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宴之后，赵匡胤又干了些别的事情，说出来可以让日后提出“精兵简政”口号的李鼎铭晕死四遍，因为太祖施行的政策，可以归纳为“精兵繁政”。
宋初的军队建制是这样的：正规军称禁军，归中央直接掌管，和平时“列营京师，经备宿卫”，同时也“分蕃屯戍，以捍边围”，其统帅为殿前都点检。地方长官掌握的军队称厢军，总领于侍卫司；再往下是乡兵，是按户籍抽调的壮丁，或由各地自行招募来的地方兵，经过训练可加强地方上的统治；最后是蕃兵，是边区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数量很少，必要时可以配合禁军作战。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的权力非同小可，具体影响力参照赵匡胤登基过程。
针对这种情况，废除殿前都点检一职后，太祖首先进行军权分解，将禁军统领权一分为三，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侍卫步军都指挥司三司共同掌管，即所谓三衙统领，对各指挥使仅赋统兵之权；又设立枢密院，有调兵之权，于是统兵的不调兵，调兵的不统兵，借用袁腾飞的话说，禁军统领就好比雇用司机，枢密院可以派车，禁军将领只负责开车。
同时以文官担任枢密使，掌管枢密院，开创文人调兵的先河。
接着是实行更戍法，就是禁军定期更换驻地，但将领不随军调动，以达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目的。
关于这个想法的来源，斯诺说，夜宴前赵匡胤和赵普聊天，谈到“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之后，太祖问道，就算权力分散，那如果各都指挥司培植个人势力，该当如何？赵普略作沉思，把面前的杯子和赵匡胤的杯子对换了一下。太祖微微一笑，把杯子放回原地，里面的水互相换了一下，说，不错，我也是这么想的。于是随后赵匡胤下令：京城驻军有的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有的要到产粮的地方就粮，这种轮流驻防的办法称为“更戍法”，官方的解释是锻炼士兵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经常更换将领，你们有机会见到更多的名人。
最后，是下令挑选一些具有相同特征的士兵，原则是琵琶腿（大腿粗壮）、车轴身（肩宽腰细），高度适中，体力强健——听起来很像如今的干部——作为“兵样”送到各路，然后将各藩镇所辖厢军、乡兵里面符合兵样特征的精壮之士，编入禁军。这样做的结果就像咱们去水果摊挑苹果，把个大的、色红的都选完了，剩下都是些干皱的、烂皮的，以后只好扔掉。以此类推，一旦某地身高体壮，武艺高强的厢军、乡兵都被编入禁军，剩下士兵的战斗力就会极弱，只能抓抓小偷，收拾收拾无证摊贩——这样的军队，其实很像今天的城管。
所有的事干完了，赵匡胤长舒了一口气，心想这下睡觉肯定是可以睡安稳了。
不过赵匡胤睡安稳了，他的子孙后代可就睡不安稳了。
用几句以前历史课本上学来的废话说就是，宋太祖的这些措施，加强了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形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不过，对讲这些的人，可以送他们一句话：站着说话，不腰疼。
关于上述政策的长远影响，本文后面还会不断涉及，此处就不展开了。只是对这些站着说话的人，可以提醒下，1973年12月，中国发生过一个“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故事，可视为前述“更戍法”的翻版。一个时隔1000年还会被拿出来装酒的酒瓶，会是一个烂酒瓶吗。
宋太祖当然不是一个制造烂酒瓶的人，事实上，他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人。
泼男鲁迅的《而已集》中有《文学与出汗》一文，文中骂梁实秋说：“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徒步小时候上学，老师讲授这篇课文的时候，将鲁迅的话奉为圭臬，言谈之间对梁实秋多有贬抑，恨不能当众不称其“上海的教授”，而改叫资本家的乏走狗。时过境迁，如今泼男的文章被从课本中一一删除，再过些时日是否还有读者都未有定数，至于后人评价其文对比梁实秋的“描写人性”之作，是能“至今流传”，还是“都消灭了云”，就更是未为可知了。
因为不光是文学，得以流传的所有东西，我们都能从中看到人性的体现。
夜宴之事过去不久，宋太祖赵匡胤于建隆三年（962年）在太庙寝殿的夹室里放了一块刻字的石碑，谓之誓碑。
这是一块很奇特的石碑。
因为不单赵匡胤，整个北宋的皇帝都把这块石碑当成宝贝供着。
此碑平时用销金黄幔遮蔽，且门钥封闭甚严。赵匡胤下令，誓碑只在太庙四季祭祀和新天子即位时才可启封，谒庙礼毕后，方可奏请恭读誓词。皇帝拜碑时，群臣及近侍都需远立庭中不得仰视，皇帝只能带一名不识字的内侍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然后再拜而出。北宋的各代皇帝“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泄漏”。
除历代皇帝本人，再无任何人知道碑上所刻内容。
谜底于164年之后揭晓。1126年“靖康之变”时，攻破汴京的金军将祭祀礼器席卷而去，太庙之门洞开，人们才得见此碑。誓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行：一为“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春秋以前，确曾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规定，但后世几被废置。当宋太祖立下“不杀士大夫”的家法，为宋代士大夫提供了一个不那么严酷的政治环境后，才使得宋代文化超越汉、唐，而这个人性化的条文，也成为数以亿万字计的泱泱古史中最为温暖人心的一句。
古往今来，我们看到的共同创业者命运的结局，多逃不出十二字的宿命：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创业大功告成，老大一般思考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你说这帮跟我一起起事的哥们吧，我是杀掉呢，是杀掉呢，还是杀掉呢？
因为不管白猫还是黑猫，用不上的时候最好变成死猫。
于是我们看到，刘邦霸业功成之时，韩信、彭越、英布诸将被一个接一个以“谋反”罪名诛杀；
朱元璋称帝，火烧庆功楼，烈焰腾空而起时，多少弟兄一次性全部解决；
而屠杀功臣这一行业集大成者斯大林，在1937年至1939年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清洗，杀掉35000多名、占全军总数大半的军官：其中有5名元帅中的4人；15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3人；85名军长中的57人；196名师长中的110人；406名旅长中的220人，最高军事委员会80名成员中的70人，以及11名副军事人民委员的11人。
读完如此丰功伟绩，再看赵匡胤所立三誓，虽时过千载，亦恍然如昨。
我们总在教科书上看到干巴巴的“以人为本”的说教，也总在电视机上看到很多被抓了快要枪毙的官员关于未曾“以人为本”所以挂掉的忏悔，但我们总是很难找出真正符合这种说教的案例。然而，我们不妨在一个秋夜静静听完那曲《秋天里》，或是想象一下那块刻着56个汉字的石碑，仰望当初的勒石者以怎样的一种姿态立于碑前，也许能真正理解“以人为本”这四个字，究竟该如何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