开始出现早期王朝的时候,中国和印度早已建立起具有相当完备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国家了。因此,东南亚新兴的统治阶级在新建王朝时,必然要向邻近的先进国家中国或印度学习,借鉴他们先进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吸收他们先进的文化,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所以,东南亚最初出现的国家和王朝都带有中国文化或印度文化的印记,看来绝非偶然。

最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影响并不是平行对等的,处于社会发展阶段更加先进的民族,其先进的文化在相互交流和影响中,总是起着主导作用。整个东南亚文化文学的发展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诚然,早期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对东南亚都有深远的影响,但在一个国家,谁的文化影响最大和占主导地位,这取决于该国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统治阶级的选择,同时也受不同文化性质的制约。一般来说,外来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和影响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政治途径,一是宗教途径。

中国文化基本上不属于宗教文化,早期中国并没有为宗教服务的文化,也没有热心于四处传播宗教及其文化的僧侣和传教士。因此,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最初主要是通过政治途径,是伴随中国的政治势力而来的,其影响所及也多限于中国政治势力所能到达的范围。所以,在东南亚只有越南受中国文化的直接影响最深。

印度文化则不同,它主要属于宗教文化,宗教利用文化,文化为宗教服务,无论是婆罗门-印度教还是佛教,无不如此。因此,印度文化主要是通过宗教途径在东南亚广为传播的。宗教所到之处,为其服务的文化也随之而至,而宗教及其文化又能起精神支柱的作用,这正是新兴的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所以其传播面和影响面更加深广。除越南外,东南亚的其他国家都处在印度教和佛教文化的影响之下。这就是为什么印度虽然不像中国那样与东南亚有密切的民族渊源和宗藩关系,但印度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在广度上和深度上却大大超过中国文化。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要晚得多,到13世纪以后才端倪渐显,主要也是通过宗教的途径。伊斯兰教的传播,集中在东南亚的南半部,即马来群岛地区。在伊斯兰教取得统治地位的地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便取代了印度文化的影响。而东南亚的北半部地区,如缅、泰和印度支那,则因佛教在那里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伊斯兰教难于进入,于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也就很难在那里传播,其影响也就微不足道了。

宗教在传播文化方面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宗教文化之所以可以对接受这个宗教的国家直接发挥影响,还得力于该国统治阶级的积极提倡和自上而下的推广。他们需要用宗教文化来建立王朝的上层建筑,借以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由于这个缘故,印度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便占有巨大的优势,能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到了近代,西方国家在经过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之后,率先摆脱了封建主义的枷锁而进入资本主义全面发展的时代。以人文主义、科学、民主等为基础的近代西方文化从此步入“三十年河西”时期。但不应忘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是以东方民族(日本除外)作为其牺牲祭品的。从16世纪起,西方向东方殖民扩张的结果,使东方的封建国家和王朝逐一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曾经创造过辉煌的东方三大文化的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国家也未能幸免。进入近现代之后,处于先进地位的西方文化便超越东方文化而领导世界文化的新潮流。对东南亚来说,西方文化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政治途径,是伴随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而来的。所以在开始的时候,西方文化理所当然地要遭到东南亚各国的敌视和抵制。但先进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已无法阻挡,尤其在东南亚迈向市场经济和进入现代民族觉醒的时代,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去接受先进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和需要。从东南亚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西方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也集中体现在近现代的文化上。这里有必要指出,西方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伴随西方的殖民扩张而来的,为西方殖民统治者对殖民地实行奴化政策服务,具有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代表近现代最先进的文化,其人文主义思想和科学民主理念启发了殖民地人民的现代民族意识,具有正面的影响。西方文化正负面的双重影响贯穿了东南亚的整个近现代史。

下面简单论述世界四大文化对东南亚文学的影响:

一、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国史书上有关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记录始于秦朝统一中国之后。据中国史书记载,越南(古称交趾或交州)从公元前2世纪起,已正式纳入中国汉朝的管辖范围之内,从此受中国封建王朝统治1000多年,越南史书称之为“北属时期”。中国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交往也从汉朝时期开始,但更广泛的交流,特别是文化交流,则始于7世纪的唐代。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在同一时期里,东南亚也出现一个最强盛的佛教王朝室利佛逝。唐朝与室利佛逝王朝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通过佛教,其开拓者是著名的唐高僧义净。到了15世纪明朝全盛时期,以郑和七下西洋为标志,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进入第二个高潮。明成祖即位后向外积极推行“宣德化而柔远人”的睦邻安邻政策。而东南亚是郑和船队去的次数最多和停留时间最长的地区,也是郑和贯彻睦邻安邻政策最为成功的地区。东南亚出现空前的访华热潮,许多国家的国王亲自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到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首先是渤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于1408年亲自率王后王子和陪臣150余人来华;随后是满剌加(马六甲)王朝的第一代王拜里迷苏剌于1411年亲自率领540余人正式来朝;后来还有菲律宾的苏禄国三王于1417年率领340余人来华访问。他们都受到明帝热烈隆重的接待。明朝时期中国和东南亚的大规模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不但在明史里有详细的记载,在马来古典名著《马来纪年》里也有生动的反映。

但从广度和深度来看,尤其在文学方面,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还是远不如印度。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的直接影响仅及越南,因为越南有1000多年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直接管辖下。公元939年越南民族才第一次建立独立的封建王朝──吴朝,但仍与中国维系宗藩关系,沿用中国建制。中国文化的影响通过政权的关系已渗透到越南民族生活的各个领域。汉文是越南民族最早借用的文字,也是官方规定的全国通用文字。越南的早期文学是汉字文学,13世纪以后,越南建立陈朝,在汉字基础上创建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喃字”,并由此而产生喃字文学,与汉字文学并驾齐驱。在喃字文学里,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仍然处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