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初秋的一天，从志愿骑兵队时期（RouRider）得了个“上校”称号的老罗斯福赶早出席了位于华盛顿威斯康星大街上的宏大的哥特式教堂——圣彼得和圣保罗大教堂（后称为国立教堂）的纪念砖安放仪式。据《纽约时报》报道，伦敦大主教也在场，仪式上用的是国会大厦安放纪念砖时用过的泥铲。老罗斯福发表了一篇主要针对基督徒的演说，他向他们提出挑战，呼吁他们将福音书里的内容转化为行动，他说，“各种教条之间互相竞争的真正场所，都在实践之中，通过检验结果，看哪个信条对人类的贡献最大……”他是个爱书之人——他平素抚卷不止，自己还写了数十本——一个朋友回忆说，在哈佛读书时，外出游玩宿营时，他都会带上《圣经》。“有些人读《圣经》的目的是找条捷径上天堂，”一个名叫比尔·西沃的朋友曾说，“西尔多读《圣经》是为了找出以及如何去追求人间正道。”
作为一个总统，他颇为自己吸引广大追随者注意力的能力自得。
“我被任命为一个牧师，”老罗斯福有一次说，“不错，也许我的确是一个牧师。我拥有这么一个占据优势的总统讲坛。”他的目标之一是将内战期间加进美国货币的“我们相信上帝”这句话去除掉。老罗斯福的动机是宗教性的，而不是世俗性的：他认为加进这句话的做法“太像在亵渎圣名”。在赛蒙·切斯担任财政部长期间，这句话开始出现在货币上，但是，老罗斯福认为这一传统“从任何角度看，都是极其令人遗憾的”。
他认为，祈求上帝作为自由和美利坚的保护神理所应当，但是，在货币上添上那句箴言似乎有欠考虑，甚至是在亵渎圣名（为他写传记的作家之一的话）。“这句箴言理应刻在我们那些宏伟的国家纪念碑上、法院的圣殿、我们的立法院，以及像西点军校和安那波利士（Annapolis）海军军官学校那样的建筑物上——简而言之，刻在任何被人看到能就激发起崇高情感的地方，”老罗斯福在给来自纽约的一个为保留这句箴言游说的神父的信中说，“但我认为，将其放在硬币上的这种令其含义贬值的做法，似乎是极不明智的，就像将其放在邮票上或者广告上会令其贬值一样。”这是一个很有道理的论证，但老罗斯福未能如愿。
然而，从内心上讲，老罗斯福是重行轻言的人。“我不知道哲学家怎么可能给宗教下个十全十美的定义，”他曾说过，“但是，从麦卡到杰姆斯，宗教的含义一直是：人通过遵循公正和宽容、明智和正义的道行，为自己同类服务。”他牢记圣杰姆斯先知的一段话：“做身体力行的人，不要做只听这些话的人……这样，你就能看到一个人的行动能为自己正名，而不只是一个人的信仰。”富兰克林、杰弗逊和亚当斯也都持这个观点。这一类的观点最能影响美国政治运作，因为他们不需要表露自己对某一特定的神圣概念的信仰就能求助于神。
捍卫自由的斗士
然而，党派之争时时刻刻都在威胁文明行政，尤其是在宗教问题上。1908年，老罗斯福决定不再竞选连任（后来他为此决定后悔），在威廉·哈沃德·泰夫特（william Iowardtaft）竞选作为老罗斯福的继任总统时，老罗斯福对那些怀有宗教动机的人对信奉唯一神派的泰夫特发动的攻击作出了反击。“现在有相当多的人反对他……只是由于他所持的宗教观点。”他这里指的是泰夫特的竞争对手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ennings Bryan）。“想象一下，美国有这样一个总统，他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而且将我们尽善尽美的救世主看成是一个……低级、狡猾的骗子！”1908年7月的《五旬节教会先驱报》（Penecos—talHerald）上曾这样指责泰夫特。
老罗斯福在1908年8月从蠓湾发出的一封信中，试图引用历史来给“威尔”（他对泰夫特的昵称）打气。“我只是认为你不能允许任何这种严重违反我国政府第一条原则的、在你获得选票之前逼着你皈依某种教义的作法得逞。”老罗斯福在信中说。接着，他继续写道，他还应该对选民们说，“林肯也曾由于信奉非主流的基督教，遭受过同样的攻击，而杰弗逊遭到的攻击则远较此严重。”
随着大选日期渐渐l临近，老罗斯福变得愈加气愤。10月，在回复一个请他建议泰夫特就宗教问题公开表态的朋友的信中，他好好地利用了一回他珍藏的总统讲坛。“在我国，假如我们只能支持一件事，那就只能是完全的宗教自由，和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的良心敬奉自己的创造者的权利，”老罗斯福写道，“在表示愿意支持他当选之前，先要审问他的宗教信仰的做法，是对这种权利的彻底否定。他究竟是不是个好人？他做总统是不是够格？这些才是人们有权提出的问题，对于泰夫特先生来说，毫无疑问，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然后，老罗斯福谈到他在白宫时遇到这一类问题的经历。“在我自己的内阁里，现在有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犹太人——新教徒还分不同的教派，”他写道，“除了他们在所在公职上的表现之外，我不会对他们区别对待，或者给他们下评论。”
最后，在竞选结束后，在另一封谈及同样话题的信中，老罗斯福的口气甚至更像麦迪生。“歧视某一教派的人，就意味着针对其他教派的报复性歧视，”他写道，“这种做法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将是对我们真正的良心自由的抛弃，以及回到那种可怕的充满宗教纠纷的处境，那么多国家的历史都已证明，这种环境是真正自由以及文明进步的死敌。”在倒数第二段中，老罗斯福写下了他的预见和祝福：我相信这个共和国将延续许多世纪。如果真是如此，它的总统中就无疑会有新教徒、天主教徒，很可能在某个阶段，还有犹太人。作为总统，我一直在努力处好与我的信奉天主教的美国同胞的关系，因为我希望任何将来出现的信奉天主教的总统也能这样与信奉新教的同胞相处。如果我作任何其他选择，我将会觉得我不配代表美国人民。
最后，布莱恩在大选中落败——这个结果表明，如果某人在字面上接受《五旬节教会先驱报》的观点的话，一个不相信耶稣神性的总统，比起一个完全从字面理解《圣经》的总统更让美国民众放心。1925年，布莱恩在一个闷热的田纳西法庭里，在捍卫了他那本《圣经》的纯洁性之后不久去世。
敬神的威尔逊
1913年，美国的中央腹地面临着一个新的有关政教关系的考验。
印地安那州的格利市（Gary）提出了一个方案：在公立学校就读的学生可以“离开”课堂，到校外的机构接受宗教教育。这在美国犹太教内部产生了分歧。纽约的一个著名犹太教祭司山缪·舒曼（Samuel Schulman）在一封私信中，动情地描述了宗极少数派面临的难题。“在美国，我们面临着一个独特的，因此非常敏感的问题。”他在信中说：我们当然想将我们的宗教信仰、诵经、唱诗这些活动放到公立学校之外进行。但同时，我们知道在全国范围内，道德和宗教教育是不足的……犹太人凡事只为自己考虑，总是将事情往坏处想、牢骚满腹的做法是个错误。他们必须用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方案取代那种消极的态度。不然的话，他们很快就会被这个国家信奉基督教的男女归入无神论者，和那些对青少年的宗教教育不感兴趣的那一类人。那种情况，当然不理想，因为这和智慧的犹太人的形象相反，同时也是与真正的美国精神背道而驰的。美国虽然不是神治的国家，政府和教会是分离的，但一直是具有宗教色彩的。
在格利方案提出的那一年当选为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同意舒曼信中的许多观点，因为他支持为少数派和弱势群体抵御多数派和强势群体来争取公道和权利。他是一个长老会神职人员的儿子，说起话来，像是个有牧师味道的教授，或许像个有教授味道的牧师。不论是教授还是牧师，都不特别适宜做一个政治家，但是，威尔逊将一个传教使命——非议他的人称之为“救世弥赛亚”的精神——引进了美国的生活和国策。“这是一个上帝通过我们的手建立的国家，”威尔逊在纪念林肯“葛底斯堡演说”发表五十周年的仪式上说，“我们将用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呢？”
威尔逊介入“一战”的速度较慢，最终，他看到了许多美国在海外应该做的事。当然，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和老罗斯福都不是那种退缩的孤立主义者。1913年，当整个世界陷入战火之际，威尔逊给当时已经显而易见的华盛顿帝国之梦注入的是美国所坚持的明确的道义立场和宗教热情。美国在海外遥远的国度里显示自己的实力（军事力量和非军事力量）的冲动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有一个古怪的名称：威尔逊主义（wilsonianism），其本身与美国的公共宗教有关。“将这些伟大的和平民众带进这场战争，带进这场所有战争中最可怕、最具灾难性的战争，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人类文明本身似乎到了生死攸关的关头，”威尔逊在1917年4月在国会做的演讲中说，“但是，取义胜于偷安，我们应该为我们一直在心中信守的理想而战……现在，美国人有幸为那些促成他们祖国的诞生、赋予他们幸福和他们珍惜的和平原则抛洒热血、倾其国力的时候到了！但愿上帝向她伸出援手，她现在已别无选择。”
从个人信仰到公众宗教的转变，对于威尔逊来说，并不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假如没有宗教建立信仰的推动力，我的生活就没有任何意义，这事就这么简单……我从未对我的宗教信仰产生过哪怕瞬间的疑惑。有些人只相信他们所能理解的东西——那种将他们所理解的东西作为宇宙标准的做法，在我看来，似乎有点过于自以为是。”
1918年1月8日，星期二，距“一战”结束仅十个月零三天，威尔逊在向国会所作的十四点演讲中，阐述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道义立场，其基调是和公共宗教的传统一致的。他在作总结时说，美国政策的一个共同的主题“是全人类和全世界各国的公正原则，即大小强弱的不同国家都共享的平等、自由、安全的权利”。对威尔逊来说，这场战争有一种天启神赋的意味：“这场事关人类自由的最后决战已经到来，道义存亡，在此一举。他们已做好准备，将他们的全部力量，将他们的最崇高的目标和他们的名誉和献身精神，交给这场战争去考验。”我们现在都很明白，“一战”不是事关人类自由的最后决战。当时威尔逊心目中带领美国进行一场扭转乾坤的大战的那个假设，就像他在其他地方所提及的为民主政治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假设一样，体现了以一种自命不凡的心态去干预某一个时代危机的做法可能造成的危害，这种情形，在一个从感情和精神上与维护某些珍贵理念的斗争息息相通的总统或民众身上发生，也是不难理解的。
晚年的威尔逊遇到过一些非常轻视他的政敌的攻击。威廉·哈沃德·泰夫特称他为“无情的伪君子”。当时的威尔逊，身患中风，建立一个有效的万国联盟的希望也遭破灭，但他对政治和个人命运的观点与林肯截然不同。内战的烈士（林肯）认为，上帝的意志神秘莫测，人类的归宿以及他们所作计划的归宿都是不可预测的。1923年，“一战”停战日，此时距他去世只有几个月，威尔逊当时说，他对未来充满信心。“有些人对我所坚持原则的胜利心存疑虑，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他说，“我曾见过违背神意的蠢人，我见过他们所造成的破坏……只要上帝还在掌管世间万物，我们的事业就必胜无疑。”
林肯的看法则不同。在他看来，最终取胜的是上帝的意志，而不是上帝创造的人的意志。尽管如此，威尔逊具有的崇高理念的人格、他与世界的沟通、他炽热的政治热情，以及具有宗教色彩的言论，在他去世后的数十年——甚至更久的历史时期内塑造了美国的政治框架，因为他属下的年轻的海军部副部长富兰克林·罗斯福一直在密切观察他的执政方法，暗中向他学习。十年之后，在一个上帝似乎忘记了美国的历史关头，富兰克林·罗斯福带着他堂兄西尔多（老罗斯福）的干劲和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入主了白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