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的学生和青年大多很懂礼貌，那些童子军们搞义卖或捐款也是客客气气、彬彬有理的。但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们使馆的一位夫人一天晚上去植物园散步，迎面来了几个玩滑轮的毛孩子。其中的一个朝她啐了一口唾沫，然后怪叫着飞快而去。有的移民告诉我，在新西兰，一些青年学校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但他们看到一张张黄面孔（亚洲人）一个个都过得很好（中国人勤劳肯干，又能省吃俭用，移民后用不了几年，就又买房子又买车），他们心里感到不平衡。这似乎言之有理。
南茜的话也不无道理。奥克兰这个拥有近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近几年来的确世风日下，偷盗枪杀的案子时有发生。我驻奥克兰总领馆的同仁们的家（他们曾经在外边租房住）几乎都被“梁上君7“-”光顾过。有一次，一位同事听见外间有动静，出去一看，发现是窃贼，他立即追出去，那贼一个跟斗翻墙而去。
父亲的忌日
记得小时侯，每逢祖先去世的日子，家里总要买些酒菜过“忌日”。一张八仙桌的东西北三面各放上一排小酒盅，中央放几个菜，这就是给祖先们准备的酒席。既然是酒席，当然要酒过三巡。每一次“敬酒”，儿女们都要去拜一拜。那时我对这种风俗知之甚少，不过很希望多过“忌日”，因为那天的伙食总有些改善。其实，那些祖先们有没有出席，只有天知道。
毫无疑问，这样的“迷信”活动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当作“四旧”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我总是想不通，中国人至今还保留着“清明节”的风俗，纪念死去的亡灵，缅怀先辈创业的艰难。这应该是一种有意义的活动。
12月3日是父亲的第一个“忌日”。我身在国外，不可能为他办一桌酒席，但心里总好像有话要说。晚上转辗反侧睡不着觉。
父亲大约出生在一次大战的年月里。虽说家乡太湖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但那时的中国农村大部分人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他上了三年私塾，后来因为家里财力不济，不得不辍学。他20岁结婚，老丈人开始还算富裕，后来抽上了鸦片，破落成“贫农”。
父亲自幼体弱，肚子里总有一个“痞块”，用现代的医学术语来说，可能是“脾大”。由于家里人口增长，他哥哥提出分家。父亲分到了三间空屋子，三升米，还有爷爷留下的债务。
毛主席说过，穷则思变。父亲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借了一点小资金，在村头的“小镇”上摆了个杂货摊。由于他在村里是个“有文化”的人，经营有方，不久，小摊变成了一爿店铺。到二次大战结束时，“小镇”也发展了。小河边上出现了十几家店铺：三家南货店，一家药材店，一个两层楼的茶馆，一个鱼铺，还有一间肉铺、一间豆腐房和一个郎中摊子；外来做生意的人也不少，轧棉花的，打铁箍桶的，还有我最喜欢的卖胶糖的。他们在木柱上拉出粘粘的“力胶糖”。用一把破布可以换一小块，吃到嘴里真可以说甜得掉了牙。不过这种糖用现在的标准看很不卫生。
小镇上每天有一只航船开着去浙江的南浔镇进货。后来，父亲发现有些货可以就地取材制作。他请来了制酒和做酱油的师傅。每逢这样的时日，我格外高兴，因为一来可以看他们怎样做酒做酱油，二来，每天我们有鸡鸭鱼肉吃。
这一步棋走得很高明，小店的收入猛增。“邱隆昌”于是成为镇上的第一块牌子。父亲对钱财似乎不很在意，当镇上决定要捐钱修建“红木桥”时，他一下捐了半座，而且石匠都在我家吃住。
那时的农村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晚上家家户户早早地熄灯就寝。但是，我家里却灯火长明，烟雾缭绕。村上的叔伯兄弟们，吃完饭总要到店里来，聊聊家长里短的事，一边还可以抽抽免费的水烟。晚上也是我和弟弟最高兴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钻在大伯的“作裙”里（那时江南一带农民的工作服，但没有苏格兰男子穿的裙子漂亮）大胆地“作案”。把大把大把的长生果（花生）往棉袍里装。父亲看见了也不会训斥，因为我们有一把“保护伞”——父亲敬重的哥哥。
到解放的时候，我家可以说是村里的“首富”。一家6口人，十几亩田地，再加上一爿店，别人家的孩子都上不起学，我们每天可以喝一碗奶粉冲的牛奶。父亲每天喝一个生鸡蛋保养身体。解放后，我家盖过两次房，后一次盖的是村里第一座“楼房”。村里的男女老少几乎没有不来参观过。这样的家庭，在“土改”中虽然够不上“地主”的成分，也被评了个“小土地出租者”。
革命能改变社会，也改变着人生。解放后，父亲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毅然关闭商店，拿起了多年没碰过的锄头种起田来。
他的转行倒不要紧，我们一家的“城市户口”就这样泡了汤。好在我和哥哥都考上了大学，吃到了“商品粮”。
父亲念过书，在村子里算是“知识分子”了。1950年，他和一名退伍的志愿军一起率先组织了互助组，以后是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父亲自然而然地成了会计，人民公社时，他是大队的总会计，相当于一个几千人家庭的总管家，每年分红的钱粮都要经他核算后发下去。
从当会计那天起，他就一心扑在工作上。他把床搬到了大队的会计室，每天的早餐由我和弟弟上学时捎带去。家成了他的“客栈”，一年至多在家睡几天。我倒很喜欢这样，俗话说，猫不在，耗子就自由了。当然，在这样的家庭里，父子之间的亲情和交流几乎是没有的。他对我们的“教育”，我印象最深的是不知他从哪弄来的一幅书法挂轴，上面书写的是朱熹的“治家格言”，其中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衡念物力维艰”的联句像刀子刻在我心上一样。每次喝完粥，他都要伸出舌头把碗舔得千干净净。我们也得“上行下效”，否则，得到的肯定是一顿训斥。我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用粮票的年代，妻子和女儿看了都笑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没有种过地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以后我出国多了，看到有的外国人吃完饭，用面包擦去盘里的残羹吃下去。虽然是两种动作，一种看相不好，一种比较雅观，但道理却是一个。
父亲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从来不和别人开玩笑，但想不到他居然有一个外号叫“老规矩”。原来这个外号是从“老会计”演变而来的。在家乡的土话里，这两个词几乎是同一个发音。父亲因为原则性强，什么是都按政策办，所以得了这个外号。
1958年，农村出现了一股“浮夸风”，粮食产量要“放卫星”。亩产千斤、万斤的“报道”比比皆是，最可笑的是，有人居然放出了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
在这样的态势下，家乡生产队的领导们也开始行动起来。不知道是外来的“经验”，还是他们自己的“创造”，他们搞起了“科学密植”和“深翻土地”。其实，这两个口号都违反了科学。所谓“密植”，就是像育秧苗一样．在整块田里撒满了稻种（至少要200斤）。植物的生长需要一定量的光照和肥料，家里的孩子多了，每个人吃到的食物肯定减少，营养不良。所谓的“深耕”，不过是把地表下的泥翻上来，这种泥一点肥力也没有。于是，又出现了“大兵团作战”。
“大兵团作战”可谓是一大“发明”。男女基干民兵，按性别分成“兵团”，在田头安营扎寨，不准回家。一日三餐由食堂送饭。那时人们理解这就是共产主义，或者说离共产主义只有一步之遥。由于违反了科学规律，大跃进的年头里，稻子长得还没有庙里的香高。“密植”和“深翻”带来的不仅是颗粒无收，而且连一把稻草也没有割回来。
只要是稍有科学知识的人都会怀疑这样种田是不是错了。于是，我像“皇帝的新衣”故事中的孩子一样问过父亲，他冷冰冰地对我说，你一个学生懂什么！我怅然无言。
一方面田里颗粒无收，一方面向上谎报“大丰收”，苦的却是农民的肚子。办食堂，“敞开肚子吃饱饭”才几天，大人的定量降到了三四两。食堂办不下去了，只好分伙。但是最大的困难是，大炼钢铁把家里的铁锅和门上的锁扣都收去了。不过那时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很高，门不锁从来没有发生过偷盗现象。说实话，那时的家里除了床铺和桌椅板凳外，真是“家徒四壁”，还有什么值得偷的呢。
家乡人说，大跃进，大跃进，什么也没跃进，只有死人数量大大地跃进了。由于饥饿，很多人得了浮肿病，死人的消息天天传来。为了解决浮肿病的问题，大队拿出喂猪的米糠发放给病人。由于僧多粥少，领导要我父亲把关批条，这一下他得罪了很多人，也为我家种下了祸根。
1965年，我正在北京外语学院上学，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学生都要参加运动。我们去了山西的闻喜县（据说，这个名字是“老佛爷”取的。当时她为了逃避八国联军，来到这里，听说宫里生了太子，欣喜不已，取“闻过则喜”之意）。这场运动主要是解决农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有一天，我接到父亲的来信说，他已不当大队会计了，原因只字未提。我马上联想到父亲是不是被发现有“四不清”问题，但我又立刻否定了自己。我相信，像他那样的“老规矩”是不会贪污的，因此我心里很坦然。在那个年代，一个人的家庭成分和家里人的社会问题都直接影响着他的前途，所以我把这件事作为“绝对隐私”隐瞒了起来。如果工作组的领导知道了，我很可能被调回，或者在组里打水扫地了。
1966年的那场“史无前例”也席卷了太湖边上的小村子。大队里“地、富、反、坏、右”的家里都被抄，我家也没幸免，而且抄得比哪家都仔细彻底。地皮几乎用铁耙翻了一遍，“红卫兵”们还爬上房顶，把瓦一片片翻过，四面的墙也留下了累累伤痕。后来，我得知原因是，我家虽不是“黑五类”，但出了两个大学生，不贪污，哪来那么多的钱？父亲在关店时买了一些“黄货”，到“文革”时剩下7只戒指。父亲是一个胆小的人，“红卫兵”一进门就拱手交了出来。他们在全大队扫“四旧”中获得了“最辉煌的战果”。“文革”结束后，父亲来信说，乡里落实政策，每个戒指给了10元钱。这也许是世界上最便宜的金价！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每次写信都要我“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后来，他的信越来越少了。弟弟写信告诉说，父亲被批斗、游街，我很不理解。因为“文革”的矛头是对准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当权派，为什么要批斗？！虽然在兄弟姐妹中，我因为最顽皮学习也不好，父亲最不喜欢我。但一旦他无辜受冤，我心里总像有一腔怒火往上喷，真想回去和那些“造反派”们理论理论。如果这样做了，我不正好中了他们的圈套，因为他们已经扬言要把我家的两个大学生“揪回去”呢。
据母亲讲，这是父亲第二次受皮肉之苦。第一次是“东洋人”进村时，他们抓了很多老百姓，要他们交代有没有共产党，父亲也在其中。鬼子们让他们坐“老虎凳”，他们什么也没说，鬼子们把他们放在火上烤，再不说，又把他们扔进水缸里。还有一种刑罚是往他们嘴里灌辣椒水，父亲挺过了这样的酷刑。
但是，这一次父亲受的是长达半年的折磨。母亲说，父亲当时有过自杀的念头，但是他考虑到，如果这样“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那孩子们就要背一辈子的黑锅。想到这里，他宁可被打死也要挺住。
听到这里，我鼻子发酸，眼里不由得淌出了泪水。我感到羞愧。上大学时，我从学习“九评”以后似乎得了一种恐惧症，一提到“家庭出身”，总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一截。按说，“小土地出租者”这个成分最多相当于上中农，也属于劳动人民范畴。“文革”中，同学们一个个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我因为出身不好，差一点被划人5％之内。后来我拍了桌子才把他们吓了回去。但是，家庭出身像阴云一样笼罩在我的头上。大学毕业后，正是男大当婚的年龄，我出身不好找对象都困难。有的女孩子一听我的家庭成分扭头就走。所以我心里不免生出一些怨恨来。我想，如果父亲当年没有经商，我们几个子女现在不也是“红五类”吗！
当然，父亲和儿子所处的时代不同，人生观和世界观也不相同。父亲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在他的4个孩子中，他最担心的是我，因为我最有可能在社会上闯祸。1958年的“整风反右”虽然没有在农村展开，但他读书看报也知道其中的厉害。我当时只是一名中学生，居然对大跃进的“科学密植”提出疑问，他似乎已经意料到这个儿子很可能给全家带来灾祸。所以，那天他用那样严厉的口气回答我的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了。
但是，父亲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