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为人类提供了马克思。但是，如果说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时凭借过德国古典哲学的话，那么德国政治经济学则很少能给他提供些什么。恩格斯在1859年说过：“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领域内，他们与其余的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在大部分领域内甚至胜过它们。只有一门科学，在它的大师们当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原因很清楚。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而在德国，这种关系自从宗教改革战争和农民战争，特别是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的几百年间，都没有可能产生。”应当顺便指出，恩格斯的这个论述也指明了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期俄国经济思想的特点，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所遇到的困难比在德国所遇到的困难还要大。
李斯特和德国的历史从18世纪开始，德国政治经济学继承的是官房学，它是中世纪大学的一种方法，借以描述性地说明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后者是用来支撑管理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的。官方的经济理论是重商主义。甚至当重商主义在英国和法国早已寿终正寝的时候还是如此。19世纪初期斯密的思想已在德国扎下了根，于是产生了一种斯密主义和陈腐的重商主义的特殊混合物。
这是一个充满暴风骤雨般政治事件和经济改革的时期。拿破仑对德意志各王国和公国的征服，促进了封建关系的瓦解。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被取消了，城市手工业行会发展起来，在许多德意志邦国（特别是其中最大的普鲁士），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手中。但是，在拿破仑战争以后，德国仍然是一个经济落后和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国家。王公和地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日渐高涨的反对外国占领者的斗争。反动派得胜了，直到1848年发生震撼德国和全欧的革命才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
但是，德国的经济发展的水平远远落后于英国甚至法国。
1840年，德国的人口同英国的人口差不多（大约2 700万人），但与英国相比，德国的煤产量少13倍，生铁少8倍，棉花加工少16倍。不过，德国工业的增长还是很快的，特别是在1834年成立关税同盟（各德意志国家的经济联合）以后。
德国是在尚未摆脱封建宗法制度残余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工业和有了工人阶级的。德国工人阶级以西里西亚工人起义（1844年）立即向统治阶级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德国资产阶级无力表明自己是个进步的阶级和新思想的代表者，它很快就同地主和各种反动势力结成联盟，从这个联盟中很快就产生了德意志的凯撒和俾斯麦帝国。
德国19世纪20～3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是作为普鲁士君主和其他王公的奴仆发展起来的。出身于重商主义学派的学者们所写的教科书，不过是把英、法的理论按着忠于德意志君主的精神加工的拙劣作品，其内容只是对应考官职者有用的各种知识的大杂烩。
但是，新时代毕竟要求新歌手。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出现了。
他的力量不仅表现在经济理论的发展上，而且也表现在对相对落后国家一些尖锐的经济政策问题的大胆提法上。李斯特表达了德国资产阶级的愿望，这个阶级在当时是进步的——在它们同德国的统一和工业发展相联系的限度内；这个阶级又是进步的死敌，因为它们的生存有赖于半封建专制政权。在许多问题上李斯特超出了当时官方教授科学的水平。他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有很大意义，因为他所走的是英国古典派所不愿走的另一条道路，而同时又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条件下，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公职、监禁、侨居国外李斯特1789年生于南德意志符腾堡的鲁特林根城，他的父亲是个富有的手工业者——制革工人。这个家庭不属城市显贵，但在中产阶级中还是占有世袭的光荣地位的。他上学到15岁，随后的两年帮父亲干活，在师傅们中间他很快就获得了个懒汉和幻想家的名声。家长决定送他去当文书，在那里年轻的李斯特取得了很大成功，开始了沿着符腾堡公职阶梯的升迁之路，该王国1814年前还是法兰西帝国的臣属。十年间他干过好多种工作，其职位名称有的很难翻译出来。他有一年半的时间在图宾根大学研究法律，最后以在首都斯图加特任会计员职务而结束了公职生涯。1817年他在自由主义部长威根海姆的举荐下被委任为图宾根大学的“国家管理事务”教授。
升得多快啊1 28岁就获得这么高的委任决不是偶然的。到这时，他不仅有了精明能干的官员的名声，而且已是众所周知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时评家了。他深受法国革命和德国民族解放运动思想的影响，成为激进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坚定拥护者。
李斯特颇具文学家和演说家的才能。具有政治热情，思想大胆而鲜明，讲演生动，讽刺刻薄——所有这些（与其成熟的著作有所不同）在他的最初一批论文中都已表现出来了。1847年9月在布鲁塞尔的一次经济学家集会上听取保护贸易主义者的沉闷报告时，马克思曾经激动地大声说，报告人最好还是直接重复一下李斯特的讲话吧，他的讲话至少是“尖锐、生动而大胆的”。李斯特生来是个易受诱惑、沉不住气、才能非凡的人。他没有丢开符腾堡的政治斗争，继续着教授和文化活动，而同时在1819年又投入了新的斗争，这时候他的活动范围已遍及全德国了。他创立了工商业联合会，其主要任务是为德国经济统一而斗争。
然而，也是在1819年，乌云开始在李斯特的头上聚集起来了。
大学教授们策划反对他的阴谋，他们向当权者告密，指责他有“危险的政治倾向”。威根海姆已经不能保护李斯特了。结果，李斯符在符腾堡以辞去大学职位回击了反动势力。他们责备他在工商业联合会的活动，说他作为一名国家雇员应当事先获得上司的允准。李斯特以自豪而十分体面的辞职声明作了回答。可是，鲁特林根的市民却选他进了符腾堡的新议会。政府借口他年龄不足30岁（宪法规定的最低年龄），宣布选举无效。然而半年之后，他又被选进议会了。
李斯特的议会活动是激烈而短暂的。选举过后不久他就在议会提出了一份由他亲自起草的鲁特林根公民请愿书，这是一份内容广泛的民主改革纲领。这份文件语气强硬，很快就招来了政府的迫害，控告他“唆使反对国家政权”，交付法庭审判，没收了他的当选证书，判处十个月的监禁。不等刑期届满，他便流亡国外，在邻国漂泊了两年多。
承蒙国王恩典，李斯特回到符腾堡，但不久又被逮捕，监禁在一个要塞中。政府坚持要把这个不安分的罪犯和已名扬全国的强硬政治对手驱逐出境，结果以侨居美国为条件提前恢复了他的自由。1825年6月，李斯特夫妇携其子女乘船到了纽约，起初从事农业，而后办了一份德文报纸，又成了一个工业企业家。他还从事政治活动，为美国提出了以保护主义为基础的经济方案。他看到美国和德国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这两国的工业发展都遇到了英国的竞争。
1832年，李斯特作为美国公民返回欧洲，并任美国驻莱比锡领事。此时铁路建设热潮遍及整个西欧，李斯特投身于这个新的事业，他从中看到的不仅是经济进步的极为重要的工具，而且是反对战争的可靠保证（抱有这一奇怪想法的还有李斯特的另外两位朋友、德国著名作家亨利希·赫恩和路德维希·布尔涅）。李斯特组织了股份公司，专门修筑从莱比锡到德累斯顿的铁路，这是德国的第一批铁路之一。因为卷入了政党和金钱黑幕，李斯特对欺诈性的政治活动感到失望，遂于1837年去了巴黎。不过，他对铁路的伟大前程所抱的坚定信念是至死不渝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和生命的终结李斯特在巴黎待了三年，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侨居国外。他以非凡的毅力（没有这种毅力他是不会有所作为的）钻研政治经济学并将自己最终形成的思想加以阐述。他的劳动的总结是一部篇幅很大的手稿，题为《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它是为法国科学院征文比赛而写的，直到20世纪才问世。随后，1841年在奥根堡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李斯特原想把这本书作为包罗政治经济学所有问题的巨著的第一卷，因此，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国际贸易、商业政策和德国关税同盟。但是，李斯特的这一奢望未能实现。《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获得了不小的成功，几年间又出了两版。它在围绕着德国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热烈争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德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李斯特发挥了他所看中的思想：德国繁荣与统一之路在于发展工业，而欲发展工业必须借助于高额进口关税及其他贸易政策，用以保护本国工业，免除外国强有力的竞争。这种思想非常合乎正在兴起的德国西部和南部工业资产阶级的心意。他的书在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反响。尽管李斯特在寄给贵族的贺词中对君主主义表示敬意，然而其著作总的精神是进步的，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他所设想的改革是小心谨慎的和不彻底的，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德国那样腐败的环境下，这些思想听起来就像是革命的了。
李斯特的著作准会遇到敌人。他的思想触动了普鲁士容克们自私的利益，这些人向英国出口过谷物，而且正准备同意免税进口英国工业品，以便自由地向英国出口谷物。北德意志城市中的商业资产阶级的旧帮会也赞同“贸易自由．”。在李斯特晚年，这伙人联合起来反对他，诬告、侮辱、匿名恫吓，无所不用其极。他倡导建设铁路和发表尖刻言论也招惹了不少敌人，触犯了地主、大学教授、君主、神甫和当权派。
回到德国以后，他主要住在奥根堡以从事时评和科学著述，正是在这些年间，他写了这样一些著作，这些著作在后来为把他列入大国沙文主义者和德国帝国主义先驱者中提供了口实。李斯特声称，人口过剩的德国应当向国外殖民，开发南欧和东欧的“自由”土地（指现在的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这些地区在当时尚处于奥匈帝国或土耳其的统治之下。他认为，大德意志民族的支柱，特别是军事力量的支柱，应当是中等的自立的农民。这些人也算是一种富农吧。
与此同时，李斯特对英国的态度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他一向认为英国是德国统一和发展工业的主要对手，可现在他指出，英国可能支持德国反对它的两大邻国——法国和俄国。他甚至在1846年还赴英国调查了解英国有无接近的可能，结果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李斯特的健康状况明显地恶化了，他不能为家庭取得物质上的保证，也无力再去从事漫长的斗争和他习惯了的激烈活动。1846年秋，李斯特自杀身亡。
振兴国家的工业在政治经济学上，李斯特是以古典学派的批判者姿态出现的，亚当·斯密在他看来就是这个学派的代表。然而，他的批判实际上并未触及古典派学说的基础——价值论和收入分配论。他对这些全无兴趣，他的兴趣全都集中在经济政策问题上，尤其是对外贸易政策上。
他把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称为世界主义，指责这个体系无视各国经济发展的民族特点，从而把他们发现的规律教条式地称为唯一“自然的”规律和经济政策准则。他说：“我的体系的基本特点在于强调民族性。我的整个（理论）大厦以国家作为个人与人类之间的中间体这一性质为基础。”李斯特说，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从交换价值即耗费劳动的角度来看，对整个世界经济也许有某种抽象的好处，但它可能阻碍落后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他有时称自己的学说是生产力理论，以之与斯密的“交换价值理论”相对立。应当注意的是，李斯特对生产力概念的理解，同马克思后来所作的解释全然不同，对李斯特来说，生产力是“国民财富”不可缺少的各种社会条件的总和。
为了把沉睡的资源吸引到生产中，克服落后状态，应当而且必须发展劳动生产率比外国较低的那些部门。他说：“应当把价值上的这种损失仅仅看做是振兴民族工业的代价。”发展工业这一思想贯穿于李斯持学说的始终，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只从事农业，就像一个人只用一只手干活一样。李斯特主张通过保护关税办法促进工业发展，即由国家采取措施，保护民族工业免遭外国竞争，直到前者能够自立，能与外国“平等”竞争之时。他把自由贸易推到非常遥远的将来，即所有主要国家大体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时候。
从现代的情况和现代人的观点来看，李斯特的一些提法也是非常现实的。例如，他说：“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准则，即一个国家出口的工业品越多，进口的原料越多，消费的热带地区的产品越多，它就越富裕、越强盛。”日本的经验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它的特点正在于具有这种类型的对外贸易。由于经济增长迅速，日本在近些年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