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们为了能够生存和生活，必须进行物质实践，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和人之间必须互换其活动，并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说，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和“实际日常生活”自始至终包含着并展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包含着并展现为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因此，作为“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实际日常生活”所包含和展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16]这就是说，作为物质实践对象化的劳动产品，即物与物的关系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在现存世界中，“物”不仅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体现着人与人的关系。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那种脱离了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与人无关的物或自然，是“无”，是一种“不存在的存在”。与“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不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从“抽象物质”出发，更不是以一种超时空的方式抽象地谈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而是从人的存在方式——实践出发，通过对现存世界异化状态的批判，揭示被物的自然属性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以及被物与物的关系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并通过改变现存世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17]。
这样，马克思便把哲学的聚焦点从整个世界转向人类世界，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状态，从而使哲学的主题发生了根本转换。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哲学主题的这一转换标志着西方哲学的转轨，即从传统哲学转向现代哲学。
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哲学关注的就是人类的生活世界和生存状态。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就是，“哲学所力求的目标在于领悟人的现实境况下的那个实在”。马克思的确为西方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现代西方哲学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解读存在的意义，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人的活动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即使是分析哲学所实现的“语言学转向”，从本质上看，所关注的仍是人的存在方式，所体现的仍是对人与世界关系联结点的寻求。人类关于现实世界的认识成果就积淀并表现在语言中，从语言的意义去理解和把握世界，实际上就是从对人的关系中去理解和把握世界。维特根斯坦后期从生活形式的观点去理解语言和意义，并揭示了语言的公共性、实践性，这与马克思哲学具有相似或契合之处，而塞尔等人的语言行为理论具体分析了“以言行事”的语言功能，不自觉地为马克思哲学提供了语言哲学的论证和说明。当然，分析哲学毕竟走得太远了，在它那里，语言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马克思仿佛预见到了这种“语言学转向”似的，他指出：“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18]
当然，形而上学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并没有销声匿迹。如果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形而上学在近代的一次悲壮的“复辟”，那么，胡塞尔的现象学就是形而上学在现代的一次辉煌的复兴。问题在于，在经历了现象学运动之后而开辟了存在主义新路的现代西方哲学，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反对形而上学及其指向性的伟大原创性。海德格尔通过对存在与存在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意识到“在总是此在之在”，存在的意义只有通过作为人的存在的“此在”才能显现出来。由此，海德格尔认识到“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以及这一颠倒的深刻性、超前性和巨大的优越性，并断言：“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维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19]萨特既意识到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深刻批判为存在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同时也觉察到存在主义自身的某种空缺，所以他提出要使存在主义“依附”在马克思主义身上，并断言：“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哲学之所以不可超越，是因为产生马克思哲学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现代西方哲学所关注的问题没有超出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域，甚至仍在用马克思哲学的话语在说话。即使后现代主义力主“重写现代性”，其实质仍是在关注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后现代主义所谓的“人的终结”，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异化状态的批判。用杰姆逊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历史噩梦是异化劳动”，应当“引开”异化劳动这个令人不堪的事实。在解构了人的先在性和超验性之后，后现代主义宣告：人是“创造性的存在物”，并力图消除“现代性”所设置的人与自然的对立，重建人与世界的关系。“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20]所以，在审视和反思现代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异化状态的批判很自然地浮现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语境中。杰姆逊认为，马克思哲学“是我们当今用来恢复自身与存在之间关系的认知方式”。
马克思哲学的深刻性、超前性和巨大的优越性，使得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任何一个流派都无法避开马克思哲学，都不可能对马克思哲学视而不见。就内容而不就表现形式，就总体而不就个别流派而言，现代西方哲学的运行是以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主题转换为根本方向的，马克思的确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作为现代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不仅是现代西方哲学中创造性的对话者，而且是现代西方哲学进程中极其重要的参与者和强有力的推动者。
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某一理论以至整个哲学理论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真正显示出它的内在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马克思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和生存论的本体论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马克思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和生存论的本体论是在19世纪中叶提出、创建的，它在当时以至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未引起人们的理解和关注。这是一种根本性的缺陷，它使马克思哲学划时代的贡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抛弃了。20世纪的历史运动，实践和科学以及现代西方哲学本身的发展，使马克思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生存论的本体论以及从人的存在出发解读存在的意义这一方法的内在价值凸显出来了，并使人们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和当代意义。
三、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
在哲学史上，存在着这样一些思想体系，它们产生于某个特定的时代却并非专属这个时代，相反，它们具有跨时代的症候。马克思哲学就属于这些为数极少并且具有恒久魅力的思想体系。一种仅仅适应某个时代的哲学是不可能高瞻远瞩的。“如果马克思当初不是有时超越他所生活的19世纪后半叶的话，他就不可能在20世纪后半叶在政治上和理论上仍然这样重要。”[21]的确如此。马克思生活在工业社会，但他对“后工业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作了“准确”的预见[22]；马克思哲学属于现代唯物主义，但它又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现代”中露出的“后现代”端倪，并对其加以批判审视，因此，兴盛于20世纪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无法忽略、漠视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马克思哲学。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马克思哲学是一座从现代走向后现代必经的思想桥梁，是“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23]。马克思哲学当然不是后现代主义，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哲学的确具有后现代意蕴。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及其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对于这些现象，不仅传统理论无法解释，而且现代观念也无法涵盖。哈桑由此认为，可以用“后现代”来命名这些不同于“现代”的现象，并指出“后现代主义是对于现代主义在其预示性时刻直接或间接瞥见到的难以想象之物所作出的一种反应”[24]。换言之，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的审视和反思。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看来，“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25]。因此，在审视和反思现代、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很自然地在后现代语境中浮现出来。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先驱海德格尔，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罗蒂、杰姆逊等，都对马克思哲学显示出充分的重视。从中，我们可以把握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
后现代主义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反对“任何形而上学”。可以说，反对“形而上学”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共识。
海德格尔注意到马克思拒斥“形而上学”的努力，并认为马克思完成了“终结形而上学”的工作：“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26]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还认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维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的历史观比其余的历史观具有优越性。
德里达指出：“如果有一种我永远也不准备放弃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那么它不仅仅是批判的精神和质问的态度……它毋宁说是某种对于解放和获救的肯定，是某种许诺我们可以设法摆脱任何独断观念，甚至摆脱任何形而上学——宗教的预定，摆脱任何救世福音的体验。”[27]在德里达看来，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和继承”，就没有未来。
福柯认为，支配法国乃至当代批判思想的三个基本来源是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这三位大师各自发挥了一种根本性的“解中心”作用，共同开辟了当代解释学的道路。在福柯看来，马克思是在解释资产阶级对生产的解释，而不是在解释生产本身；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过揭示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本质，即对日常价值观念的掩饰，实际上否定了通常所谓的“深层意义”或“真理”。福柯“相信马克思的历史分析”，并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分析并不是“建立在任何18世纪模式的基础上”，相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揭示了一个“全新的话语实践”；“在现时，写历史而不使用一系列和马克思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相联系的思想，并把自己放在由马克思所定义和描写的思想地平线内，那是不可能的”[28]。
在利奥塔看来，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一个“形而上学的符号了”，“马克思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尤其在《共产党宣言》之中”[29]；马克思哲学借助于辩证法成为一种解释无限矛盾运动的话语，问题恰恰在于，“现在正是辩证逻辑本身……正在成为一种纯粹的风格语言”[30]。
罗蒂对马克思哲学的态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把马克思和尼采、海德格尔相提并论，认为马克思属于教化型哲学家，马克思的哲学属于启迪哲学，即后哲学文化，它主张实践的优先性，并始终坚持历史主义意识，其目的在于不断进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马克思尽管主张实践的优先性，却仍然坚持这样两个信念，即试图深入到现象背后的实在，以及为政治寻找理论基础的信念。显然，罗蒂强调在马克思哲学的方法和理论体系之间存在着裂痕。
杰姆逊致力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认为马克思早已为我们确立了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恰当立场”；马克思哲学绝不是什么“唯生产的、简约的、过时的整体论话语”，相反，它是一种更为宏大深刻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当今用以恢复自身与存在之间关系的认知方式”。在杰姆逊看来，马克思哲学提供了“整体社会的视界”，它“让那些互不相容，似乎缺乏通约性的批评方式各就其位，确认它们局部的正当性，它既消化又保留了它们”，而“其他批评方法的权威性只是来自它们同某个零碎生活的局部原则，或者同迅速增生的复杂上层建筑的某个亚系统的一致性”[31]。因此，当代任何一种批判理论都无法避开马克思哲学，都不可能对马克思哲学视而不见。对于当代批判理论来说，马克思哲学是“不可超越的视界”。
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对马克思哲学的论述，涉及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关系。尽管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各异，取舍不同，但从总体上看，在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性、实践的存在论意义以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这些被忽略、被抑制乃至被遗忘的部分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