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兰？它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块地方。学术上的德意志兰从何处开始，政治上的德意志兰就在何处结束。——F.席勒
在当今世界上，除德意志人称自己的国土为“德意志兰”（Deutschland）外，恐怕只有中国人和日本人是按其音而予以称谓的，中国人称德意志兰为“德国”，日本人称之为“独逸”，而其他多数国家则称之为“日耳曼”（Germany）或其他名字。这些不同的称谓，虽各有其历史渊源，但也说明德意志兰问题的复杂性。
我们中国人把德意志兰简称为德国，算不上错，但却易于把国土（Land）和国家（Reich）两个不同的历史层面混淆。“德意志兰”主要指的是土地和祖国，属民族融合范畴，而“德国”却可指政治上的国家形态，属国家政治范畴。在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国土”和“国家”基本是相一致的，甚至可相互置换。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中国”理所当然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国土和国家，“德国”当然也理应代表着德意志民族的国土和国家。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对一个长期处于民族融合过程和长期政治分裂过程的德意志兰来说，“国土”和“国家”却是不一致的，而且是相互分离。学术界、知识界理念中的德意志国土和国家的统一体，在现实的政治中却往往并不存在。这才引出德意志作家和历史学家席勒（FriedrichvonSchiller，1759—1805）在1795年写的讽刺诗中的大声呐喊：“德意志兰？它在哪里？”从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史考察，只有到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后，德意志兰才包含了国土和国家相一致的含义，把德意志兰译成“德国”才真正名实相符。德意志史也才可以称为德国史。这一点我在这里先予说明。
“德国在哪里？”这是一个长期困扰德意志人的历史大课题。特别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下，在德意志的启蒙思想家和人文学者圈子中，对“德国在哪里”的反思特别强烈。1830年大文豪歌德（JohannWolfgangGoethe，1749—1832）痛苦地说：“我们没有一个城市，甚至没有一块地方可以使我们坚定地指出：这就是德国！如果我们在维也纳这样问，答案是：这就是奥地利！如果我们在柏林提出这样的问题，答案是：这里是普鲁士！”同时代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Klemens Wenzelvon Metternich，1773—1859），则是坚决反对德意志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的国家，认为有一个德意志民族的说法，“纯系一种神话”，“德意志兰”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已。梅特涅的话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不存在”一个德意志的民族国家。
显然，“德国在哪里？”课题的核心，乃是存不存在一个德意志人的民族国家，而“德意志人”和“德意志民族”本身又是在一种杂乱的、动荡不定的历史激流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和分裂，进而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分裂，就构成了德意志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从而也构成了德意志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公元920年，日耳曼人的东法兰克王国改称为“Regnum teutonicum”（德意志王国），开始了日耳曼人一些部落族民（Vlker）的德意志化融合过程，这也可视为德意志历史的开端。这块首次被“找到”的德意志人国土，它的发展却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模糊的悲剧色彩，因为它潜藏着至少四重强大的分裂因素。第一重是国土地理上的。德意志王国居于欧洲的中央地带，素有“中央之国”之称，在东西两面都没有天然疆界。它的边界一直变化不定，或者由于外国人进入德意志兰，或者更多是德意志殖民者向外特别是向东方推进。由于周边都是其他国家，德意志人的领土扩张主要指向欧洲大陆而不是海外，东扩运动一直伸延到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诸国和俄国，这就构成了德意志人同欧洲东西部国家之间的严重冲突，特别是同东西强邻俄法之间的激烈争夺。德意志问题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欧洲问题”。欧洲国家特别是欧洲大国，历史上都是反对德意志统一的。第二重因素是民族构成中的“分崩离析”性。德意志兰远不是一个单一族民（Volk）、单一民族（Nation）的居住地区，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勃艮第人、弗里森人、盎格鲁萨克森人、士瓦本人、图林根人和斯拉夫人全都混合在一起，再加上北欧日耳曼族的波美拉尼亚人、阿尔卑斯山北的巴伐利亚人、“肃漠”的普鲁士人和“热情”的莱茵兰人以及半斯拉夫的西里西亚人等，就构成了德意志人。我们很难想象被希特勒吹嘘为最高贵、最纯粹血统的德意志民族，其渊源竟是如此庞杂多样；我们也很难想象，这种民族的“分崩离析”性会对德意志人的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文化艺术思想产生如此不可思议的影响。第三重因素是德意志人精神（或称灵魂）的多重性和分殊性。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Nietzsche，1844—1900）对德意志人的精神本质曾作过深刻的描述：“德意志人的灵魂首先是多重性的、多源头的、混合重叠的，而不是实实在在地建立起来的，这是由于它的起源：德意志民族是多种族民的最特殊的混合，也许其占优势的甚至是雅利安人之前的种族成分。因此，德意志人比起其他民族来，对他们自己就更为不可捉摸，更为复杂，更为矛盾，更为不可知，更难预测，更令人吃惊，甚至更为可怕”，“德意志人的灵魂中有一些通道和长廊，带有各种洞穴、掩体和地牢；它的杂乱无章具有神秘之美；德意志人很熟悉通向混乱的僻径。正如每个人都爱好自己的象征一样，德意志人爱好浮云和一切模糊的、发展变化的、朦胧的、不引人注意的和隐藏着的事物；对他来说，似乎凡是不稳定的、不成熟的、自行转移的和成长着的东西都是‘深邃’的。德意志人自己并不存在，他处于形成之中，他在发展他自己！”尼采在另一处说得更明确：“如果一个德意志人大胆声称：‘在我的心中啊，盘踞着两种精神’，那将是对真实情况的一种错误猜测。或者更确切些说，他远没有把精神的真正数目说够。”这种精神的多重性和矛盾性，凝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特性，而这种特性又决非像一些德国史学家所说的是“天赋的”或“先天的”，更不是决定德意志历史面貌的原始力量。相反德国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主要原因存在于它的历史之中，也就是由于它的发展演变。因此我们有必要追溯德国到非常遥远的过去，特别是18世纪末以来的巨大转变。第四重因素是不存在着一个中央王权，而存在着诸侯坐大的邦国主义。与西欧其他国家不同，王权在德意志兰从未达到中枢地位。神圣罗马帝国的传统统治着政治思想。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光环萦绕下，中世纪的德意志国王梦想建立一个全球帝国；他们的注意力经常是集中于意大利而不是德意志兰，他们的力量消耗在同教皇的无尽无休的斗争之中。德意志国王不得不要求其封建贵族给予援助，并对他们作出巨大的让步。正当法国君权在同封建贵族作斗争中巩固起来并使法国成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王朝国家，以及进入近代时期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发生了封建主义的崩溃进而形成为紧密团结的民族国家之时，德意志的封建贵族分离主义势力反而日益猖獗，王权式微到不起作用的地步。德意志兰到17世纪中分裂成拥有主权的314个邦和1475个独立骑士领地，中央王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民族主义同普泛主义之间，大一统主义同邦国爱国主义之间，自由主义同封建主义之间，以及奥地利同普鲁士之间长期而深刻的冲突，正是德意志政治分裂的明显表现。这种政治分裂和紧张状况的结果，阻止了像在英国和法国发展起来的那种较正常、较健全的民族主义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