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如果希望做一名臣，或成就一番大业，除了必须具备过人的学识、能力外，对君主的忠诚也是至关重要的。为官者不仅要有广济天下的志向，更要有良好的修养和恰当的处世态度，这些都是做忠臣、成大事的根本。
1.少年立志，澄清天下
有这样一句名言叫“有志者，事竟成”。可见志向在一个人成长、成才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凡是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都在少年时代就确立了远大的志向，并一如既往地奋斗终生。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朝野瞩目的重臣，也得益于早年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
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颇受争议的人物。
曾国藩是受儒家思想教育和熏陶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有着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然而，不幸的是，曾国藩出生在封建末世。
19世纪的清王朝已经处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之前，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华帝国早已盛极而衰、危机四伏了。在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没落衰败的景象。更令人担心的是，朝野上下的各级官吏对所处的困境毫不关心。即使少数有识之士发出了呐喊，从皇帝到各级官吏、士绅、百姓也麻木不仁。在学术界，熟读四书五经求取功名的思想仍然控制着读书人，文字狱依然让知识分子谨小慎微，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只求在四书五经八股诗赋的“故纸堆”里做学问、求功名，对时事不敢过问。道光年间，由于各种危机不断加剧，清政府才逐渐打开言路，学术界的风气逐渐改变，出现了部分关心时局、讨论时事的读书人。
嘉庆十六年，曾国藩生于湖南的一个中小地主家庭，此时正是清王朝由康乾盛世的顶峰走向衰败的时期。此时的大清国各地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危及着清王朝的统治。清王朝的政治风气也越来越萎靡不振，真正有治国才能的人寥寥无几。这与嘉庆皇帝的好恶和各级官员的逢迎谄谀是分不开的。
《瞑庵杂识》有这样一则记载：当朝的重臣曹振镛晚年权倾朝野，为官之道更是令人“惊叹”。一门生请教做官的秘诀，曹振镛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的确，道光即位以来，官场的风气日见败坏，各级官员以阿谀奉承为能事，正直的人士不为官场所容。有无名氏赋《一剪梅》予以讽刺：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事实也就是如此，曹振镛是道光皇帝最信任倚重的宰相。他不学无术、目光短浅，只知顺应皇上的意思办事，造成了道光一朝多数官员不思进取、敷衍度日。官吏以不负责任、圆滑应付尸位素餐者居多，真正有用的人才遭到排挤和打击，国事日见衰败。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主要原因就是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和横征暴敛。再加上自然灾害频频发生，黄河决口，淮水泛滥，百姓的生活日见贫困，不得不揭竿而起。在清帝国的外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了对华侵略，不平等的对外贸易使清王朝大量的白银外流。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太平天国运动又爆发了，而且愈演愈烈。内忧外患使得清王朝处于江河日下、风雨飘摇的状态中。曾国藩所处就是一个“乱世”，一个政治腐败黑暗、经济贫困落后、社会动荡不安、天灾人祸不断、西方列强加深侵略的“乱世”。
曾国藩对自己所处的时世有清醒的认识。少年时代的曾国藩就有强烈的功名心。他的一位同乡好友刘蓉说他“锐意功名，意气自豪”。1838年，曾国藩殿试中进士，名列三甲。按清代科举考试的规定，三甲进士不能充当翰林，曾国藩曾经深深为此感到耻辱。但曾国藩并没有气馁，反而加倍努力苦读，终于跻身于翰林的行列，登上了科举仕途的顶峰。在翰林院居官的十多年间，曾国藩除广泛交结朋友外，仍然勤奋读书，确立了“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人生志向。为此，曾国藩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国藩”，有“为国藩篱”的含义。曾国藩坚信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他认为：“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意即有为百姓谋求幸福的愿望，有振兴国家、开创事业的壮志。他对自己信心十足，“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传统的儒家治国安邦的理想成为了曾国藩的人生理想，他时时刻刻提醒磨练自己，时刻准备着为挽救大清王朝的统治挺身而出，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
同时，曾国藩也意识到任务的艰巨性，要实现“匡时救世”的人生理想一定要有不懈的奋斗精神和献身精神。曾国藩熟知历史，认识到古往今来的圣贤豪杰为了建功立业都有力排万难的气概。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
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至于四达不悖。因戏称曰：“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曰：“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拂乱动忍！”等语曰：“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亦与赌输而道精之义为近。子序笑应之。
显然，成为一代圣贤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为了实现“匡时救世”的目的和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没有甘愿奋斗牺牲的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曾国藩有奋发进取的精神，并全身心投入到为实现抱负的奋斗之中，他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他有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充分表达了他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
2.目击时弊，直言进谏
进谏需要极大的勇气，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和方式。历史上既有邹忌讽齐王纳谏使齐国强盛的美谈，也有比干被剖心处死的悲剧。曾国藩关注时局并力图改变时弊，是晚清官场上的有胆有识之士。
曾国藩在十年京官生涯中，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和批评清末政治，显露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忠君报国的忠心，谋求施展自身抱负的用武之地。
曾国藩早年为了科举功名沉湎于四书五经的攻读，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并不熟悉。
1842年到1851年，曾国藩先后担任过翰林院侍讲、侍读和国史馆协修。这些官职虽然地位不低，但没有实权，依然以读书提高修养为主，“储才养望”而已。随后他担任过礼部、工部侍郎等职，情形与翰林大致相仿。
在这段时期，曾国藩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时势和社会状况。在和师友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的同时，也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以增进对现实政治真相的了解。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促使曾国藩更加深入地研究现实，坚定他的政治抱负，决心担当挽救清王朝的大任。
面对鸦片战争以来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不断涌现的情况，曾国藩焦虑不安，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清朝政治的腐败和官吏的昏聩无能，并对此提出了大胆的批评。他认为清朝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官吏的横征暴敛和贪污腐败
曾国藩认为自道光末年以来，中国从乡村到城市，从内地到沿海，处处都呈现出动荡不安的景象。究其原因，就是官吏的贪污和残暴。
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就指出：“今事以来，粤盗益复猖獗，西尽泗镇，东及平梧，几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其最终结果就是酿成农民运动不断发生，从而危及整个统治的安危。
第二，是非混淆，法度紊乱
曾国藩认为吏治腐败和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整个国家和社会缺乏公正的法制和舆论环境，贪官污吏没有被绳之以法，反而逍遥法外；国家机构没有对造反者进行有效地镇压，也没有严格按照传统的道德法则予以制裁。
曾国藩指出：“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猾机巧逍遥自得。”他对这种状况痛心不已：“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园，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困肝胆，又与掀振一番。”
面对时局的艰难和人心的涣散，面对法制上有法不用的混乱局面，曾国藩感到忧心忡忡。
第三，世道人心冷漠无情、麻木不仁
曾国藩认为，这正是政治腐败的关键，甚至比吏治和司法腐败更为严重。他愤激地指出：
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食饕迟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叹者也！
以上所说的情形绝不是偶然的，在官僚们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和严重。
朝野上下的各级官吏，办事敷衍塞责，得过且过，不求进取，甚至推过揽功。曾国藩认为这都是人心麻木不仁的表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这一段话真实记录了当时官吏腐败的情景。曾国藩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和问题的严重性。
曾国藩在咸丰皇帝上台之初就连上奏折，希望咸丰皇帝采取果断及时的措施，革除弊政，在政治上进行大的变革。然而大大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他递上的奏折如同泥牛入海，根本没有任何的回应。清朝的政局仍然在风雨飘摇之中。
1851年1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太平军势力迅速蔓延，遍及东南数省。清政府派遣军队镇压，结果连连遭到失败。
曾国藩对时局十分关注，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
内度身世，即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阁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1851年4月，曾国藩再次上疏皇帝，提出裁减军队和加强军队训练的建议，试图从军队改革入手，开创全新的政治局面。他这样揭露清朝军队的腐败状况：“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这样的军队作战能力低下，无法承担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重任。他说：“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兵，该省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闻竟无一人足用者。粤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胜长虑！”
面对这样一种将不知兵，兵不能战的局面，曾国藩主张：“医者之治疮疤，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扭转战局。紧接着，曾国藩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提出裁减军队节省开支、提高士兵战斗力的建议。“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
按照曾国藩的计划，如果这一办法付诸实施，每年可节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如果这笔费用用于救荒赈贫，可以大大改善社会的情况。然而，这次上奏和上次一样，咸丰皇帝并没有采纳曾国藩的意见。
与此同时，清王朝军事上失利的消息不断从广西前线传来。曾国藩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感到忧心忡忡，也为自己的建议不受重视而感到愤懑不已，可谓“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然而，“受恩深重，不能不报”，曾国藩怀着一片忠诚之心决定再次直谏。
1851年5月，他再次上奏疏。这封奏疏言辞十分激烈，将锋芒直接指向咸丰皇帝。其主要目的是指出皇上的“骄矜”之气和批判朝廷阿谀奉承的不良风气。
对于咸丰皇帝，曾国藩认为他虽然天资聪颖，但“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好谀”。
曾国藩的这封奏疏一是批评咸丰皇帝注重小的细节而疏略了大的局势，并指出对派往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的人员安排有不当之处。例如臣下觐见皇上，该穿什么款式和颜色的衣服，本有明确的规定，皇上却不厌其烦反复过问，这是“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但“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要善”。如姚莹年近七十，在军队中具有较高的威望，仅“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其地位不高，资望也很浅薄，但皇上委托其办理粮草的重任，“难资弹压，权分则易致牵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