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在处理犹太教徒关心的事务时，同样表现出大度。首先，1862年，在美国以色列人代表董事会的大力促进下，他同意招收犹太随军祭司。那是在7月份。到了12月，当时在密西西比指挥部的格兰特（u．S．Gzant）将军签署了第十一号命令，将所有居住在他所控制的州里的犹太人悉数驱逐出境。“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已被认定涉及走私活动。林肯撤销了那一道命令，后来他对犹太领袖们说：“惩罚一个整体，说得最轻，也是冤枉好人。我不想听到哪一个整体或哪一个民族，因为其中出了几个败类，就必须全部跟着遭殃。”这场回合虽然赢了，但斗争仍在继续。1866年，当南方人都必须起誓效忠联邦时，必须将手放在“神圣的传播者”，也就是福音书上，这是犹太领袖们必须击退的另一次具有宗教色彩的挑衅。
耶稣受难日的一宗命案
1865年4月14日，星期五，瓦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在多年后回忆道，“那一天，似乎全国各地都是个好天——从道义上讲也是如此——那段漫长的风暴、那样黑暗、手足相残、充满了血腥、疑惑、和郁闷的风暴，终于过去了，红日东升，内战以联邦大获全胜、分裂主义被彻底粉碎告终——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李（Lee）已投降；叛乱已被平息。然后，夜幕降临之后，林肯在福特剧场被刺杀身亡。
那宗刺杀案发生在耶稣受难日，正值犹太教的逾越节，在那场将美国从往昔的罪孽中解救出来的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并没有被任何人忽略。在康涅迭克州的哈特福特（Halford），洗礼教会主教克兰（c．B．Crane）称这起谋杀是“十八个世纪之前在犹地亚（Judea）的卡弗里（耶稣受难地）发生的著名悲剧——第一个受难日的重演”。
在谢理兹·以色列犹太教堂，杰克斯·裘达·里昂祭司为林肯祈祷，“我们为正直、诚实的亚伯拉罕·林肯突然离开痛哭……”林肯像任何一个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士那样，在他的痛苦和奋斗中，和杰弗逊一样，成了他众多的追随者的一面镜子。林肯曾经写道“也许我的归宿是在我走向垂暮的过程中，就像总在发问和疑惑的托马斯（杰弗逊）那样，摸索和推理，直至终了”。林肯选择杰弗逊这个先知（最初传教者）作为例子这一点颇耐人寻味，因为尽管杰弗逊最初彷徨和疑惑，他最终还是坚信耶稣的复活，他称他为“我的神，我的上帝！”也许，这是一个小标志，在灵魂深处，林肯坚信在摸索、推理、发问和疑惑终结之时，他也会在垂暮中复活，他对上帝的规律坚信不疑。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由于林肯与上帝这个理念之间在理智和情感方面的沟通，美国在经过这场战争愁云之后，不仅维持了统一，而且变得更加强大、更加自由。
中间立场的领袖们
不难预料，美国人将那种能量和自由继续用来互相争论。那场推动以基督教修宪的运动，给了那个持不可知论（Agnostics）立场的律师、教师和“自由思潮”运动的领袖罗伯特·英格少尔（Robert．Ingersoll）一个可乘之机，他不仅将矛头对准了公共宗教，而且对准了整个宗教界。
尽管英格少尔走得比当时和今天的大多数美国民众都要远，他为不断捍卫良心的自由激发了热情，也明确了目标。假如美国民众修改宪法以“承认上帝的存在和至高无上”，他问道，那么政府是否将执行这条新法？“否认这一宪法中的上帝是否算犯罪？”英格少尔问道：“触犯这条法律的人是否要被带到刑事法庭上绳之以法？政府有权强迫他闭嘴吗？这难道不就是宗教迫害的开端吗？”结果，英格少尔最坏的预测从未变为现实。
那是因为共和政体在这些争论中起了作用。如果真有更多的美国民众想这样修宪，他们就会向国会和总统施加压力。那些对将上帝带进公众事务而不安的人们可以在这个故事中找到安慰，因为这个故事显示自由对所有人的价值——笃信宗教的人们可以自由地请愿，总统和参议院可以拒绝采纳他们认为“无必要、欠考虑”的提议。于是，美国公共宗教的温和中立的性质得到了保护。而且，不是林肯一个人将基督教修正案排斥在外。尽管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不断有人试图修宪，但没有一个总统认为那是合情合理的事。中性的立场占了上风。
持温和中性的立场的人们从来不缺代表他们的那些不露声色的领袖。谈到美国总统，很少有人谈到约翰·泰勒（Johntyler）——他既不能与杰弗逊相提并论，也无法与林肯同日而语；但是，他却是一个在公共宗教这个问题承启上述两位伟人的一个重要人物。泰勒是一个来自弗吉尼亚的英国国教信徒，继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之后入主白宫，1841至1845年问任总统。他像杰弗逊一样，是一个自然神论者，相信理性分析的价值；他也像林肯，多少有点清心寡欲。
“一个不知病痛的人，就不会知道健康所带来的欢愉，”泰勒曾在给他的女儿的信中这样写道，“所以……我已经相信世间万物变幻无常，全在造物主的掌管之中，由他为自己创造的生灵造福。”他具有一种哲理化的特性，他曾说过：“一个用公正的态度推测神意的人可以独自拥有一个公正的神学观。”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哲理化特性——他相信凡人只可能琢磨上帝的意图但无法完全理解那些意图，形成了他对不同宗教的宽容态度。
1841年，哈里森总统去世。泰勒在建议一个全美祈祷日时，用了“基督教信徒”这个词。一个住在里奇曼的名叫雅各布。依兹基尔（Jacot Ezekiel）的美籍犹太人要求泰勒对此作出“解释……因为他必须对那些不信奉基督教，但信奉超自然神明的人们有个交代”。在回信中，泰勒的态度非常谦和。显然，他意识到自己犯的错误，并且没有试图遮掩。他告诉依兹基尔，他没有打算“在这一庄重的场合，将任何一部分的同胞从一个和谐的联邦中排除出去……因为我对于你的民族，除了非常尊重之外，没有别的看法。从你们民族的古代预言家那里沿传至今的智慧，过去是，乃至永远都将是人类道德训诫永不枯竭的源泉——在《圣经》上明确记载了亚伯拉罕的上帝、艾萨克的上帝、雅各布的上帝，以及基督徒和以色列人的上帝对他选中的民族的偏爱和保护——我希望，先生，这个解释能够消除所有的误解，你和你所在族裔的所有人的声音，将在我建议的那一天随着祈祷，传到我们共同的天父的耳中”。
1843年，在他的任期后期，泰勒提出了自己对宗教和自由的观点：“合众国一直在尝试一个伟大和崇高的试验，这是一个被公认的史无前例的冒险的试验——教会与政府的完全分离。在我们周围，没有依靠法律建立的教会。人们的良心不受任何限制，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信奉自己的创造者……穆斯林假如来到我们中间，将享有宪法赋予他的特权，按照古兰经的教义去信神；来自东印度群岛的人如果乐意的话，也可以造一座供奉婆罗贺摩的神庙。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机构反复宣传的宽容精神。”他接着说：“在世界其他地区遭到迫害、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希伯莱人在我们中间安家，不用担惊受怕。”随着美国日益多元化，像泰勒提出的理想已变得越来越接近现实。
不知晓党人
不难理解的是，人们往往用枪林弹雨的战争作为主线来讲述美利坚的故事——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内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后来的打击塔利班和萨达姆。
侯赛因统治的伊拉克战争等等。但是文化战争——时而激烈火爆时而缓和平静——在那些被卷进上述冲突的百姓的心中经常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
有关天主教在美国生活中的地位的文化争端始于十九世纪，一直延续到进入二十世纪后的许多年——这是一个漫长的斗争，进一步地印证了美国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不仅仅是近代）是怎样对待文化多元化问题的。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信奉天主教的移民大量涌人，先期到达的信奉新教的居民，出于历史上反“骡马天猪教”（Popey）的歧视和偏见，以及对天主教移民所产生的影响的担忧，对大量涌人的天主教移民非常反感。史称那个年代为反天主教、反移民的“不知晓党年代”。之所以称为不知晓党，是因为该党党员身份对外不公开（对外否认反天主教的排外运动的存在——自称什么都不知晓——成了该党的特征）。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菲利普·汉伯格（Philip Hamburger）在他2002年出版的一部既精彩又具有挑战性的名为《政教分离》（Separation Q厂Church and State）的书中，将政教分离观念在美国民间普及的开端定在新教徒排斥天主教徒的高潮期。当天主教会学校向政府要求经费资助（一部分的理由是当时被称为“公立学校”，从本质上讲，属于新教的势力范围，校内举行诵经和祈祷仪式），新教教徒突然之间变得热衷于政教分离的主张。汉伯格在书中引用了一段当时反天主教的号召：
难道我们的公立学校，共和国最光明的未来，将被欺世盗名的天主教神父、大主教或教皇玩弄于股掌之中吗？
耶稣和达尔文
对于大西洋两岸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来说，那个年代既是重视信仰，又是疑惑重重的年代。在英国，洛格比（Rugby）学校的神父托马斯·阿洛德之子、约翰·凯伯勒神父的教子、诗人、牛津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马修·阿洛德（Matthew Amold），放弃了他的信仰，并且在《都弗海岸》一诗中捕捉了越来越多的不可知论的一些内心感受。在他1867年写的诗中说：
信仰之海
曾几何时，汹涌澎湃
就像一条宽广、明亮的绸带
席卷而来。
但而今，我的耳边只有
它那抑郁、冗长的退潮的低吼，
借着晚风
向无边的阴郁之邦退去
身后留下满目疮痍的世界。
啊，爱人，让我们坦诚相见！
因为这个世界，似乎总在欺骗我们的眼睛
看似一个梦幻之乡，
如此绚丽多彩、瑰丽新颖，
其实没有一丝欢愉、爱情和光明，
信义尽失、征战无度、民间疾苦，无人呵慰；
我们仿佛置身于日薄西山的旷野
那里，无知的士兵正在黑暗中厮杀，
纷争、惊恐、溃散、天下难得一片净土。
《都弗海岸》是一首经久不衰的脍炙人口之佳作——是类似十九世纪义兹（Yeats）的《耶稣重返》（Second Coming）那样的杰作，在二十世纪，这些诗作经常被用来煽动血腥争斗和动乱——但是阿洛德的这首诗在当时非常应景——源于旧大陆的、对美国人的观念和生活具有巨大影响的两个最重要的思潮正在席卷美国。第一个思潮源于德国和法国，那里对《圣经》和耶稣平生的历史根据的学术研究日益高涨；第二个来自于英国，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了。
艾尔伯特·斯韦茨（Albert Schweitzer）那部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耶稣探源》（Qest ofthe Historical．1esus）于1906年出版。两个世纪以来，众多学者为了将历史上的耶稣（一世纪在犹地亚出生、成长的那个人）和宗教信仰中的基督（被上帝“选中的”的人，他的名字是古希腊语中“Chtistos”的转译）区分开来，做了大量考证，这部著作可能是第一部集这些学者心血之大成之作。这种探寻，以及向《圣经》字面上的、有据可考的准确性提出质疑的暗示，远比斯韦茨的书上写的来得久远。夏洛特·爱伦（Charlotte Allen）在《真人耶稣——寻找历史人物耶稣》（THe Human ChrThe Searchor the Historical．Lesus）一书中指出，现代出现的对《圣经》的批判始于1678年。当时，一个名叫理查德·赛蒙的法国天主教徒，在使用梵蒂冈后来称之为“咬文嚼字”的方法研究《圣经》。一旦《圣经》被看成是人用自己的情感写的，而不是直接从上帝那里传下来的，一个读者就可以自由地——也有权用批判的眼光——去读。例如，上帝在六“天”里创世的故事，就可以有一种新的理解，一个人可以将其理解为象征或比喻，另一个人可以深究“天”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内容中的变异和含义。一个名叫约翰·艾伯切特·班吉尔的新教徒，也是在这个人们探索怎样用推论和智能等方式来解释《圣经》的启蒙时代中不能不提的一个人物。这些批判主义运动的宗教奠基人的风头，很快就被更加时髦的、诸如伏尔泰和托马斯·恰伯（Thomas Chubb）这些自然神信徒抢了过去，他们认为“探索”（quest）是和有组织的教会的臆造作斗争的一件有效的工具。（我们已经看到，杰弗逊和富兰克林都曾受到这些争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