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变法措施中，有两条极其重要：一是军功无等级，使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二是承认土地私有，使秦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迅速成为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公元前340年（秦孝公二十年），秦国向魏国发动战争，在商鞅的策划之下，秦国大败魏国，收回了黄河以西的失地。商鞅因大功被封于商地，领有十五座城邑，号为商君。
商鞅变法除了法令过于苛刻之外，基本上是符合百姓的利益的，所以百姓并不反对商鞅。商鞅之败，在于秦廷内部的权力之争。变法之初，有许多旧贵族就激烈反对，原因很简单，其中的一些条令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关键的还是那两条：军功无等级和土地私有。但因秦孝公的支持，他们还不敢怎么着，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旧贵族势力就诬告他谋反，秦惠文王令逮捕商鞅。
商鞅在秦国无容身之地，为什么呢？因为商君之法规定，住店要有证件，而作为潜逃之人的商鞅哪里有证件，只好跑到魏国，魏国人要杀他，他又只好跑回自己的封地，在封地组织了一支军队，抵抗旧贵族前来逮捕他的军队。由于寡不敌众，兵败被擒。
商鞅最终遭受的刑罚是“车裂”，即把他的四肢系在马车之上，让马车把他的躯体活生生地撕开。其刑罚之酷，令人发指。商鞅虽死，其法还在。秦国并未因此衰落下去，而是一直沿用商鞅之法，一直发展起来，在一百年之后统一中国。
商鞅是个大改革家，他的改革精神至今仍具有积极意义。
三、凄壮的祭坛
中国近代最有名的变法应该是“戊戌变法”了。这是由一群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首倡的革新运动。晚清的没落，使帝国主义更加疯狂地瓜分中国，清朝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帝国主义得陇望蜀，企图彻底灭亡中国。认识到不变法就亡国的必然趋势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股倡导变法的热潮。
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要求变革社会的一次大的举措。《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正直知识分了极大的愤怒，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一千二百多人联名上书，要求变法、拒和、迁都，是为“公车上书”。
但因清廷等级森严，“公车上书”的奏章没有送到光绪的手里。康有为等人十分气愤，在二十多天后，又写了一篇万余言的长篇奏章，经过辗转反复，光绪终于看到了这篇奏章。光绪对康有为提出的许多观点十分赞赏，并发出“上谕”，实行改革新政。当然，这种“上谕”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如果用来罢一个人的官或是杀一个人的头则可，要想改变积年已久的封建官僚体制，实行所谓的新政，那就如清风吹泰山一般地无济于事。
康有为见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又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愤然上书。在八九年以前，康有为就曾向光绪上书，一直如石沉大海，他想起多次上书的经历，心中十分愤慨，在此封奏章中，他措词十分激烈，指出日本国会及报纸天天讨论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而中国却无动于衷，再不变法图强，中国亡国有日。但这一奏章又被顽固大臣压住不报，光绪没有看见，后来，奏章传开，在舆论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许多报刊杂志都进行介绍摘转。光绪也从报纸上看到了这篇奏章，深为感动，就马上召见康有为。
光绪的叔叔坚决反对召见康有为，其理由是引用祖宗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得召见。光绪无奈，只派了翁同滛、李鸿章以及荣禄等人对康有为进行问话，其中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属于主张变法的一派。他把康有为的答辞如实地报告了光绪，光绪再次被康有为的理论和态度所深深地打动。他下令收集康有为的著作文章，自己认真阅读，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坚定了变法和信念，并特别下诏，凡康有为的奏章，随到随送，不得扣压。
光绪急于变法革新，但实权却操在慈禧的手里，光绪实际上是个徒有虚名的皇帝。为了能够推行新法，他多次向慈禧太后索要权力，甚至有一次说出了这样的话：“太后若不给我权力，让我变法强国，我宁愿不做这个皇帝，也决不做亡国之君。”
当时的形势是变法的呼声极为高涨，而朝中的守旧派紧紧凑在慈禧太后的周围，不愿变“祖宗之法”。为形势所迫，慈禧不得不暂时放一点权力给光绪，让他先变一变法，等变不成功，她再以收拾残局的姿态居高临下的整治光绪。这种做法，要比她死命阻挠变法高明得多。于是，慈禧太后在加以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同意光绪试行变法。
光绪和梁启超等人获悉慈禧太后同意变法，惊喜若狂，以为变法就可成功了。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定国是诏》，这实质上是变法的宣言书，诏书斥责了顽固守旧的官僚，指出变法图强是救国的必由之路，还对顽固官僚空有救国之言而无救国之实的虚伪情况进行了揭露。
这道《定国是诏》既表示了光绪变法革新的坚定信念，也使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感到了极大的震惊。从这一时刻开始，光绪帝接连不断地下诏进行变革，慈禧太后则在调兵遣将，准备用武力扼杀革新运动。
光绪在6月11日下诏以后的当天，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召见了康有为，破了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成例，并且长谈达两三个小时，在这次召见以后，光绪不仅对变法更加增强了信心，对变法的内容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样，光绪就坐在他的龙椅之上，大发革新诏书。
从下达《定国是诏》起至变法彻底被镇压的一百多天里，光绪共下诏书110多道，有时一天竟达五六道之多，其改革内容包括：设立学堂、学习西学、派人出国游历学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鼓励修铁路、开矿业及农工商业；奖励新发明、新著作；撤驿站，办邮政；裁减官员、精简机构、改订规章条例；改革军队训练、对海陆军用新法操练；改革财政、制订财政预算；准许旗人自谋生路等。
毫无疑问，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措施对于增加中国的国力是有用处的，但其中许多措施触及了封建守旧派的观念和利益，也是确实的，因此，引起了封建守旧派的恐慌和愤怒，他们鼓动慈禧太后坚决地消灭改革。
慈禧太后是封建守旧派的代表，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思想和素质，更重要的是，她绝对不愿意放弃权力，如果光绪的改革继续深入发展下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朝野之上赢得了人心，她就再也无法控制朝政了，因此，慈禧太后决不允许光绪的改革获得成功。在“百日维新”中，许多守旧大臣对维新措施不执行，不仅当面“劝谏”光绪皇帝，还压住诏令不往下传，或是扣住奏章不送上达。光绪一怒之下，就罢了许多人的官。在处理一次扣压奏章不报的事件之中，光绪一下子就罢了六个大臣的官，造成了轰动一时的“罢黜六堂官”的事件。当然，慈禧太后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光绪的警惕，她躲在颐和园里，对光绪的一举一动全都清清楚楚。早在下达《定国是诏》的时候，慈禧就连下三道“上谕”，罢了翁同龢的官，使光绪失去了左膀右臂，并命凡二品以上的大官均到太后面前谢恩，牢牢地掌握了人事大权。
在“六堂官事件”之后，慈禧更是加紧密谋，准备以武力挟制光绪。慈禧让掌握军队大权的荣禄调派军队，包围北京。于是，荣禄把当时清朝最为精锐的几支陆军调到了北京的周围，一是把聂士成的甘军调驻天津，一是把董福祥的武毅军调驻长辛店。慈禧还派亲信重兵严密护卫颐和园。这样，慈禧就有恃无恐了。
有意思的是，相对于慈禧太后的十万雄师，而光绪的改革者只是几个文弱书生。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授予了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四品官位，担任军机处章京，做文书工作，人称“军机四卿”，再加上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过六人。而这些人一点军政实权都没有，只能今天一个奏章，明天一个奏章，连光绪的面也见不上。而光绪呢？今天一个诏令，明天一个诏令，至于能否实行，天才知道。这种变法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固然是巨大的，但在实际操作上，无异于儿童过家家，大人一来，小孩就只有散伙了。
光绪对于慈禧太后的阴谋一无所知，只是从每日朝见慈禧太后的感觉中，觉察到大势不妙，于是，他写了几道“密诏”，要康有为到上海办报馆，实是要他去避难。等光绪密召杨锐入宫，向他说明紧急情况，要他设法时，杨锐惊慌失措，竟冒出了一句书生气十足的话：“这是陛下的家事，应当同你家里人商量。”至此，光绪已完全绝望，他慌急、焦躁、愤怒，但却一筹莫展。他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只能坐以待毙。
但他还想作一番努力，当时，袁世凯正在北京，光绪就于9月16日召见了袁世凯。在光绪看来，袁世凯对维新变法一贯表现较为积极，他想争取袁世凯的军队，也许会有挽回败局的希望。在与袁世凯面谈时，光绪对他备加称赞，并大升其官。袁世凯先是一惊一喜，随后恍然大悟，明白了光绪是想利用自己。袁世凯权衡了各方力量之后，立刻跑回天津报告了荣禄，荣禄赶往颐和园，向慈禧报告。
9月21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来，光绪慌忙跪地迎接，慈禧太后声色俱厉地把他训斥了一番，以光绪的名义下了两道“上谕”，宣告光绪退位，自己重新训政。慈禧把光绪囚于瀛台，又捉住了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人，并将他们杀死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定国是诏》始，到9月21日慈禧重新执政，前后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又因光绪二十四年是戊戌年，故又称“戊戌变法”。
这场维新变法运动就像变戏法一样失败了。帝国主义列强看到这种情况，知道中国政治更加腐败，便又大举进攻中国，而国内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也轰轰烈烈，在两股力量的夹击之下，慈禧集团无力应付，但又对列强宣战，后来被迫逃出北京。这时的光绪帝虽是一囚徒，对时局却有清醒的认识，他仍希望暂时稳住帝国主义列强，待国力强盛之后再图良策，但终未被慈禧接受。1900年8月，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只好慌忙逃走。出逃时，她挟持光绪，把光绪最为宠爱的妃子兼同道者珍妃活活推入井中害死。第二年，慈禧又挟持光绪从西安返回北京，这时的光绪，在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逐渐地成熟起来，更加坚信中国只有变法图强才能免于被帝国主义列强灭亡的命运，他一直念念不忘变法，并一直希望在慈禧太后死后自己能重掌大权，重行新法。但是，他始终没有搬倒慈禧这座压在头上的大山，历史始终没给他机会。
他本想熬死慈禧，谁知自己竟因忧郁过度而英年早逝，于1908年病故，享年38岁。
虽然这次变法没有成功，但正是这次变法给没落的满清敲响了丧钟，同时使那些企图瓜分中国的列强看到了中国人的觉醒，在当时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