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中国儒教史话(三教史话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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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 附录“儒教“考释(2)

《论语》记载了孔子睢一的一次说到儒的情形:“子谓子夏日: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孔子此处把儒作君子与小人的区分,说明他正在对儒的概念或形象进行改造,力图塑造新的儒者形象。周代的儒(保氏)以六艺教民,孔子创办私学后也以六艺教学生,可见孔子起初与保氏差不多。但与周代的儒不同。孔子并非仅仅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人,他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东西。孔子概述他自己的特点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这是全新的东西。过去的道德观把价值的本原归结为人格化的帝或天,孔子却用人人可以通过主观努力达到的“仁”说明道德和价值的本原。孔子以仁为道德修养的目标,志在行仁道,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这对过去的儒是不可想象的。孔子也重视“艺”,但这似乎只是他的业余爱好,或者说行道的工具。孔子诗教的特点是温柔敦厚,与儒的原始意义既相联系又有区别。孔子说他由诗起家(兴于诗),由礼而立身,因乐而成功,正好说明他由旧儒到新儒的转化过程。孔子要求儒者具有君子人格,他自己则以君子自任。司马迁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旧“六艺”无诗,诗属于新“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的内容。孔子在办学的过程中把旧六艺发展为新六艺,从而创立了儒家,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儒的性质。

孔子对“儒”的类型有过风趣的述说

《礼记》是孔门弟子根据孔子对《礼经》的讲述整理而成的论文集,亦属“三礼”之一。其中有一篇《儒行》,记述孔子与鲁哀公关于儒者特点的对话,颇能反映孔子对“儒”的看法与改造。全文如下:鲁哀公问于孔子日:“夫子之服,其儒服与?”

孔子对日:“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哀公日:“敢问儒行。”

孔子对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

哀公命席。

孔子侍日:“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其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公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途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

其备豫有如此者。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祁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祁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其]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场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卢翁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达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谄。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竞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举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儒有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荀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儒有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其任举有如此者。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候;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则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

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恩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日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

孔子至舍,哀公馆之,闻此言也,言加信,行加义:“终没吾世,不敢以儒为戏。”

“儒”字在后来还有许多派生的意思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后,旧意义的儒逐渐消失,儒字的意义有了一次更新,新意义的儒一般要求有君子人格。同时,“儒”字也成了儒家学派的代称。儒家学派的特点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崇尚仁义与礼乐,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崇信孔子学说的人一般称为儒士,后来也泛指一般的读书人或知识分子。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术思想,又称儒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社会上涌现了大量的儒生。儒生指通经之士,也泛指一般读书人。而汉代的博士官则称儒臣。后来,凡读书人出身或有学问的大臣都称为儒臣。古代的读书人还喜欢戴一种方形的头巾,称为儒巾。林景熙《元日得家书喜》诗说:“爆竹声残事事新,独怜临境尚儒巾。”到了明代,儒巾一般为举人之未第者所戴。按照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凡应考秀才的儒生,不论其年龄之大小,统称为儒童,也有称文童或童生的。儒者所宗仰的人称为儒宗。过去有的儒生兼行医,又称儒医。儒生若兼经商,则称儒商。凡有儒者风度的文官若带兵打仗,则称为儒将。此外,《史记》有《儒林列传》,儒林指儒家的学术界。扬雄力图另创新儒学,他认为“通天地人之谓儒”,这个要求着实不低。《后汉书·杜林传》说:“博洽多闻,时称通儒。”后来统治者科举取士则有所谓“博学鸿儒科”。春秋战国时有九流十家,儒是其中的一流一家。后来只有儒、道二流二家流传,其他的流与家皆不存。汉魏以后佛教传人,到隋唐时出现儒、道、佛三教鼎立的局面。宋元以后儒家独盛,而道、佛二教渐渐衰落。宋元以后,凡不属佛、道二家的皆属儒,儒的概念极宽泛。

儒家非“学’’非“教”,亦“学”亦“教”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有人说儒家是学派,它的学问叫“儒学”;有人说儒家是宗教,它的宗派叫“儒教”。儒家究竟是“学”还是“教”?历来都有争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世界上同时存在几种不同的文化传统造成的。

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文化史家称之为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当时世界上同时出现三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化中心——古希腊、古印度和中国。古希腊人创造的辉煌思想文化,是世所公认的“学”,我们一向称之为古希腊哲学。它包括许多不同的学派,是现代西方文明重要的文化源头。古印度释迦牟尼创立的思想文化,是世所公认的“教”,我们一向称之为佛教。它传播到亚洲的许多地方,甚至全世界。在中国的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的思想文化,我们在习惯上称之为“儒家”。因为是“百家争鸣”,所以不称“学”,不称“教”,而称“一家之言”。汉语中“儒家”、“儒教”、“儒学”、“孔家”、“孔教”、“孔学”等不同的名称,在英语中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就是在Confucian(孔子的,后来又有“儒家”的意思)后面加上一ism(主义),称为Confucianism(孔家主义或儒家主义)。而C0nfucian则由C0nfucius(孔子)更换后缀而来。在英语中儒家被称为一种“主义”,可能是比较恰当的。

实际上,我们之所以称儒家为“学”或“教”。完全是因为以不同的文化传统做参照系造成的。中国文化传统之外,印度文化传统偏重于“教”,而希腊文化传统偏重于“学”。或者可以说,印度是一种宗教的文化传统,希腊是一种学术的文化传统。过去佛教从印度传人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汉语中始出现“宗教”一词,当时是专指佛教的。受佛教影响,道家逐渐演化为道教,但起初不称为“教”,而称为“某某道”,后来才逐步称为道教。于是。儒家与佛教、道教一起,被称为主导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教”之一,儒家也就获得了“儒教”的称呼。后来,西学东渐,希腊文化传统向我们袭来。以源自希腊的西方文化传统为依据,我们又把儒家称为一种“学派”,而儒家的思想和学问也就被称为“儒学”。

有人说,中国古代有“术”而无“学”。实际上,如果不拿希腊传统或西方传统作对照,根本就不会提出这种问题。中国古代属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整个社会关系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徒关系类似父子,所以不管什么性质的学问都称“家”,汉代的经学特别讲究“师法”和“家法”。如果硬要与印度文化传统或希腊文化传统做比较,我们只能说儒家是一种“非学非教、亦学亦教”的东西。实际上,儒家是一种研究和教导人们如何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协调关系、永享太平的大学问和大说教,其最基本的东西是人生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伦理学、教育学、文艺学、语言文字学,当然也包括军事学和科学技术等理论,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一种独特的东方的中国的孔家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