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剩余价值被看做是自然界的恩赐而不是无偿的人类劳动，它直接存在于剩余价值的自然形态上（特别是谷物）。在建立自己的模式时，魁奈所说的不是贫穷的分成制农民，而是自由的租地农场主，这些人有役畜和简单的工具，还雇用农工耕种。
在研究租地农场主的经济时，魁奈对资本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尽管“资本”一词我们在他那里还找不到。他知道，比如说，花费在现有的土地、建筑物、马匹、犁和耙上的是一种垫支，而用于家庭和雇工方面的是另一种垫支。前一种支出一次形成，而它的补偿须在多年中逐渐进行；后一种是年年都要不问断地支出的，而且须从每一次收成中予以补偿。魁奈称前一种为原垫支（我们称为固定资本），后一种叫年垫支（我们称为流动资本）。这些思想后来被亚当·斯密所发展。现在这些都已是经济学家的常识了，但在当时却是巨大的成就。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一开始研究重农学派时就指出：“重农学派的重大功绩在于，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了分析。正是这个功绩，使他们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由于提出了上述概念，魁奈也就为分析资本流通和再生产（即生产和销售循环往复地进行）打下了基础，这种分析对合理管理经济具有重大意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再生产”一词，最初是魁奈使用的。
魁奈这样描述当时社会的阶级结构，他说：“国民被分为三个阶级，即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乍一看好生奇怪，但它却是很合乎逻辑地从魁奈的基本学说中引申出来的，并且反映了这一学说的优点和缺点。生产阶级——当然是指这样的农民，他们不仅要补偿自己的资本支出，养活自己，而且要创造纯产品。土地所有者阶级——获得纯产品的人：地主、君主、教会以及他们的仆人。最后，不生产阶级——用魁奈的话来说，“是由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工作和别种劳动的人组成的”。
如何理解魁奈所说的不生产阶级呢？手工业者、工人和商人不生产，同土地所有者不生产完全不同。前者当然是劳动的，但是他们的劳动与土地无关，所以只创造等于他们自己消费的产品，他们仅仅把农业所创造产品的自然形态改变了一下。魁奈认为，这个阶级的人们似乎是从其他两个阶级那里得到工资的；相反，土地所有者是不劳动的，可是他们却占有土地。在魁奈看来，土地是增进社会财富的唯一生产要素，占有纯产品是土地所有者的社会职能。
这幅阶级结构图的缺陷是很大的。光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工人和资本家，无论在工业中还是在农业中都被划入同一个阶级。杜尔哥已经纠正了这一谬误，而亚当·斯密则完全推翻了它。
还有另一个并非不重要的细节，即如果资本家只能获得工资，那么他们如何积累资本呢？为了解释这个问题，魁奈变了一个戏法。他说，在通常情况下在经济上“合法的”积累仅仅来自纯产品，即来自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工厂主和商人只能靠完全不“合法的”方式，即从自己“工资”中扣除的方式才能积累。
这种观点是有来由的，积累的源泉在当时的工业中是很微弱的，在这个行业中占大多数的或是小手工业，或是半封建的皇家手工工场。魁奈把国家经济进步的希望寄托在积累上，而这种积累只在生产率较高、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租地农场经济中才存在。至于这种积累是产生于自己的土地上还是租来的土地上，那就显得不是最重要了，他知道使英国农业顺利发展的是从地主那里租赁土地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
从魁奈的学说那里得出了哪些实际结论呢？很自然，魁奈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全面奖励大租地经营方式的农业，但跟着还有两条建议，它们在当时看来不是那么有害。魁奈认为，赋税应当只从纯产品上征收，因为纯产品是唯一真正的经济“剩余”，任何其他形式的税收只会损害经济，这样一来，封建地主（魁奈赋予他们重要而光荣的社会职能）就应当实际支付全部赋税。当时的法国情况恰好相反：这些人不支付任何赋税。此外，魁奈说，既然工业和商业是靠农业来“维持”的，那么这种维持费用应当尽可能地低廉，而这只有在取消或尽可能削弱对生产和贸易的限制或束缚的条件下才能做到。重农主义者是拥护“自由放任”的。
这就是魁奈学说的主要内容，这就是重农主义。这是一种完整的经济和社会思想体系，它对自己的时代来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进步的，当然这一体系也带有种种缺点和弱点。
魁奈的思想散见于他的许多篇幅不大的著作中，也见于他的学生和信徒的著作中。魁奈本人的一些作品曾以不同的方式出版，而且在1756～1768年间时常是匿名的，另有一些著作手稿一直到20世纪才被发现和问世。当时的读者要研究魁奈的著作是不容易的，尽管这些著作可以被收到一本不很厚的书中：他的基本思想曾以不易觉察的细微差别的方式被反复阐释过。1768年魁奈的学生杜邦·德·奈穆尔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新科学的起源与演进》，总结了重农主义学说的发展。
重农主义者重农主义理论的特点在于它的资产阶级性质被封建外衣掩盖着。尽管魁奈主张对纯产品的单一税制，但他基本上是向有产者的政权发出呼吁的，他相信这个政权能够增加土地收入和巩固土地贵族的地位。
成功的“诀窍”在很大程度上就在这里。问题当然不在于有产者当局的盲目无知，而在于能够拯救土地贵族的只有资产阶级改良，就像英国的情况一样。而在著名医生魁奈所开的药方中，这剂裹着糖衣的苦药还显得蛮甜呢。
出于这个原因，重农学派起初几年获得了不小的成就，它得到了国王和侯爵夫人的庇护，外国的君王也对它发生了兴趣。同时，启蒙哲学家特别是狄德罗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最初的成就引起了人们对重农主义者的普遍好感，人们把他们看做是贵族和正在成长的资产阶级的最大思想代表。18世纪60年代初开始，除了魁奈在凡尔赛宫中的“阁楼俱乐部”（只允许少数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参加）以外，米拉波侯爵在巴黎的住宅也成了重农主义者的一个公开活动的中心。在这里，魁奈的学生（魁奈本人不常到米拉波那里去）宣传和普及名师的思想，招募新的追随者。核心人物是年轻的杜邦·德·奈穆尔、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以及其他几个很接近魁奈的人。外围成员则包括抱有各种想法的同路人。杜尔哥占有特殊的地位，他时常被算做重农主义者，但他是个伟大的独立的思想家，而不仅是老师的喉舌，我们不能把他削足适履地硬塞进凡尔赛宫的那个俱乐部。这使我们有必要从另一个方面考察重农学派（见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