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510年到1512年可以认为是后刘瑾时代，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散乱无章，既没有正德元年君臣之间的那种尖锐冲突，也没有刘瑾主政时期的那种紧张气氛，反而呈现出一种活泼的氛围，但这种活泼氛围后面也透着深深的无奈。
刘瑾死后皇帝让八虎之一的魏彬执掌司礼监，而不是让二号人物张永负责，可见武宗对于斗倒刘瑾的张永也是颇为忌惮。司礼监如此，内阁仍是由李东阳任首辅，跟刘健、谢迁不同的是，李东阳比较圆滑，他懂得如何在表面上维护士大夫的清誉，但是私底下与皇帝保持一种良好关系，为此刘东阳也遭到同僚们的辱骂。刘瑾倒台后，内阁中跟刘瑾关系密切的阁臣被驱逐，代之而入的是刘忠、梁储，文官与宦官的关系似乎渐行渐远，虽然刘瑾倒台，但此时也不是正德初年的时代，文官已经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肆无忌惮。
后刘瑾时代一切都没有消停，我们的皇帝在这一刻似乎失去了一切约束，他可以自由自在的玩耍。紫禁城对于皇帝来说是个牢笼，这里有令人烦人的文臣、毫无感觉的皇后与妃子、令人沮丧的两宫太后，而且身居宫中做什么事情都不方便，自己喜欢的人也不能随意带进来。为了自己能够随意驰骋，皇帝在紫禁城的西边修了一座行宫，这也就是后世称为“豹房”的地方，豹房修筑完毕后，皇帝寝食和接见大臣就在这里，一直到死朱厚照也没有回到乾清宫。
豹房是个热闹的地方，这里什么样的人都有，即使是妓女也可以召来此地，皇帝和他的臣子们经常在这里饮宴，皇帝是个性情中人，他讨厌繁文缛节，在这里没有身份的尊卑，只有酒友们尽情玩耍，行酒猜令、勾肩搭背、同床而卧，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欢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太平的生活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明代的京畿实际上是个麻烦地，皇亲贵戚的田产都集中在这里，皇室和勋贵的占田必然挤压自耕农的生存空间，加上从15世纪绵延至16世纪的自然灾害导致北方的大批自耕农破产，这些破产的自耕农要么成为流民，要么成为盗匪。北方最大的盗匪是一个叫张茂的人，他结交了内廷宦官，据说还去过豹房与朱厚照踢球。正德五年，朝廷派了一个名叫宁杲的御史来剿匪，宁杲心狠手辣，捉住的盗匪命其捉拿其他盗匪，完成官府要求的人数才能赦免其罪，然后再让被捉住的人去完成相同的任务，如此以来，京畿的盗匪苦不堪言，很快张茂被擒获。张茂的家人找到内廷宦官，宦官又找到朱厚照，朱厚照开价一万两，介绍人也要一万两。
张茂的家人凑不齐如此数额巨大的款项，张茂的部下刘六、刘七、杨虎便商量去附近州县干一票大的，谁知这一票干的过猛，或者是手下人过于激动，连当地的县衙都给烧了，刘六、刘七大惊失色，随即逃到远处躲藏起来。虽知过后不久，官府让刘六、刘七来县衙当捕快，“捕他盗以自救”，在这种情况下，刘六、刘七便来到县衙做起了捕快，干的一段时间干的不错，但恰在此时刘六、刘七听谗言说官府要除掉他们，便来了个不辞而别。如此以来，官府便将他们的家人关了起来，家产抄没，刘六、刘七又托人去递话，官府又让他们“捕盗自救”。刘六、刘七不感相信官府，这时候附近州县已经有流民暴动，刘六、刘七便聚集了旧日人马正式跟官府对抗起来。
发端于刘六、刘七的这场起义是16世纪中国境内最大的农民起义，从起义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正是政府的不作为，官府对底层民众的轻视所导致的，孟子的民本思想并没有被天朝的士大夫们认真贯彻，对待底层民众他们甚至比谁都狠。不仅如此，终明一朝，王朝跟周边民族的那种紧张关系也是如此相似。
正德六年（1511年）七月，刘六、刘七的起义军逼近京师，京城宣布戒严，十月，义军攻破山东济宁，焚烧了运河上的1000余艘漕粮，被焚毁的船只又阻塞运河，刘六、刘七的大军横亘北方数省，如入无人之境，沿途流民纷纷加入，兵锋直指长江。
正在豹房醉生梦死的朱厚照慌了神，他急命惠安伯张纬、都御史马中锡率京营前来镇压，缺乏训练和作战经验的京营在义军面前不堪一击，张纬这个世袭勋贵什么也不懂，马中锡对军事也是一窍不通。眼见如此，朱厚照又改剿为抚，政策一变，流民有些松动，但这一政策并没有被经办人认真执行，叛乱远没有平息，朝廷已经花钱如流水，国库空虚。
九月份，朱厚照终于接受了兵部侍郎陆完的建议，调边军镇压，这在明王朝历史上是第一次，边军由于长年驻守边疆，作战能力远胜于京军，由于边军关系到帝国的边防，轻易不调动，虽然此举开调动边军先河，但朱厚照还是批准了这一提议。
宣府镇2000人，辽东镇2000人，延绥镇500人，一共4500人，全是骑兵，另外让宁夏总兵官咸宁伯仇钺提督京畿三千营，由于叛军皆是骑兵，来如疾、去如风，所以此次平叛兵马全是骑兵，中枢试图以骑兵对骑兵。
十月份，朝廷的军队和义军在河北霸州一带进行了一场主力会战，义军战死一千多人，遭受起事以来的第一次重创。但义军很快恢复过来，在随后的一场战斗中竟然杀死平叛副总兵冯祯。边军和京营之间也相互扯皮，摩擦不断，京营让边军在前面打头阵，然后在后面抢功，边军知道京营战斗力差，则坐视京营被屠。战斗陷入了胶着状态。
此时北方数省的义军有两支，一支是由刘六、刘七领导，另一支是由杨虎、赵燧领导。刘六、刘七是流动作战，每到一处都是烧官衙、开粮仓、劫富济贫，而杨虎的义军则盘桓在河南境内，力图建立根据地以抗衡官府。眼见平叛取得不了突破，朝廷便制定各个击破的策略，免得被义军拖着像个没头苍蝇一样乱窜。刘六、刘七的军队由于流动性太大，无法有效予以歼灭，所以先拿下杨虎的义军。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方略，当你面对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时，就应该静下心来，分析矛盾究竟在哪里，然后再慢慢处理之，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这个道理。眼见官军大举向河南压境，杨虎向南强渡黄河，不幸被水溺死，正德七年，杨虎部下刘三被围困嵩山，自缢而死，赵遂于江西被俘。至此，河南境内的义军全部被扑灭。
失去了河南义军的牵制，刘六、刘七日子也不好过，各路平叛大军开始围攻刘六、刘七。两刘的军队开始从河北南下，正德七年五月，两刘军队渡过黄河，接着南下湖广团风镇，义军开始横渡长江，双方在江面上发生大规模的水战，刘六战死，义军不敌，便向长江下游驶去。八月，义军的船队停泊在长江口的通州，此时突遇强台风，官军乘势发起强攻，义军转战险要的狼山，帝国的军队将义军团团包围在狼山，刘七战死，义军溃散，至此持续两年的刘六、刘七起义以失败而告终。
刘六、刘七起义是16世纪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农民运动，规模之大、地域之广都是明朝建国以来罕见的，竟然迫使明廷调边军前来镇压，无论起义如何迅猛，起义者并不想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他们只是想通过这种农民运动的方式来迫使明王朝实行改良运动，让他们的日子好过一些，但这些都是一厢情愿。虽然这次起义失败了，但发端于17世纪的那场规模更大的农民运动却直接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而17世纪的这场农民运动何尝不是16世纪那场农民运动的延续。
为何要在这一章节中讲解刘六、刘七起义，我们就是要告诉读者，虽然刘瑾死去，但天下并不太平，刘瑾的倒台是由地方的骚乱引起的，但刘瑾死后这种骚乱并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国家的问题绝不是刘瑾一个人的问题。虽然刘六、刘七起义被扑灭了，但战火并没有熄灭，刘六、刘七的部众在狼山溃败后进入江西，在随后的十年间他们依然骚乱不止，还有四川的民变则不在本书叙述之列。
刘六、刘七的起义不应该被单纯看待，除了骚乱外，它还直接导致正德朝的军事变革，虽然文官否认这一点，但它的确对帝国的军事改组有着非凡的意义。
首先，它使得边军的调动成了正常化，1592年北部边境的边军开赴朝鲜战场，1618年同样是北部边境的边军开赴萨尔浒战场，其次，它扩大了军队之间的交流，增强了军队的活力。
锦衣卫钱宁功夫了得，他能双手开弓，他还能经常给皇帝引荐一些新鲜玩意儿，不知从哪里经常弄来一些豹子、老虎，皇帝非常喜欢钱宁，此时的钱宁俨然成了豹房总管。
1512年的战争结束后，钱宁给皇帝引荐了一个新人——江彬，江彬是宣府的一名把总，此次平叛江彬也在征调之列，江彬作战勇猛，但劣迹斑斑被文官多次弹劾。不知道江彬如何与钱宁认识，钱宁将江彬的故事讲给朱厚照听，说江彬在淮河与叛军作战的时候，面部中箭，拔出剑来继续战斗，朱厚照听完大为崇敬。
钱宁将江彬带到豹房来了，当江彬来到豹房后，人们发现武功已经不是他的强项，他的强项是讲故事。这位江彬绘声绘色向朱厚照描述战斗中的故事，这些故事引起了朱厚照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在草原上带兵征战的那种景象在年轻的朱厚照心中产生神往。他开始沮丧自己是个皇帝，为什么不是个将军。除了会讲故事，江彬对军事管理也有一套，他向皇帝详细分析了此次平叛的得失，表达了国家的军事体系急需改组的事实，对于此，皇帝也是感同身受。江彬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将京营与边军互调，将少量边军调往京畿，巩固京畿的防务，然后将部分京军调往边关加以历练。皇帝对于江彬的提议非常赞同，当年底，皇帝便着手此事。
此事遭到了李东阳的激烈反对，他说京军缺乏实际战斗经验，难以抵挡蒙古人攻击，而且边军难以约束，如果调到京城来会影响京城的治安，李东阳拒绝起草调动军队的命令。而皇帝却绕过内阁和兵部直接发布诏令调动军队，这一行为不仅违反了祖制，更是违反了文官统兵的制度。
本来明王朝各地的边军由总兵统领，调兵权在兵部，皇帝能直接调动的只有宦官统领的京营，也就是禁军，对于边军皇帝并无直接调动的权力，但正德皇帝却轻易打破这一制度，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皇帝试图排除文官的又一次尝试，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拉近本已疏远的皇帝与军队之间的关系。
李东阳又一次以辞职抗议，皇帝仍是没有批准他的辞职。正德八年（1513年）二月，3000名宣府边军奉命调至京城，皇帝将他们搞到北京城内，拆毁了皇宫西边的一些房屋，这些军队挨着豹房住了下来，朱厚照将这支军队视作自己的私人军队，从此他又有事情干了，那就是看这支军队出操、训练，看江彬如何排兵、布阵，他觉得这的确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
皇帝完全将这里模拟成了战场，他身批甲胄巡阅三军，他还搞来一些帐篷搭在那里，他宁愿住在帐篷里而不愿意住在行宫内，他认为住在帐篷里才有战场上的真实感觉。皇帝需要敌人，没有敌人就体验不到真正战场的感觉，他让人将关在笼子里的老虎、豹子放了出来，朱厚照手拿武器亲自跟这些野兽搏斗，江彬站立在一旁，一旦发生意外他好出手。意外终是发生了，朱厚照被老虎的爪子抓伤，朱厚照终于歇了下来，他明白再这么折腾下去迟早会把小命折腾掉了。
皇帝并没有完全歇下来，虽然暂时不能进行军事活动，但还能进行其他活动。不久，朝中大臣就听说皇帝经常在京城不该出现的场所留宿，群臣纷纷上书要求朱厚照对此做出解释，皇帝自然是置之不理。
豹房的帐篷内不仅有甲胄，而且还有炸药、佛朗机火炮，这些炸药依然是军事演习用的，北京城内的居民不仅能听见战马的嘶鸣声，而且还能听见隆隆的炮声，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年代。皇帝喜欢花灯，豹房内到了夜晚到处都是悬挂的花灯，照的整座行宫亮堂堂的，事故发生在新年的灯节那天，京城的居民都听见了巨大的火药爆炸声，整座紫禁城的上空弥漫着黑色的硝烟，接着便是冲天的大火，整座豹房被点燃，几座宫殿被烧毁，朱厚照看着这冲天的火光说道：“好一棚大烟火也。”
此事又引来言官的激烈弹劾，朱厚照对付文官也有办法，他经常对官员说要举行重大活动，然后让这些官员一等就是几个钟头，甚至是一天，或者半夜将这些官员叫出来接见。朱厚照的荒谬举动令文臣们越来越无法容忍，他去城南的南海子皇家猎场打猎，将猎获的猎物作为他的战利品分给文官，文官们拒绝接受。
朱厚照早已厌倦了北京城的生活，江彬劝他到宣府居住，那里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而且宣府也是一个热闹的地方，有比北京城更多的乐师和漂亮女人，最重要的是那里可以看见真实的军队跟蒙古骑兵的战斗，朱厚照早有此想法，但问题是如何出去。
正德十二年（1517年）八月，我们的皇帝换上便服，带着几个随从骑马从德胜门溜出北京城直向昌平奔去，文官们很快知道了情况便骑马火速追赶，半路上追上皇帝，官员们生拉硬扯，朱厚照就是不愿意回去。
虽然摆脱了文官的纠缠，但当朱厚照抵达居庸关的时候他傻眼了，无论他如何喊门，守关的御史就是不开门，无论他如何在关下声明自己是皇帝，守关御史就是不承认他是皇帝。无奈之下，朱厚照只有返回京城。
一个月后，朱厚照打听到那位守关御史近期要出关巡视，便和随从乘夜急速逃出北京城，经过四天四夜的急速行军，皇帝终于抵达居庸关下，此时那位御史还没有出关。皇帝和他的随从便在附近一个农民家里过了一夜，等到第二天御史终于出关，朱厚照火速出关，临行前将谷大用留下镇守居庸关，并交待了谷大用一件事情，那就是对于任何试图从这里通过的文官都不要开关放行。
皇帝这回彻底自由了，他跟文官彻底脱离了关系，哪怕这种脱离只是一种短暂的脱离。宣府虽然已经到了长城边上，但这里的繁华与热闹却丝毫不亚于内地，甚至比内地尤胜，把个朱厚照乐得喜不自胜。不久，宣府一带出现了一款名叫《游龙戏凤》的黄梅戏，戏中讲述朱厚照在宣府梅龙镇游玩，来到李龙客栈，朱厚照被李龙妹妹李凤姐的美貌所倾倒，便开始出手调戏，李凤姐巧妙应对，让厚照欲罢不能，夜里两人随即睡在一起。
朱厚照到宣府来不仅是为了吃喝玩乐，更主要的是要找蒙古人练练拳脚。正统年间，瓦剌的也先强大起来，但随着也先被杀，瓦剌式微，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又开始在草原上雄起。从成化年间起，鞑靼部进入河套，经过成化、弘治两朝的不断战争，蒙古人又断断续续退出河套。正德朝鞑靼部在达延汗巴图蒙克的带领下不断袭扰宣府，这个巴图蒙克明人又称他小王子，属于黄金家族成员，而朱厚照要对付的就是他，这是黄金家族和朱明后裔的一次面对面的互搏。
京城的文官不仅被限制进出居庸关，而且被限制离开京城，不久，文官们收到边关一份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名义要求调兵和征集粮草准备打仗的命令，文官们都被搞懵了，他们不知道所以然。这位朱寿是谁？威武大将军是谁？但人们很快反应过来了，他就是皇帝本人，皇帝自己封自己为将军。
皇帝来到宣府不久，小王子带着五万骑兵开始向大同逼来，皇帝亲率增援军队向大同驶来，宣府和大同的明军会合在一起达六万人，双方皆向大同府应州县汇集。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月二十一日应州会战爆发，双方主力从清晨战至傍晚，明军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永乐时代似乎又回来了，朱厚照骑在战马上抡着战刀跟着他的士兵一起砍人，眼见皇帝跟着自己一起冲锋，这些明军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战斗至傍晚，小王子不敌，便带着军队退出了战场。
应州一战使我们的这位皇帝荣耀到了极点，他的人生理想终于得以实现，此时他不再是一个居住在紫禁城的无聊皇帝，而是敢在战场上冲锋的将军。
随后皇帝返回了宣府，一直到第二年的二月份皇帝才决定返回京城。他下令在京的所有文武百官皆去城门外迎接，皇帝的军队于半夜到达德胜门外，已经在寒风中等候一整天的文武大臣已经不堪其负。皇帝兴致盎然的回到京城，他亲口对官员们说自己亲手杀死一名蒙古人，文官们拒绝承认此次的应州大捷。虽然皇帝不断坚称真的有一位威武大将军朱寿，而且他就在军中，此次应州之战全凭这位朱寿指挥有方，但文官拒绝承认有这么一位人。皇帝下令封这位朱寿为镇国公，年俸5000石，全体文官昏倒。
回到北京的正德才知道京城的日子是多么无聊，堆积如山的奏章等待他批阅。由于此次朱厚照是偷偷出城，而且还将官员们禁锢在京里，更为严重的是他亲自带兵上战场去跟蒙古人博杀，现在皇帝回来了，正是文官们找他算总账的时候。
无独有偶，二月份，成化皇帝的配偶太皇太后王氏离世，官员们逮住这个机会，一会让皇帝这样，一会让皇帝那样，搞的个正德皇帝不甚其烦。到了行大礼那天，由于前一天天上下雨导致广场上积水，皇帝便让众大臣鞠躬免跪，此举激怒了众人，群臣纷纷上书指责皇帝有违孝道。到了给太皇太后送葬那天，皇帝将灵柩送到了昌平，安葬在宪宗身边，但他乘此机会跑到喜峰口找了朵颜卫的几个蒙古族首领喝酒。文臣们彻底疯狂了，他们纷纷指责皇帝以送灵柩之名，行巡幸之计，其中有一位叫舒芳的状元，响起了惊天一炮，被文臣视为楷模。
舒芬是江西省南昌县人，正德十二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舒芬为人极为孝道，被人视为孝子楷模。嘉靖年间，其母病逝，舒芬扶柩辞官归乡，后来因其母辞世竟忧伤而死。不仅如此，舒芬为官清正、心胸宽广。一次他家的邻居建房，将墙建在他家的地基上，家人写信让舒芬出面干涉，舒芬写了一封信给家人，信中只是一首诗。
千里捎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自然明白舒芬的意思，主动让出了三尺，他的邻居听知此事，也让出了三尺，至今在舒芬的家乡仍然有这样一条窄窄的六尺巷。“舒芬让墙”和“孔融让梨”一样成了华夏的经典典故，这些典故也彰显了华夏的品德。虽然舒芬对邻里的纷争能够宽容，但却对皇帝违反儒家的孝统不能宽容，士大夫心中自有一把尺度，他们知道哪些方面能够宽容，哪些方面不能够宽容。
舒芬上了一道激烈的《隆圣孝以答人心书》，在这道奏书里舒芬从孝道、天理、人欲三个方面跟皇帝辩论孝道，并直言不讳的指出皇帝的所为有违孝道。舒芬的这一行为我们无法做出恰当的评判，皇帝在祖母丧葬过程中做的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我们也无法做出道义上的评判，我们只是知道伦理道德在我们这个国家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行为准则，高高在上的皇帝尤其要遵循这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伦理道德在一定程度已经和法律一起成了评判事实的根据。
舒芬的这篇文章跟海瑞的那道《直言天下第一疏》无疑具有异曲同工之效，但与嘉靖皇帝不同的是我们这位皇帝并没有大发雷霆，只是随手扔进了垃圾桶里，可怜状元郎熬了一个夜晚写出的华彩文章就这样静静的躺在宫殿的角落里。
虽然舒芬的上书并没有得到皇帝的正面回答，但它很快在朝堂上掀起波澜，这位状元郎很快成为帝国的楷模，无数的士大夫奉其为榜样。六部、翰林院、大理寺、行人司、通政司、十三道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的奏书纷纷砸来，在大明朝文官与皇帝的斗争中，职位低的官员尤其起劲。这些官员们不仅给皇帝施加压力，也同时给内阁施加压力，要求内阁大学士杨廷和、梁储、蒋冕领衔上书。而这个时候，皇帝由于着了风寒，正在卧床不起，这是一个信号，它表明我们的这位皇帝在这个时候身体已经不行了，他的身体极度虚弱，虚弱到连偶然的感冒也受不了。
挨到皇帝身体好些的时候，能够下床理政的时候，文官们依然不依不饶，甚至要皇帝下罪已诏，就差没让皇帝下台了。我想皇帝这个时候大约对刘瑾是怀念的，他明白在这个国家有一群人是不能得罪的。
皇帝终于忍受不了群臣，挨到1518年7月份朱厚照带着随从又出去了，临行前给杨廷和留下敕书交待了一下，皇帝此次是要去巡边了。皇帝带着一万人的队伍从宣府出发沿着长城外沿行走，皇帝跟所有人一样风餐露宿，他欣赏着大漠风光，但无人领略到皇帝凄苦的内心世界，此次巡边，皇帝虽然出来了，但他的心还留在京城，留在那帮文官那里。皇帝此次出塞心境与上次已经截然不同了，他显得心事重重，没有了那种意气风发，皇帝与文官们的间隙已经种下了，从此大明王朝的政治已经陷入一种死结。虽然儒家思想的高峰还没有到来，但这已经是一个儒学已死的年代，在以后的岁月中甚至需要引入部落民族的新风和西方文化的新风来荡涤儒学的桎梏，这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死结，更是一种文化上的死结，我们的政治、我们的文化为什么会进入这么一个死结？它跟我们这个国家过于庞大、复杂有关，一方面它需要一种伦理纲常来维持帝国的正常运转，以道德行为规范来统驭全局，另一方面它也需要人性的自由、奔放来维持政治与文化上的活力，它们之间是矛盾的，不仅体现了政治上的两面性，更体现了文化上的两面性，当后者过强的时候则不存在问题，一旦后者过弱则会陷入一种无法挽回的境地。新旧思想开始激烈的碰撞，君臣开始搏弈，帝国的大厦开始摇摇欲坠，越至晚明，这种景象越发突出。
皇帝此次的巡边走了1000多里路，他详细察看了沿长城各处的隘口和兵力部署，最后抵达了陕西省延绥镇榆林卫，经过四个月的长途跋涉，部队士兵死亡、逃跑甚多，减员十分严重，但皇帝始终如一，他跟士兵们一起风餐露宿、同甘共苦，这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年代，此后这种情形再也不可能出现。此次巡边由于离京师太远，在视察完榆林卫后皇帝便开始返回，回程途中路过太原府，皇帝住进了晋王府中，在这里他邂逅了一名名叫刘良女的歌女，传说这名女子是晋王府乐工杨腾的眷属，皇帝喜欢上了这位刘良女，并将她带回了北京。
正德十四年二月皇帝回到了阔别七个月的北京，在回程途中他大概不会郁闷，因为他带着一名心仪的女子，在皇帝巡边途中对于重要的奏章，内阁也是快马加鞭送给他批阅。
至此，皇帝跟北部边疆的那种缘分已经结束。他的理想是能像先祖那样能勇敢的踏入大漠，能跟将士一起同甘共苦。到了正德年，由于勋贵阶层的没落，皇帝对于战场的生疏，这些都使得皇帝与他的军队日益疏远，早在成化、弘治年间，皇帝就想带兵出征，但官员们向皇帝阐明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皇帝这才作罢。但到了正德年，朱厚照冲破文官们的羁绊，再次恢复了祖先的那种武功，对于此我们仍很难做出评判。皇帝的个人行为于国家来说作用并不大，但对于正德本人仍是要值得肯定与赞扬，他行程千里，不畏艰苦，他敢于亲临战场跟蒙古人拚杀，后世的皇帝已经不可能像正德这样了，他们都被牢固的禁锢在宫中，终身不出北京城。
另外，皇帝亲自参加的应州之战减缓了蒙古人对宣府、大同的压力，而且应州之战既不像朱棣亲征那样找不到北，也不像朱祁镇那样窝囊，完全是在皇帝的带领下双方酣畅淋漓的一场战斗。我们无法说正德皇帝有多么伟大的武功，但皇帝的敢想、敢为对于后世之君来说的确是值得他们敬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