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心理学思想的最早发源地之一。其中心理学与医学渗透、结合的历史也非常悠久。如《内经》中关于医学心理学的论述，不仅涉及面广，而且具体。并对心理因素与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预防的关系，作了系统、原则性的总结。因此可以说，《内经》奠定了中国古代医学心理学思想的基础。
心理与生理
正常的心理活动是指所有的心理过程，包括感觉、知觉、情绪和精神等，它是以机体生理活动为基础的。《素问·六节藏象论》指出：“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也说：“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明确说明了心理和生理之间的关系：即先有身形，后有心理，心理是生理活动的结果。反之，心理又对生理活动产生一定影响。关于心理活动和人体脏腑的具体联系，《内经》也作了描述。《素问·宣明五气》篇写道：“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则指出：心志为喜，肺志为忧，肝志为怒，脾志为思，肾志为恐。这里前面所谓的神、魄、魂、意、志，是指人的正常心理活动。而后面所说的“志”，却是指情志活动的特征。《内经》把人的情志活动与五脏功能相对应，并将人的情绪变化归之为机体生理活动的结果，这无疑也是心理源于生理的一种论证。
《内经》认为，在人体脏腑中与心理活动关系最密切的是心。《灵枢·邪客》篇说：“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脏坚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则伤心，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素问·灵兰秘典论》更强调了心的功能，指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可见《内经》中的心是主宰人心理活动的主要脏器，实际上则概括了现代医学“大脑”的主要功能。
心理活动既是人高级神经活动的结果，又是外界客观事物的反应。故《灵枢·本神》篇指出：“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说明心理活动，必须首先由被接触的事物通过“心”的感受而产生知觉；鉴于感知的事物常在人脑中反映，就出现了记忆；当不在眼前的事物因记忆出现在人脑中的映象，这便是意象；在意象中进一步认识客观事物，为实现志愿而确定目标，就叫做志向；有了志向就对客观事物的一般特点和内在联系进行综合分析、反复思考，形成思维；通过思维活动对一定事物的志向进行思考，深谋远虑，便称为心智。很清楚，《内经》的这一精辟论述，不仅描写了心理活动的全过程，而且提出了心理学思想的纲领。
心理与病理
人的心理活动是整个人体的一种机能。故《内经》认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活动在正常生理情况下，是人体对外界事物的反应，为正常的心理现象。它们不仅不会引起疾病，还有利于脏腑的功能活动，对于防御疾病、保持健康是有益的。如喜能缓和紧张情绪，使心气畅达，气血调和。怒有发泄之意，微怒能帮助肝气疏泄，防止气血郁滞。正如《灵枢·本藏》篇所言：“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
然而，一旦精神刺激、情志波动过于剧烈或持久，势必引起一系列的心理机能紊乱。继而造成脏腑气血功能的失调，成为产生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内经》在这方面的论述颇多，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灵枢·百病始生》篇也说：“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素问·调经论》中也谈到：“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显然，这里的喜怒是概括了七情而言，阴是指内而言。由于七情致病的这种特点，所以它是形成内伤病的主要因素之一。
关于七情致病的各种具体情况，《内经》也做了详细介绍。《灵枢·本神》篇说：“是故怵惕思虑者则伤神，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动中者，竭绝而失生；喜乐者，神惮散而不藏；愁忧者，气闭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惧者，神荡惮而不收。”指出由于怵惕思虑、恐惧悲忧、盛怒喜乐不节等过度的情志波动，超出了生理活动所能调节的范围，从而发生了流淫而不止、竭绝而失生，神惮散而不藏、气闭而不行、迷惑而不治等病理现象。
根据脏腑的各自生理特点，《内经》认为不同的精神情志变化，对脏腑起着不同的影响。如心喜太过可引起心气涣散不收而不能奉养心神，出现心悸、怔忡，甚至狂乱等症状。大怒伤肝，轻者引起面红耳赤，胁痛气粗；重者则可损伤血络而呕血、吐血，或横逆犯脾，出现飧泄等症。悲忧太过能伤肺，使肺气抑郁，出现气短、胸闷等症。思虑过度，最易伤脾，导致中焦气滞，而见胸腹痞塞、不思饮食、腹泻、甚至肌肉消瘦等症。过于恐惧，则使肾气不固，出现二便失禁等症状。而突然受惊，也可引起心悸、喘促、汗出、慌乱失措等。由于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所以心在情志致病过程中往往起主导作用。为此，《灵枢·口问》篇写道：“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
除此以外，异常的情志活动亦可导致气血功能的紊乱。如《灵枢·口问》篇说：“大惊卒恐，则血气分离，阴阳破败，经络厥绝，脉道不通，阴阳相逆，卫气稽留，经脉虚空，血气不次，乃失其常。”指出喜怒惊恐的精神刺激，导致气血分离而不协调，阴阳失去平衡，经络闭塞或空虚，卫气不能正常敷布，气血的循行紊乱，于是人体便得病。《素问·举痛论》也说：“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假如气血上逆，蒙蔽清窍，还可引起昏厥。《素问·生气通天论》中就有“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的论述。
《内经》中还分专篇讨论了一些与情志有关的疾病。如《灵枢·忧恚无言》篇中的“人之卒然忧恚，而言无音”，就是指突然的忧恐愤怒而导致的失音。《灵枢·大惑论》中则对因情绪剧烈变化而产生的一时性眩晕、复视的原因作了分析。指出“心有所喜，神有所恶，卒然相惑，则精气乱，视误故惑，神移乃复”。《灵枢·癫狂》篇中还把精神病患者致病的心理原因归纳为四种：即“得之忧饥”，“得之大恐”，“得之有所大喜”和“少气所生”。而这四种原因，都与遭受精神刺激密切相关。
《内经》还认为，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情志过激还能改变疾病的传变规律、促使病情恶化。如《素问·玉机真藏论》说：“然其卒发者，不必治于传；或其传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指出病传不以次的原因，在于任何剧烈的情志变化，不仅能导致相应脏腑的病变，而且可进一步影响其他脏腑，使病情恶化。
《内经》在强调情志致病的同时，还认为脏腑气血功能的失调也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精神活动失常，从而引起心理作用的变异。如《灵枢·本神》篇说：“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素问·宣明五气》篇谈到：“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是谓五并，虚而相并者也。”《素问·调经论》还说：“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血并于上，气并于下，心烦惋善怒；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喜忘”。
《内经》关于心理因素与疾病之间互为影响的论述，不但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得到检验，并且已被现代科学所证实。
心理与治疗
异常的精神情志活动既可作为病因导致疾病的发生，又可在病程中影响疾病的转归。因此，《内经》十分强调在疾病诊断过程中，注意从人的心理因素进行考察。如《素问·移精变气论》指出：“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要求医生对病人要耐心诱导，深入细致地询问病情。尤其要了解发病前是否有精神刺激的情况，尽量创造适宜的环境消除病人的顾虑，使某些因有难言之隐或难解之郁的病人畅所欲言，对医生充分信任。这样对于弄清病因、明确诊断，因人而治，以及提高疗效，都有重要的意义。
《素问·疏五过论》更是在讨论了诊治上的五种过错后，指出其根源在于“皆受术不通，人事不明”，与忽视情志之变有关。强调在问诊时必须了解病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条件的变迁、男女亲人的情况等，以掌握病人当时的心理状态。如诊病“必问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说明无论是脱营、失精或皆伤精气，都与情志抑郁、忧愁悲哀、暴乐暴苦紧密相关。
《素问·疏五过论》还指出：“当合男女，离绝菀结，忧恐喜怒，五脏空虚，血气离守。”对此，明代名医张景岳注解为“离者，失其亲爱；绝者，断其所怀怨；菀，谓思虑郁结；结，谓深情难解。”说明诊断时应注意到男女之间的婚姻恋爱、生死离合、情怀郁结等情况。对于年龄少长，虽然能够一目了然，但不同年龄人的心理特点也应重视。如年轻人血气方刚，易躁易怒；老年人血气不足，多愁善忧。凡此，对于治疗和疾病预后的判断都有相当的价值。
《内经》认为对疾病的治疗除了应用药物外，还要进行心理治疗。因为这二种治疗方法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尤其在情志致病的情况下，心理疗法的作用就显得更重要了。《素问·汤液醪醴论》就明确指出：“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今精坏神去，荣卫不可复收。何者？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说明病人精神状态的好坏直接与治疗结果有关。所以《素问·五藏别论》更强调指出：“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告诫医生在治疗前除要详察病人的全身情况外，必须了解病人的心理状态。如果病人相信鬼神而不信医学，或病人厌恶针刺治疗，那么他的病就难以治愈。假如病人拒绝治疗，或者勉强接受治疗，那么也是不可能取得治疗效果的。反之，要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首先就必须进行心理治疗，以解决病人各种各样的顾虑，与医生合作。
《内经》还认为，医生不仅在治疗前要注意病人的心理状态，在治疗过程中也要不断观察病人的心理变化。《灵枢·本神》篇就说：“是故用针者，察观病人之态，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以伤，针不可以治之也”。《灵枢·终始》篇也说：“新怒不刺，已刺勿怒”；“大惊大恐，必定其气，乃刺之”。《素问·宝命全形论》则概括为“凡刺之真，必先治神”。
心理治疗的方法和手段在《内经》中有多种，如说服、暗示等。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二种。
一、说理开导
说理开导式的心理治疗即针对致病的精神原因，通过医生的说服教育、开导启发，来消除病人不正确的认识和异常的心理状态，使之恢复心理平衡，从而达到治病目的。如《灵枢·师传》篇中谈到：“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骄恣从欲，轻人而无能禁之，禁之则逆其志，顺之则加其病，便之奈何？治之何先？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显然，这里“告之以其败”是对病人指出疾病的危害，使他对自己的病情有所了解，以便能认真对待；“语之以其善”意在增强病人战胜疾病的信心；“导之以其所便”则是告诉病人调养、治疗的具体措施；“开之以其所苦”就是解除病人的各种顾虑和消极心理状态。可见这种说理开导式的心理治疗，是以认识和行动相结合为特点的。
如西汉时枚乘的辞赋《七发》，就是一篇典型的说理开导的心理疗法医案。其内容大意是：楚太子有病，出现“惕惕怵怵，卧不得瞑，虚中重听，恶闻人声，精神起渫……悦怒不平”的症状（类似现代医学的神经官能症）。吴客（医生）往治之，认为太子之病，是因为久居深宫、安乐无度、起居无常、生活涣散所致。而这种病的治疗，目前并非药石针灸所能奏效，最好的办法则是听取“要言妙道”。太子同意后，吴客便从音乐的欣赏、饮食的烹调，以及骑马射箭、追捕畋猎进行讲述。太子越听兴趣越浓，渐渐“阳气见于眉宇”、“有悦色”，精神好了起来。吴客又进一步谈到旅游、观潮等方面，“发蒙解惑”，终于使太子“涩然汗出，霍然病已”。这就是医生吴客掌握了太子的病因，选择“要言妙道”说理开导式的方法，以纠正太子的病态心理，振奋其精神，并通过心理作用，促使整个机体产生积极反应的缘故。
二、以情胜情
以情胜情式的心理治疗，就是利用情志的相互制约关系来达到治疗目的。也即用一种正常的情志活动来调整另一种不正常的情志活动，使之恢复正常。为此，《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总结为“恐胜喜”、“悲胜怒”、“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对这种以情胜情式的心理疗法，金代名医张子和作了非常具体的解释：以悲治怒，以怆恻苦楚之音感之；以喜治悲，以谑浪戏狎之言娱之；以恐治喜，以迫遽死亡之言怖之；以怒治思，以污辱期罔之事触之；以思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夺之。凡此五者，必诡诈谲怪，无所不至，然后可以动人耳目，易人视之。实践证明，应用以情胜情法来治疗情志所致的疾病是非常有效的。
如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卷三二一中载一“恐胜喜”医案：一人因喜乐之极而病者，庄先生切其脉，为之失声。佯曰：“吾取药去”，数日更不来。病者悲泣，辞其亲友曰：“吾不久矣。”庄知其将愈，慰之。诘其故，庄引《素问》曰：恐胜喜。在金代名医张子和所著《儒门事亲》中，也载有一“怒胜思”病例：一富家妇人，伤思虑过甚，二年不寐，无药可疗。其夫求戴人治之，戴人曰：“两手脉俱缓，此脾受之，脾主思故也。”乃与其夫以怒而激之：多取其财，饮酒数日，不处一法而去。其人大怒，是夜困眠，如此者八九日不寤，自是而食进，脉得其平。清代《汪石山医案》中则有一“喜胜忧”病案：县差拿犯人，以铁索锁犯人，行至中途，投河而死。犯家告所差人索骗威逼致死。差人脱罪，未免费财，忧愤成病。如醉如痴，谬言妄语，无复知识。汪石山诊之曰：“此因费财而忧，必得喜乃愈，药岂能治哉。”令人熔锡作银数锭，置其侧。病者见之果喜，握视不置，后病逐愈。凡此例子，在中医临床实践中不乏实例。
综上所述，《内经》中的医学心理学思想非常丰富。在其指导下，心理疗法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疗手段，而成为中国医药学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