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体系的一个重要社会后果，就是产生了一批善于把得自疯狂投机的财富保存下来的暴发户。
逃出巴黎以后，罗还活了好几年。他成了一个穷人，当然不是饥寒交迫，而是说他不会再有自己的马车和深宅大院了。他过着流亡者和流浪者一样的生活，他没有再回去看望妻子（其实他们始终还没来得及举行结婚仪式）和女儿：他未获准回法国，他们也未能离开那里。
开头几年罗还没有丧失返回法国、为自己辩解并继续进行活动的希望，他屡次致信摄政王不厌其烦地解释一切。从这些信件可以看出，他的经济思想依然如故，只是行动上更小心谨慎和更耐心罢了。
1723年，菲利浦·奥尔良公爵猝然去世。罗的一切希望——恢复职务和财产，甚至继续领取摄政王给他的微薄养老金——一下子都破灭了。新当权者对他不加理睬。这时他住在伦敦。英格兰政府认为他是个很有影响和狡猾的人物，硬是把他打发到德国去了。
这时候的罗只剩下一个大财政家和盛极一时的大臣的影子了。
他变成了一个爱唠叨的人：没完没了地谈论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剖白自己或指责敌人。听众总是不缺的：人们认为这个苏格兰人一定有把纸片变成黄金的某种秘密。许多人以为他不会这么傻，不把他的一部分财产藏到法国以外的地方去，用无论什么办法捞取好处，最迷信的人甚至相信他是个术士。
罗的最后几年是在威尼斯度过的。在赌博（能治好他这个毛病的只有坟墓）之余，他同许多客人交谈，并写了一部篇幅很大的著作《摄政王时期财政史》。他想以之在后代人面前为自己声辩。这部书二百年后才问世。1728年，有名的孟德斯鸠在欧洲旅游时曾看望过他。孟德斯鸠发现，罗有点衰老，但仍像从前那样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并准备捍卫自己的思想。1729年3月约翰·罗因患肺炎死于威尼斯。
约翰·罗和20世纪人们曾以为约翰·罗体系那样骇人听闻的破坏性事件再也不会重演了，但他们错了。同19和20世纪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企业相比，罗的企业（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想像力）看来就像是儿童玩具。
上世纪中叶，罗的思想及他的中央银行和密西西比公司，在法国精明的财政家贝列拉兄弟的企业——巴黎股份银行creditMobilierC！）——中似乎复活了。拿破仑第三是这个投机巨人的庇护者和经营者，就像菲利浦摄政王在罗所创办的公司方面扮演的角色一样。如果要问这个银行用什么手段“增加自己的业务”，并且使法国的全部工业发展都受交易所把戏的支配，马克思回答道：“那就是罗所用的方法。”下面我们就来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
动产信用公司在普法战争前不久就破产了，但它起了不小的历史作用，它开始了银行事业的新时代——创建与工业紧密联系的投机银行。19世纪末20世纪初财政资本的形成就是来自那些大股份公司的发展，它们在一系列工业部门中占据了国家的地位，来自大银行的发展及其同工业垄断公司的融合。
但这是一种“建设性的”发展，有人这样说。那么破坏性事件指的是什么呢？约翰·罗的密西西比冒险，能同19世纪末法国一伙人着手进行的大骗局相提并论吗？为了修建巴拿马运河，这伙人招集了80万股东，之后便陆续侵吞了它们。
约翰·罗体系的破产，能同1929年纽约交易所的破产相比吗？
或者，罗的通货膨胀同20世纪“超级通货膨胀”能相提并论吗？
在20年代的德国和40年代的希腊，货币贬值不计其数。通货膨胀问题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意义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通货膨胀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正常的”和经常的特点。它加深了经济困难，使社会冲突激化，推动了货币危机。顺便指出，同约翰·罗的纸币贬值相比，现代通货膨胀是一种极其复杂和多方面的现象。现代通货膨胀是涉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过程，它时常同滥发纸币有关，但它决不只限于此，有时没有滥发纸币也会出现通货膨胀。在很多情况下价格的上升是通货膨胀的第一个因素，然而这种价格上升却同“货币”方面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出于其他原因：垄断政策，商品短缺，国外经济形势。但是随后增加货币数量似乎“支撑”了不断上涨的价格水平，使之固定下来，从而推动了通货膨胀。在现代条件下，货币数量也好，价格水平也好，都有一种单方面的弹性：它们任何时候也不下降，只是增长。在罗的体系中已经有了这一规律的萌芽。
作为一个财政活动家，约翰·罗具有丰富的想像力、魄力和才干。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资本主义要求这样的人并出现了这样的人。这是一些现实中存在的人物，例如伊萨克·贝列拉、约翰·摩尔根。也有一些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例如埃米尔·左拉长篇小说《金钱》中的英雄、交易所巨头萨克尔，金融家卡别尔布德，等等。
约翰·罗的财政实践和思想在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诚然，在科学上出现某种直接的继承者，约翰·罗还不得不等待一二百年；相反地，如果说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期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辉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曾利用约翰·罗的思想作为出发点，那么，也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危险的和有害的异端加以对待。同这种异端邪说作斗争，在魁奈、杜尔哥、斯密和李嘉图观点的形成中起过不小作用。在分析法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时，马克思曾指出：“重农主义的产生既同反对柯尔倍尔主义有关系，又特别罗氏制度的破产有关系。”古典派对罗的批判是进步的，方向是正确的。这是他们反对重商主义斗争的一部分，罗在很多方面接近于重商主义。当然，罗同原始的重商主义已有很大区别，后者把全部经济问题都归结为货币和贸易的差额。罗基本上把货币看做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种工具，但他同时又没有离开流通的表面现象，甚至不想去探求资本主义生产复杂的生理机制，而古典派所要做的正是这一点。
在考虑货币因素时，约翰·罗自然是把它同对国家的全部希望联系在一起的。他从一开始就想建立国家银行，只是由于暂时的困难，他才不得已同意从私人银行开始。他的垄断公司是国家的附属品。
在具体经济政策上，罗并不是始终如一的：他取消了一些国家调节的措施，这些措施限制了经济发展，但同时他又制定了其他一些国家调节措施。他在财政大臣任内的活动一点也不像半个世纪以后的杜尔哥的活动（后面我们将谈到杜尔哥）。罗依靠封建官僚国家，而重农主义者和斯密所反对的正是这种国家对经济的过分干预。在这方面他们更接近于布阿吉尔贝尔而不是罗。
然而，在拒绝罗所提出并试图加以实现的信用学说时，古典派对信用在生产发展中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就像俗语所说，他们把小孩连同脏水一块泼出去了。可以说，罗的信用观点比李嘉图的要重要一些，尽管整个来说罗同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伟大代表者并不能相提并论。
罗不相信“自然秩序”注定和谐，也不相信万能的“自由放任”，他在这方面表现出深刻的辨别力。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迫使资产阶级科学重新估价自己对罗的态度。路易·勃朗和伊萨克·贝列拉时代为他恢复名誉并不是最后一次。新近的恢复名誉（当然是从另外的立场出发的）是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思想家凯恩斯的后继者们实现的。
罗的主要思想——通过财政信贷领域影响经济以及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来得正是时候。
在美国，改变公司或私人的税率须经国会批准，这是限制执行权力的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措施。现今的政府经济委员会总想建立这样一种秩序：调节税收——现代资产阶级经济政策武库中最重要的武器，而且希望由政府全权决定。于是想起了罗，罗对当时法国解决问题效率之高是十分赞赏的：“这是个幸福的国家，在这里一项措施从讨论、决定到实施只需要二十四小时，而不是像英国那样要等二十四年。”法国是个君主专制国家，因此才会有此情形，罗对这一原因并未感到不安。
罗关于货币充溢和通货膨胀的思想被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再三再四地提出。他们把“适度通货膨胀”看做是拯救经济危机、失业和摆脱经济停滞的良方。然而，执行这样的政策只会导致问题和冲突的尖锐化。在西方，经济学家好比是卧病在床的资本主义身旁的医生，他们充其量只能减轻一下病人的痛苦。
20世纪70年代，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和方法有了一些新情况，通货膨胀已经显示出了它并不是解脱失业和开工不足的好办法。按照凯恩斯及其门徒的药方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已经失灵。
现在的“医生”中意见比以往更不一致：一些人要求减少国家干预，给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力量以更大的自由；另一些人则主张
通过财政、信贷与货币进行更连贯的和灵活的调节；第三部分人
则认为必须实行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关键部门更直接更严厉的监督，切实执行“计划”才能医好病症。但是资本家们不愿意让国家过分干预他们的事务，他们以自己的行动限制任何“计划”。现代资本主义没有国家调节是不能存在的，但是这些调节又经常同资本主义的基础——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