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西市和城东春明门到曲江池一带，歌楼舞榭，酒肆店铺，胡食胡酒香飘长街，歌声管弦声震四野，胡姬们优美的舞姿在新月下闪动，红汗交流，舞酣时竟将珠帽掉在新铺的花毡上。
这歌舞升平，热闹繁华的所在，是王公贵族消闲享受的安乐窝，也是文人雅士领略西域风情的好去处。
这里活跃着一大批来自西域的胡姬，她们当歌女舞女，作侍者厨娘，用自己的拿手好戏，吸引着长安游人，各地来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帕米尔高原的寒雪，塔里木河畔的风沙，掩不住她们绰约的风姿、美丽的容颜。她们身披塔里木河的浪花，舞罗衣，歌悠悠，引得无数名士醉而忘返。
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这是诗仙李白在《少年行》中对胡姬的描写，他兴犹未尽，连连吟唱：
银鞍马鼻马呙，绿地障泥锦。
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
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
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
除了李白，描写胡姬酒肆的诗还有贺朝的《赠酒店胡姬》：胡姬春酒店，管弦夜铿锵。
红毡铺新月，貂裘坐薄霜。
上客无劳散，歌听乐世娘。
著名诗人李贺的《龙夜吟》，对胡姬酒肆中的生活描绘的则更加详细：
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
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美人望乡哭。
直排七点星藏指，暗合清风调宫徵。
蜀道秋深云满林，湘江半夜龙惊起。
玉堂美人边塞情，碧窗皓月愁中听。
寒砧能捣百尺练，粉泪凝珠滴红线。
胡儿莫作陇头吟，隔窗暗结愁人心。
诗人不仅听到了优美的笛声，而且看到西域横笛的制式是直排七空，用手指按孔发音。在清风的吹送下，横笛吹出的旋律居然暗合宫、徵二音，充满边塞西陲情调，那动听的旋律弥漫在深秋的蜀道云林，居然还惊醒了半夜湘江的蛟龙。诗人还看见，胡姬美人思乡的粉泪在皓月当空的夜里流淌，向长安酒官看客传递着遥远的塔里木河情怀，引得诗人也产生出千般愁绪，万般遐想。
酒肆的客人们迷醉于西域著名的葡萄美酒，更迷醉于楚楚动人的胡姬的殷勤招待。特别是能歌善舞的胡姬表演的歌舞，更是扣人心弦，令人陶醉。酒不醉人人自醉。西域胡姬加美酒，魅力无穷：
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
催弦佛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
笑春风，舞罗裙，君今不醉将安归！
这是李白的《前有樽酒行》，醉眼嘲龙中竞“看朱成碧”，这样的良辰美景，怎么能就此回家而不一醉方休呢？
还有一位诗人叫杨巨源，对酒肆胡姬妖娆的风韵、迷人的柔情和待客的种种手段，他在《胡姬词》中都有绘声绘色的描述：妍艳照江头，春风好客留。
当垆知妾惯，送酒为郎羞。
香度传蕉扇，妆成上竹楼。
数钱怜皓腕，非是不能留。
金樽美酒，红粉佳人，春风留客，异国情趣，给古老的长安平添了新鲜的风光，无限的美好。
长安的酒肆胡姬，是一道诱人的文化景观。许多文人吟咏不止，流连叹赏，常常是狂饮而陶醉，狂欢而兴尽。张祜的四句诗，道出了许多文人光顾胡姬酒肆用意之所在：“为底胡姬酒，长来白鼻猖。摘莲抛水上，郎意在浮花。”
有胡姬作招待，又有歌舞助以欢乐，胡人酒店的生意必然兴隆。而西域酒在长安的流行，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当时长安的名酒有西市腔、嘏蟆陵的郎官清、阿婆清，波斯法酿造的三勒酒。西市腔显然是在胡姬酒肆中出售的一种，与西域酿酒法有关。原产波斯的三勒酒，唐人已能制造了。另外还有“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的龙膏酒，可能也是西域所贡之酒。
长安市场流行最广的，是西域出产的葡萄酒。唐军破高昌（今吐鲁番）时，将一种马乳葡萄种带回长安，于帝宫宛中试种成功，并从西域学得酿造葡萄酒的方法，造出了八个品种的色酒，其味“芳辛酷烈”，唐太宗将此酒赏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与葡萄酒齐名的还有石榴酒，这也是西域的出产，诗日：“石榴酒、葡萄浆，桂兰芳，茱萸香。愿君驻金鞍，暂次共年芳。”长安都城本来就饮酒风盛，胡姬酒肆又特别能扇情，风助火势，将饮酒之风弥漫整个京城，让那些文人骚客、公子哥儿尽享晕乎乎、乐陶陶的感觉。
于是，有的酒肆就出现了供不应求的问题。因为酿造高质量的葡萄酒的速度，往往赶不上长安酒徒干杯的速度。
酒文化是一种具有天使和魔鬼双重性质的文化，是雅与俗不断较量的极具刺激性的文化，之所以几千年来盛而不衰，正因为它适应了人类本身具备的双重性质。
大碗饮酒，大块吃肉，这是西域民族的饮食习惯。大自然赐给他们的粮食是肉类，赐给他们的甘露是美酒。在他们死后的随葬品中，就有插上匕首的羊腿，银质甚至金质的雕刻精美的各种酒具。
炖羊羔肉也传到了中原。那是用小羊羔的肉煮熟后，佐以葱、盐等调料的吃法，非常鲜嫩味美。边疆酷寒，吃肉时就要喝酒，以酒肉增加热量，抵御风寒。长安人效仿此法，纯然为了追求一种异域情调和生活趣味，当然羊肉这种美食本身也极有诱惑力。
唐朝宫廷菜肴中，也采用羊肉、羊油、羊乳这些西域游牧民族喜用的食品。公元709年，韦巨源升任尚书左仆射时，向唐中宗进献了一次烧尾宴。食单上共有58道菜肴，其中“玉露团”就是奶酥雕花，“乳酿鱼”即羊奶酿烧鱼，汉字的“鲜”字就由鱼、羊二字合成。“遍地锦”是一道烧鳖，也是羊油烹制的。“天花佯锣‘可能是用羊肉、胡萝卜、洋葱和大米作的“抓饭”。还有水晶龙凤饼、八方寒食饼等，都是胡食或胡食的改造演变。还有一道“贵妃红”，其实就是以西域石榴、葡萄为主的各色水果拼盘。这堪称是汉胡合璧的大餐。
胡饼是胡食中的代表食品，曾成为长安和北方面食中的主要品种。
胡饼种类很多，有油饼、烧饼、麻饼、蒸饼、汤饼等许多品种。有油炸的、炉烤的、锅烙的、笼蒸的、水煮的。还有包馅的胡饼，据《齐民要术》说，作胡饼“面一斗、羊肉二斤、葱白一合，豉汁及盐熬令熟，炙之，面当另起”。唐代烧饼与此法相同者，可能是馅饼。自居易有诗说：“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
长安的面饼虽称胡饼，但已被大大改造，与当地面食种类融合为一体了。如汤饼，是西域一种下锅水煮的汤面片，唐人在面片中包了肉馅而成为馄饨。
文献记载说：“今日馄饨，形如偃月．天下通食也。”
唐代著名僧人和学者，疏勒国出生的慧琳说：“此油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所以近代亦有此名……胡食者即铧锣、烧饼、胡饼、搭纳等是。”搭纳不知何物，铧锣又被解释为一种类似包子的面食。
据记载，唐朝宫廷“食之精者有樱桃佯罗，今北人呼为波波，南人讹为磨磨”。但据考证，毕卞罗可能是西域少数民族盛行的抓饭的译音，用大米、羊肉、洋葱、胡萝卜和油混合丽成。唐代长安就有专售这种抓饭的铧锣店，东市和长兴里都有这种胡饭。
胡饼在汉魏时已在中原流行，至唐代而更盛。战国以前中原地区直接吃麦粒饭，魏晋时出现不发酵的死面饼，称为“牢饼”，后来又有了经过发酵而蒸成的“炊饼”。三国时还传说诸葛亮为了改造南蛮人以人头祭祀的陋习，用面皮包肉代替人头，称作“馒头”或“馒首”。后来，胡饼自西域传入中原，才提高了面食的质量，扩大了面食的花色品种。
胡饼以制作方便、美味可口而盛行长安及中原各地。无论是贵族百姓，也无论是僧人俗人，胡饼成了普遍被接受和受欢迎的食物。开元以后，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堂堂大唐皇帝玄宗李隆基，在安史之乱之际，仓皇出逃，至咸阳集贤宫，无可果腹，到日升中午，玄宗仍未进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才解决了玄宗大帝的饥饿问题。无独有偶，除了皇帝以胡饼充饥的故事，文献还记载了一个青年百姓与胡饼店的奇缘：有一个姓郑的年轻人，黎明前从他的情人处回来，这时他所在的里坊大门还没有开，心里很是着急。“郑子”看到“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就光顾这家灯火通亮的胡饼店，等待里坊开门的晨鼓声。于是传为佳话。
有一位叫圆仁的日本僧人人唐，在长安看到了给僧人赐胡饼的情况，他说：“开成六年正月六日，立春，命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皆然。”
至于寓居长安的大量胡人，更是户户面食，家家胡饼。而长安本地汉人，也如此效法，在制作胡饼时花样翻新，使其品味更高。唐朝有个文人汤悦，在驿馆遇到一位朋友，朋友赠他胡饼，有五种不同的馅料，细品味道各异，汤悦觉得很新奇，这位朋友很得意地说：“此五福饼也。”
胡饼在长安各个阶层深受欢迎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活跃在长安酒肆、饭铺、商店、市井的胡人，主要是塔里木河流域及中亚一带的西域胡姬、艺人、商贾、士人，也有少量印度人和波斯人。印度人多为僧侣，波斯人中商人居多。《太平广记》说，长安一位老者与杜子春相约，就定于“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可见波斯人开的商店，在长安城内很显眼也很有知名度。
饮食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饮食文化也就成了人类文明的基础。
古代西域饮食中占重要地位的肉类、奶制品、水果、葡萄酒，烤制的主食胡饼，以及餐饮具刀子、托盘、大酒杯等，这些传统一直流传至今，也为西方许多国家民族所保留。实际上，西域饮食文化的东传，无形中使东方和西方在这一领域里拉起了手。
此乐本自龟兹出
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并不单纯是由汉文化构成的。在缔造中华民族伟大文化宝库过程中，西域文化以及通过西域塔里木河流域为媒介而东传的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应忽视的。
随着佛教传人中国，作为佛教载体之一的佛教音乐也传人中国。但是这种佛教音乐是经过改造和再创造的，首先经过了塔里木河流域各民族的改造和再创造。玄奘对龟兹国的印象是，“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法显眼中的于阗，则是“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佛教音乐的传人，给原本就酷爱音乐的西域民族，带来了音乐发展和创新的兴奋剂和刺激素。也为封闭于塔里木盆地的西域音乐文化，增添了向外辐射的活力，扬起了远播东土的风帆。
历史记载把西域音乐东传的时间，追溯得非常遥远。早在上古时代，黄帝派遣伶伦到昆仑之南伐竹制笛，吹奏凤凰之音；穆天子西游，与西王母饮宴于昆仑瑶池之上，西王母载歌载舞向穆天子敬献玉笛。这些揭开西域与中原音乐文化交流序幕的故事，虽然只是一些传说，但却或多或少地透露出西域民族自古就与音乐有缘的信息。
中原王朝历来重视以礼作乐，礼乐治国，帝王们喜好管弦鼓琴，享受“堂堂之乐”。秦始皇善击缶，汉高祖爱楚风，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恢复了先王之乐并创制雅乐以歌颂功德、祭礼饮宴，甚至将雅乐以国家典章形式固定下来。这就形成了汉朝的“兴乐教、观风俗”，就是说让音乐既起到欣赏娱乐的功能，又可以探测民意，观风施政，维护其统治。为此朝廷设立乐府官署，专门管理音乐创作，教习和演奏。西域音乐的传入，必然对宫廷音乐产生冲击，一股清新刚健的“胡乐”之风悄然兴起，甚至令帝王都改变了自己传统的审美情趣。
喜爱长江流域“楚风”音乐的汉高祖，在西域音乐影响下就改变了口味。据记载，汉高祖在后宫“常以管弦歌舞相欢娱……
至七月七日，作于阗乐”。西域于阗乐，已登上了汉刘邦宫廷的大雅之堂。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于公元前126年返回长安时，也带回了经过于阗、龟兹改造变种的佛曲《摩诃兜勒》。至于汉灵帝更不用说，不仅自己喜好胡箜篌、胡笛、胡舞，还引得京都贵戚们也纷纷效仿。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西域与中原乐舞艺术大融合、大交流、大发展的时期。前秦大将吕光奉苻坚之命西征，降服者36国，攻破龟兹后，吕光以两万头骆驼、万余匹骏马驮着“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等返回中原，这“奇伎异戏”就包括了西域的乐舞伎和乐器。北魏通西域时得“疏勒乐”，西魏得“高昌乐”，宫廷饮宴时备用，并于大司乐教习。特别是北周武帝迎娶突厥可汗之女阿史那公主为后，可汗组织了规模空前的庞大乐舞团，包括“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等，作为陪嫁送往长安。后来，高昌国又派出一支“高昌乐”队，向隋文帝杨坚奉献“圣明乐曲”，其曲调很快被宫廷乐队学会。同时，《西国龟兹》、《齐国龟兹》和《土龟兹》三个乐部也盛行长安，并从宫廷发展到民间。
以西域音乐为先导的西域文化，以其浓厚的异国情调、新颖奇特的风貌，进入中原汉文化领域，影响着中原朝野固有的文化观念和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