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火无情,全体馆员立即投入到抗洪救灾中去。我们先找出了问题的症结,疏通了下水道,然后在车库外筑起两道“堤坝”。一切能淘水扫水的工具都用上了。20多人奋战了五六个小时,才把地下室的水弄干净。虽说是夏天,但雨水还是很凉。馆员们在水里泡了这么长时间,很多人都感冒了。‘我这个从来不感冒的人也发了烧,好几天寝食不安,打不起精神。我想这除了身体的因素外,主要是思想上的压力所致。
水灾过后,我立即开始了展品的晾晒工作。几十箱的展品要打开,还要摊开来,其工作量可想而知。由于晾晒及时,总算挽救了大部分展品。我用它们搞了十几次展览。
外交官——危险的职业
记得有人曾著文说,外交官是_个危险的职业。这不能不使我回想起在新西兰的一段经历。
1997年4月28日,半夜2点多钟,我正做着梦。突然,电话铃声急剧地响起来。我闭着眼拿起了听筒,只听见一个声音说:“使馆大门着火了,马上到大厅集合!”
由于一个具体的原因,我当时住在后楼。那天,我惟一的邻居可能出差去了其它城市。不知道是由于受惊还是深夜的寒气袭人,我的身子抖个不停,走路也摇摇晃晃。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我摸着几十个台阶来到使馆大门口。
这时,惠灵顿的消防车已经在灭火。大约半小时后,大火被扑灭。只见原来的大门已变成一个黑洞,钢化玻璃和钢制门框烧得扭曲变形,铸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字样的铜牌也面目全非。可以想象,要有多大的火力才能烧成这个模样!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那场大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全得归功于研究室的老祖。要不是他正在写东西,闻到已经窜到5楼的烟火味,那么在那座楼里的20多条人命将无一幸免。
此后的几天里,使馆一片混乱。一切对外办公都停止了,全馆人员昼夜轮流值班。懂外语的外交官安排在白天。那天,我正在值班,一名记者来了。说心里话,在此以前我对记者很有好感,因为我从电影电视上曾看到过一些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在战火中拍下了很多珍贵的镜头。但是这一天,可能因为心里不痛快,我不愿意搭理他。他问:“使馆大门是怎么起的火?”我说:“我们发现大门外的台阶上有液体的易燃物,这显然是故意纵火。”这个回答已经很明确了,但是这个记者还是死追着问:“为什么要放火?”我一听真是火不打一处来。我没好气地诘问他:“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请你去问你们的公安部门!”
那天一早,使馆大门被烧的照片已经登在惠灵顿的各大报纸上,但是这名记者还要照相。我劝告他不要照,但是他根本不听,啪啪啪地照个不停。我气急了,想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但一想到自己是一名外交官,也就强忍住了。
第二天一早,我的“尊容”出现在报纸上,我站在黑糊糊的门洞里向外摇手。有些记者就是这样一些无事生非的人。本来那天他没什么可报道了,但他不能空手而归。我突然发现我中了他的圈套。使馆明确要求任何人不准照相,在此情此景下,我若不劝告,就是没有完成任务。真是进退两难啊!
按国际惯例,一个主权国家的使馆应受到驻在国政府的保护,一旦受到损坏,驻在国应该赔偿,并应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后来听说,新西兰外交部只赔了几千新元。至于调查纵火犯,迟迟未果。直到10月我离馆时听说,新外交部答复说,有一个纵火的惯犯,经常在惠灵顿地区作案。中国使馆大门的一把大火可能也是此人点燃。
爱吃方便面的副总理
在我新西兰履任将要结束的时候,当时的朱镕基副总理要访问新西兰。我和全馆人员参加了接待。
1997年四五月间,在朱副总理访新前夕,新西兰得到内部消息称,素有“中国经济的铁碗人物”的朱镕基即将出任国务院总理。因此,新政府完全是按照接待总理的规格来接待朱副总理的。
国家领导人到访,使馆的忙乱可想而知。我馆只有正式馆员20人,加上夫人们也只有30来人,除去病号和出差的,能派上用场的寥寥无几。真恨不得每人长出三头六臂。
连我这个“业余司机”也当上了“开路先锋”,还得为代表团中的一位部长当翻译。我的任务就是在专机落地后立即“开路”,到朱副总理下榻的宾馆。沿路如发现堵车和其它情况立即向总指挥报告。不知那天的老天爷是吃错了什么药,在朱副总理下飞机的当口上,狂风大作,雷电交加。那风居然把警卫手中的雨伞的伞骨刮了个反向朝天。按中国的迷信说法,这是不祥的兆头,但是这次访问却非常成功。很多人说这阵“朱旋风”厉害得很。
这次访问最精彩的部分是朱副总理在惠灵顿的“蜂窝楼”——新西兰国会大厦发表的讲话。这篇讲话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同时欢迎新西兰的企业家去中国投资。朱风度翩翩,使在场的政要和各国使节倾倒。我正在全神贯注地听讲话,突然新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挤到我的身边。我们有过一面之交,我记得他好像在北欧的国家长驻过。他向我竖起大拇指,意思是朱的讲话很精彩;然后他又蹦出一句生硬的中国话:“你们这位爱吃方便面的副总理这次还吃方便面吗?”我当时一怔,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我猛然想起了1993年我去芬兰访问时听说的故事。说的是朱副总理访问芬兰时没有到使馆去吃饭,回宾馆后泡了一包方便面吃了就睡觉。想到这里,我回答道:“这次我们的使馆大门被你们的歹徒烧了,恐怕连一包方便面也吃不上了!”言罢,我们同时默默地一笑走开了。
在朱副总理短短两三天的访问中,我们的生活规律完全打乱了。我那时是临时的“王老五”,家里没人做饭,饿了泡一包方便面,或者嚼几块饼干;困了就在接待室的纸箱上趴一会。在代表团结束访问前,朱副总理在宾馆的一个大厅里接见了使馆全体工作人员。他说的几句话使我终身难忘。他说:“这次我来新西兰访问,正好使馆大门被烧,大厅在装修,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使馆全体人员在接待上搞得这样好,如果我们还挑剔,那我就是世界上最不讲道理的人了!”听到这里,我的眼睛模糊了,泪水涌了出来,流到两天没有修刮的胡子拉碴的脸上。
总理府——我们的邻居
沿着使馆门前的大街往左走,大约在二三百米的地方,有一座很大的用木板矮墙围成的院子。院子里有一片很大的停车场。从直对大门的甬道望去,只见一座很不起眼的房子。起初,我以为这不过是一位阔老的宅第,不料一看八字大开的大门旁挂着的小牌子上写着“总理府,非公莫入”。我不由得怔住了。原来我们和总理先生是“邻居”!
我惊奇的原因是,一个国家的总理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显得太普通了点,而且门口没有一岗一哨。
馆里的同仁们告诉我,新西兰全国只有两所公房:一所归总督使用,另一所则是我眼前的这个院子——总理府。这两位最大的大人物,任满或被撤去公职后就得打起铺盖走路。还有人说,如果起得早,还能撞见总理伯尔格出来跑步。我有早起的习惯,每天“清晨即起”,无需“洒扫庭院”,于是就沿着这条街散步,但从来没有见过总理。也许是总理大人公务太忙睡懒觉了。
后来,我从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说一名日本留学生作为总理府的客人在那里住了几个月。缘由是:总理的儿子曾去日本留学,住在这位同学的家里,现在这个学生作为对等交流来到新西兰,那当然也得住在同学家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总理夫人和“太子党”一号人物。
一天,我接到一封邀我参加葬礼的信,死者是新中友协的老会员。虽然他所在的城市——旺加努伊没有设立分会,但这位可敬的老人是个铁杆的中国朋友。他特别喜欢中国电影,不但自己看,还经常从使馆借片子给邻居们放映(新西兰外交部规定,外国使馆不准在公共场合放电影,私人借影片去放,外交部管不着)。所以,这位老人成了我们的义务宣传员。我查了一下他借的电影片子记录,上面有:《刘三姐》、《小兵张嘎》、《洪湖赤卫队》,还有《地道战》、《地雷战》等等。
我来新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参加了四五次葬礼。
当时,我还没有拿到驾驶执照,所以只好坐大巴去旺加努伊,住进了一家旅馆。第二天一早,我按时到了教堂。那里已经聚集了几百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于是,我就在人群中找“黄面孔”,终于发现一个个子不高的华人。我们很快像老朋友一样聊了起来。他名叫“JOE”,我于是叫他为“周”先生。周告诉我,死者是总理夫人的亲伯父,难怪来了这么多人。然后他把我介绍给了总理夫人,夫人一看中国使馆来人显得很高兴。握过手后,她指着身边一个1.80米高的小伙子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想,这应该是那位日本孩子的同学。男孩子伸出手说:“非常感谢您的光临。”然后,总理夫人又把我介绍给她身后的一对老年夫妇。原来,他们是堂堂的总理先生的岳父岳母。那应该是“国丈”级的人物了!
这位总理的岳丈也是高高的个子,人很开朗活泼。我告诉他,中国使馆和总理府在同一条街上,我们是“好邻居”。老人说:“你回去后可以去‘吉姆’(伯尔格总理的小名)家里坐坐。”我说:“他当总理一定很忙,我不敢去打扰。”他说:“没关系,你只要提我的名字,他肯定能见你。”
我相信他不是在开玩笑。我也没有借他的“口谕”去拜会总理。不过,后来我还是进了一次总理府,还见到了总理本人。
那是1997年6月,朱镕基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新西兰。日程安排中有一项内容是去总理府进行私人性拜会。我作为“开路先锋”,开车拉着外交部的一位处长和朱副总理的秘书警卫去总理府“探路”。所谓的“探路”就是了解从哪个门进入,怎么进到会客室。
这时,院子里有一些警卫人员。他们一看是中国使馆的车子,连问都不问一声,就让我把车子开到了总理府的大门口。其实,只有总理和总理的客人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警察非常礼貌地对我说,把车子开下去,停在停车场。
我停好车走到总理府。刚进门,伯尔格以为朱副总理已经到门口,就走了出来。外交部的人告诉他,朱副总理一会就到。总理发现误会后不好再退回去,于是就和我们聊了起来。他给人的印象很平易近人,没有架子。
西方一些领导人,很平民化。1987年,我去瑞典访问,那是帕尔梅首相遇刺1周年的时候,但在遇刺地点仍有人们敬献的花束。如果他那天不是“光杆司令”去看电影,惨案也就不会发生。
在新西兰,下台的部长像普通老百姓一样。有一次,在一个画展的开幕式上,我见到了前总理朗伊。这位老先生在当总理期间,曾拨款资助了艾黎开办的山丹学校。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质问他,新西兰的教育也缺少经费,为什么要把钱给中国的学校。所以,我对他有很深的印象,想不到在这里看到了“庐山真面目”。朗伊中等身材,腆着一个“将军肚”,圆圆的脸上架着瓶底般厚的眼镜。由于太胖,他的两只眼睛简直成了一条缝。
朗伊先生和蔼可亲,一脸的微笑。我走过去,自我介绍说:“我是中国使馆的文化官员,我们原来还是老邻居。”他大笑起来,风趣地说:“甭提了,甭提了,那已是老掉了牙的老故事了!”
总督府
前英国的殖民地国家现在大多已独立,成为英联邦成员国。这些国家的元首是英国女王,女王在这些国家的代表是总督。新西兰就是如此。不过,这个总督与殖民地时代的总督有一定的区别。他(她)是由总理提名,再得到女王的批准和任命。总督的任期为5年。新西兰至今大约已有11任总督,其中有一位是女性,她就是凯瑟琳·蒂泽德(1990年11月~1996年5月)。她在担任总督之前曾是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的市长。记得有一次汉米尔顿市庆祝建城50周年,这位总督被邀,我有幸看到了她的翩翩舞姿。
总督就住在新西兰两套公房中的一套中。总督府处在惠灵顿一个很偏僻很不起眼的地方,我开车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记得我上任之初,有一次活动在总督府举行,要求着“BLACK TIE”装(带蝴蝶结的夜礼服)。这种礼服的衬衣很特殊,我曾去商店购买,但是由于我身材矮小,总挑不到合身的,所以只好找个借口婉谢这样难得的机会了。
1997年3月,“新西兰亚洲2000年基金会”举办首届“亚洲节”。“亚洲节”在奥克兰拉开帷幕,总理伯尔格还去那里主持了开幕式。当“亚洲节”在惠灵顿开幕时,基金会决定在总督府举行一个晚会。于是,我有机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了总督府。
我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可以说是“基金会”的老朋友了,所以我和黄大使都收到了晚会的请柬。当然,这次我是搭乘大使的专座“奔驰400”进的总督府。
这个总督府真是庭院深深,车子进大铁门后还开了五六百米。在朦胧的月色中,我看见院子里大树参天,草坪像一条黑色的地毯,花草的幽香一阵阵扑面而来。
我跟随着大使进入总督府。府里的装饰很气派,壁画和摆设十分讲究,墙上挂着历任总督的画像。大厅里摆着两把精雕细刻的镶金镀银的椅子。这无疑是总督的宝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