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曾国藩这方面的“不敬”很快有了大的变化，成为应重、诙谐而不失君子形象的一个人。曾国藩就是这样，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甚至夫妻之间正常的情感交流都严加克制。在儒家老祖宗孔孟那里，都承认“食色，性也”，但曾国藩认为，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终会妨碍大事业。他以后位及人臣，但坚决不纳妾，生活作风上也严格自律，这是他不同于同时代的封建士大夫的地方，也是他精神品格上的突出之处。
成大事箴言：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共戒之。
——咸丰六年十一月
7.平生三耻：薄学、无恒、不专
曾国藩认为人生有了一个高远的志向，你的一些行动，诸如或进或退，或去或从，或取或舍，都不失为盲目之举，徒劳之举。为此他说：愧奋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则远游不负。若徒悠忽因循，则近处尽可度日，何必远行百里外哉？
这正符合中国古代寓言所讲的人生原理，那则寓言说一只猫头鹰因当地人厌恶它的叫声而欲迁往别处。其时有人问它，说“子能更鸣乎？”意思是说你能改变自己的叫声吗？否则，你搬到新的地方不也同样会遭到人们的反对吗！立志也是如此，正如曾国藩所说，若无破釜沉舟之志，何必远行百里外哉？
培养砺志精神，注重道德修养，是一个成功者的基本素质。《礼记·大学》说：一个“有德”的人，关键就在于能否提高道德修养；而“修身”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曾国藩认为人都有向善的能力，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此曾国藩把“德量涵养，躬行践履”本身视为一种重要的品质。如果说，在曾国藩看来人们的一切德行都是同他自身的道德修养分不开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曾国藩的成功与注重“德量涵养，躬行践履”的品质紧密相联的。
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一个志气十足的曾国藩经营自我的意志是多么坚强。从某种角度上说立志并不难，难的是时时刻刻按照自己的志向去踏实苦干，勤恳地践履自己的志向。曾国藩说：余自咸丰三年（1853）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本其素志。近年在军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他还说：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丙戌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于世；超复再出，意尤坚定；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自念贫窭无知，官至一品，寿愈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忝窃万分，夫复何憾！
尽管这样，曾国藩还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总觉得尚有背离了自己志向的地方。他说：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岸，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薄学也；每做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无恒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至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多，废搁殊多，不专也。他还说：日月如流，倏已至暮年。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剪除改徙之时，忧愧曷已！
正是这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才使得曾国藩在做人、做事中能够比常人更多地具备主动性、紧迫感和自觉性。有了这种意识，才能够经常地将自己的行为与目标进行对照，从而校正人生的方向，矢志不渝地走向前方。
成大事箴言：
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早起也，有恒也，重也，三者皆尔最要之务。早起是先人之家法，无恒是吾身之大耻，不重是尔身之短处，故特谆谆戒之。
——咸丰九年十月
8.“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
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与他的治学之道颇有关系。毛泽东也很注意这一点。
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说：“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余既自度其不逮，乃则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鹜，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文末说：“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三十二人依次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程包括程氏兄弟，实为三十三人，其中文才与圣德并列，也是他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在《圣哲画像记》中，四人一组，于义理、词章、考据方面，德行、政事、经世方面，以及言语、文学等方面，对他们都分别有所论述。曾国藩讲究“择书”说，是以《圣哲画像记》为读书指导，以“本根”之书为主，取得既约且博之效。
曾国藩以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得大本大源，则心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着重阐述了他对“大本大源”的探索和认识。其中描述不知“大本大源”之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姑不论当年毛泽东所探究的“大本大源”，与曾国藩的在内容上是否相同，这种重视“本源”的思想方法可说是相通的。
曾国藩在探索这种学问的“大本大源”时，尤其注意的是治心养气。在他看来：如果人们祛除各种心理杂念，保持心理意志的高度凝聚，将使周围的磁场发生物理变化，由心理变异引出生理变化，而生理变化又反馈和强化人的心理变化。在“治心养气”方面，他尤其推崇的古圣先哲是：孟子、庄子、李白、苏轼四位。他认为：
孟子的“浩然之气”是一种充溢着刚性的“力”，这种刚性之力并非来源于人体质的健壮和权势的显赫。身强力壮和位高权重固然有某种威慑力量，但若没有仁义礼智的信念作精神支柱，则不过是“匹夫之勇”而已，因为它们只能让人口服而达不到使人心服。“浩然之气”的刚性之力来源于人们对自我与宇宙合一的体认和对仁义礼智的信念和践履。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与他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是中国古代关于充实之美的理论基础。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实际上不就是指人的一种真力弥漫、生气勃勃的内在精神状态和充实郁勃的人格之美吗？它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身上，得到了完美圆满的体现。
庄子的人生态度是最达观的。庄子虽然家境贫寒，“处穷闾陋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但他却不为富贵所动，而是视功名利禄如粪土，笑辞千金之重利、卿相之尊位，宁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一般人都求生畏死，祈求长生不死，庄子却比较超脱，“不知说生，不知说死”，甚至以死为乐。不仅妻死鼓盆而歌，就是自己死后，也主张天葬，让自己的尸体成为乌鸢、蝼蚁的食粮。
“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李白，要求彻底摆脱世俗的羁绊，“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的乐观豪放性格是深受庄子影响的。范传正在叙述李白为人时说：“环奇宏廓，拔俗无类。少以侠自任，而门多长者车。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度弘大，声闻于天。”“环奇宏廓，拔俗无类”，不正是那个“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神人？“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又何似“击水三千里，抟挟摇而上九万里”的鲲鹏形象。由于李白继承了庄子的豪放性格，所以他能笑傲王侯、蔑视权贵，“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于是，才产生御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磨墨、醉草吓蛮书等极富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豪放的性格孕育了飘逸的诗风，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李白“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
在苏轼看来，人之所以要对人间万事超然旷达、随遇而安，是因为人生太渺小、太短促了。那“破荆州，下江陵，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酣酒临江，横槊赋诗”的曹操和“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周瑜，“如今安在哉？”曹操、周瑜这些当年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成为历史的烟云，如今到哪里去寻觅他们的踪迹呢？岁月悠悠，宇宙无穷，人的生命犹如一颗稍纵即逝的流星：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人生短暂，萍踪无定，人生的历程如雪泥鸿爪，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开不败的花朵，也没有看不完的好景，“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分明”？梨花怒放，柳絮飞舞，草色青青，满城春色，人们在尽兴地赏花游春，可是“人生看得几分明”？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尽兴赏花的机会呢？有限的人生给人们带来多少惆怅和迷惘啊！既然人生胜景难逢，聚少散多，别时容易见时难，那么，何必过分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升沉荣霉呢？“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很快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因此，汲汲于个人的物质利欲、富贵穷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就像在醉梦中仍你争我夺，实在显得太荒唐可笑。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虽然意识到人生短暂，却并没有由此走到《列子》鼓吹的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的道路上去，也没有像魏晋名士们那样，沉浸于性命无常、人生如梦、欢乐苦短、忧愁苦多的伤感中不能自拔。苏轼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对待人生，认为人们应该“循物之理”，按照客观事理和人的生命规律生活，随遇而安，“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只有遵循客观事理和人的生命规律，才能尽人事，终天年，做到死而无憾。
怎样才能尽人事，终天年，死而无憾呢？苏轼认为关键在于淡化功名利禄、物质欲望，进退出处、显达富贵、福祸穷通一任于天。“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少，而可悲者常多。”世人之所以乐少悲多，是因为他们拘泥于个人的福祸得失、汲汲于一己之富贵荣辱，不能超然物外。只有超然物外，随缘自适，才能乐观旷达，“无往而不乐”；“予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正是由于苏轼超迈旷达，无往而不乐，所以，他能在各种各样的人生情境下，始终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和安宁。在顺境，即使在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的春风得意之时，也没有得意忘形、飘飘然不知所往；在逆境，即使是身陷囹圄或贬居流放，也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总是在平凡甚至是困苦的生活中去体味生活的乐趣、生命的欢欣。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居黄州，他不仅政治上失去自由，行动上受到限制，而且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我滴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与此同时，经济上十分窘迫，“廪人既绝，人口不少”，为了维持生活，苏轼不得不垦荒东坡，躬耕陇亩，“与渔樵杂处”。面对这样孤苦寂寞的环境，苏轼仍坦然自若，他善于从困苦的境地中摆脱出来，去寻找和发现生活的美。
曾国藩的人生境界、学识、修养、功业之所以为人顶礼膜拜，就是能把所学到的诸家经典与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自成体系，真正的让人从现实中去体验，这也许就是曾国藩的秘密吧！
成大事箴言：
来书往往词不达意，我能深谅其苦。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弟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弟两字上用功？《曲礼》、《内则》所说的，句句依他做出，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若诗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计；即好极，亦不值一钱。不知贤弟听此语否？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