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岳麓风云(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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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3章 汤芗铭湖南作恶 众学子板仓求师(3)

八国联军一把大火烧了圆明园,终于烧醒了老佛爷和光绪皇帝,光绪的一纸圣旨,将科举给取消了,会试、殿试亦是灰飞烟灭,哪里还有“三元及第”?坐落永丰的双峰书院,成了双峰高等小学,蔡和森考入了双峰高等小学的甲班,毕业后,一路顺风入了省立一师,成了杨昌济的弟子,在这里,他结识了毛泽东,结识了邓中夏,结识了大批进步的学子……

离开永丰而入省城,蔡和森真是有些虎入深山之感了,从师杨昌济,听杨昌济讲人生,讲伦理,讲异国他乡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讲先贤王夫之、曾国藩,几乎让蔡和森应接不暇,激动兴奋不已。

“近日读船山之书《击易外传》得‘天下惟器’说,甚是不解,先生能否指点一二?”

毛泽东一日偕了蔡和森、邓中夏等又来到了板仓的杨寓,因为他们已经来了数次,杨昌济于此辟了一问客房,作为他们师生聚会的专用会议室。所以他们的到来,谁也用不着客套,就各自入座。见毛泽东提了如此一个问题,先是微微地笑了笑,用目光扫视了蔡和森、邓中夏等,顿了顿。杨昌济并不善辞令,也不装腔作势:“船山说,‘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也,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其器矣,岂患无道哉?’他所言之器,是指客观存在的具体之事物,即西方哲学所言之物质也,道指的是规律,天下惟器就是说世界上只有具体的东两是实际存在的。天下没有无器之道也就没有无道之器。”

“船山先生说:‘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今日明非,昨日之明也’不知是何意思?”

“存在即是合理,不合理即不能存在,这就是船山‘日新者即运动也’,运动是绝对的,静以居动,则动者不离平静,动以动而静,而静者亦动而静,也就是说世界的物质是运动的,静止是相对的运动,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阳恶从生载,一动一静,合辟之谓也。由合而辟,由辟而合,皆动也,说的也就是动和静的关系,静是动中之静,静是相对的,就好像历史发展变化是永恒的,静止守旧是相对的。”杨昌济讲到这里,忽然记起了当年他问谭嗣同“天地之大德日生”的问题了。谭嗣同说:“以民为主,如何可以救民,即以如何为是。”于是总结道:“存在即是合理,不合理即不能存在,这就是船山‘日新’说的精髓。”

“船山说:‘势理合一,言势者皆顺而逆之谓也,从高趋卑,从大包小不容走阻之谓。’又应该如何解释?三人轮流发问,使杨昌济格外开心,他为学生的善于思考而高兴,于是继续作答:“船山所言势理合一,其实也就是‘动静’说的补充了,他承认了世界是发展变化的,也应当承认这历史的变化,势者,发展之必然也,理者,规律也。”

杨昌济先生有一位千金,唤做开慧,虽是杨家的大小姐,然而却是十分的开明,杨昌济也不以封建的一套束缚于她,因此毛泽东他们每次来此相聚讨论,这位开慧小姐,先是立于一旁静听,见得久了,听得多了,居然听出了许多的道道来。

她发现这些从学于父亲的年轻人,根本不是终日只知“之乎者也”的碌碌学子,而是极有思想极有抱负的有志之士,他们经常讨论的“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的问题,让她听了,几乎有些向往了。特别那个英俊魁梧的毛泽东,更是让她动心。他的英俊,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所提的问题的深度,几乎让她崇拜。她很想听毛泽东说话,因为毛泽东说话,往往非常幽默,逗得所有的人哈哈大笑。然而大笑以后,仔细地想一想,却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开慧对毛泽东由接触到心动而由衷地产生爱慕了,所以她每次见到毛泽东,就禁不住心跳加快,两脸绯红,当然这一点,只有她自己清楚。在毛泽东他们的眼里,这开慧却是一个极其聪颖而又开明的妹妹,是一个贤惠而又大义的姑娘,所以大家都喜欢她,都疼爱她。杨开慧的心思终于有一天让他的父亲发现,杨昌济在他的日记里,有一段记叙毛泽东的日记:

“毛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处,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

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败,其弟亦务农,其外婆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淡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一日杨开慧偶读此日记,恰巧被杨昌济碰见,羞得两颊绯红。杨昌济见女儿读了自己所记日记,而有如此之态,心里明白女儿此时已是动了芳心。杨昌济是十分开明的,他非但没有怪罪女儿越礼,倒是笑吟吟地看了女儿,认为女儿巨眼识得英雄,每每闲暇,竟是把毛泽东的轶事说给女儿听。以后又促成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婚事,使毛泽东做了自己的乘龙快婿。

这本是后话,待后再述。

杨昌济回答了三位学生提出的问题,然后又与学生一起讨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虽然已经推翻了满清王朝,也结束了中国自秦始皇开创的封建帝制,却能说革命成功了么?”

“应该说就辛亥革命本身来说革命是成功的。”杨昌济指出,“因为这毕竟比康、梁的变法要进步些,康、梁的变法是英国、日本式的君主立宪。”

“其实不然,假如当年的康、梁变法能成功的话,也许国家会富强些,就是‘君主立宪’也不差。”邓中夏接了杨昌济的话。

“中夏所言也是,要是国家富强,人们安居,就是‘君主立宪’,却总比这乱哄哄的‘坐轮庄’要强得多了。”一个叫做何叔衡的矮个子学生,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他接了邓中夏的话尾,肯定了“君主立宪”的做法——他也是来请教杨先生的,刚到不久。“当然,已经推翻了帝制又反过来恢复帝制,这样当然是不行的。”何叔衡又补充了自己的观点。

“润之、和森你们看呢?”见毛泽东、蔡和森在一旁沉思,并不言语,杨昌济点起将来。

杨昌济有这么一个习惯,在他的心目中,这毛泽东、蔡和森好像是一体的。因为他俩住处相近,皆湘潭湘乡之地,观点几乎一致,所以每言毛泽东必言蔡和森,甚至呼为毛、蔡。

毛泽东、蔡和森听了邓中夏、何叔衡及恩师的说法,却不以为然。毛泽东认为:“辛亥革命,表面上看起来是成功了,但它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蔡和森更是认为:“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失败,它虽然推翻了一个帝制,却5L卷入了一场纷争,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杨昌济问:“既然你们认为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失败,那末就算将革命进行到底了又将怎样?”

毛泽东说:“首先,孙先生的这场革命是不可能进行到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提出的‘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只强调了民族和民权的问题,对于民生,虽然企图通过‘平均地权’来防止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产生的祸害。他忽略了一个问题,中国原来的基础,实乃半殖民地的国家基础;其二,这场革命的发起者几乎都是一些有产者,他们的属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也就是船山先生所言的‘理势合一’适己得理,则自然成势的法则。”

杨昌济听了毛泽东的分析,不觉有些大惊,继而又有些大喜,他杨昌济对孙中山是极为崇拜的,认为孙中山是~一个历史的伟人,没有想到毛泽东居然能够指出他的缺点是“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更为毛泽东深远的思想、伟大的抱负感到欣慰和骄傲。为了促成他们形成合力,增强爱国家之心,杨昌济除了对他们进行立志教育外,更是把“公共心”作为道德的标准之一,而不断地灌注:“公共心盛,则社会隆盛,公共心薄,则社会衰微。”

“所谓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理,诚行于生物界之大原则,人类亦不能外此。然人类实有异于他种动物之外,则以其能合群也。”

“民族的复兴寄希望于二子。”杨昌济深情地望着毛泽东与蔡和森,心中有了自己的信念。

再说汤芗铭做湖南的督军,就在他上进劝表,劝袁世凯做中华帝国的皇帝以后不久,一个唤做蔡锷的湖南邵阳人,从岳麓山走出以后,几经辗转几度艰辛,终于在云南举起了倒袁的大旗,袁世凯的龙椅尚未热身,就在蔡锷的倒袁运动中,凄然而死了。袁世凯死去,树倒猢狲散,汤芗铭这个一等侯,灰溜溜地离开了湖南。华世义不是一等侯,终于没有汤芗铭一般的能耐,他没能郁悒地灰溜溜逃亡,却在湖南民众的棍棒下成了肉酱……

袁世凯死了,汤芗铭溜了,黎元洪做了总统以后又是段祺瑞执政,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就在段祺瑞执政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中国作为协约国的成员,取得了世界大战的胜利,但在分享战争胜利的成果时,却没有中国的半点利益。巴黎和会竟把中国的自身利益全部划给了日本,这岂不是欺人太甚了?此时北京的数千名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要求讨还公道,这就是后来波及全国的五四运动。就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夕,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蔡元培为首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有感于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太多,掀起了一场改革文化的运动,这就是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实则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助产剂了。其实就在新文化运动进行之时,在湖南,在杨昌济的身边,以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等杨昌济先生的这些学生为主体,围绕“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理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新民学会一诞生,就一直把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他们创办了一本几乎与陈独秀所主办的《新青年》一样齐名的《湘江评论》。这《湘江评论》更是以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气概,对社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把湖南搅了个天翻地覆,不过这是后话。

正是:

汤芗铭作恶不仁,鬼军阀层出不穷。

杨昌济欲柱长天,毛泽东展翅苍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