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无产阶级革命家、意大利哲学家、意大利共产党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1891年1月22日出生于意大利的撒丁岛，在那里度过了青年时期的大部分时光，直到1911年进入都灵大学时才第一次离开撒丁岛，因此撒丁的文化和传统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青年时期的葛兰西是个撒丁主义者。在大学期间，葛兰西受到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克罗齐的影响。葛兰西于1914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第二年由于健康原因中断大学的学习生活后，主要从事理论宣传工作，先后担任了意大利社会党都灵支部的《人民呼声》周刊和意大利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的编辑。1919年，葛兰西与都灵大学的校友陶里亚蒂等人合作创办了《新秩序报》，这是一份支持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的社会主义周刊。1921年1月，葛兰西与其他人一起创建了意大利共产党，但在以波尔迪加为绝对统治的意大利共产党内部，葛兰西一开始只起着某种次要的作用。从1922年5月末到1924年5月，葛兰西分别在莫斯科和维也纳为共产国际工作。1924年5月，他被选入意大利议会，同时成了意大利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他试图把意大利共产党改造成为一个以群众为基础的革命政党。1926年11月，葛兰西被意大利***警察逮捕，并被判20多年的监禁。1933年，葛兰西的健康状况恶化，1937年4月27日，在从狱中释放一星期后，葛兰西在一个诊所去世。
葛兰西一生写了大量文章，其中包括他在担任报社编辑时所写的一系列政论性的文章。但是葛兰西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声望，主要是以他去世以后出版的他在狱中的文献、笔记和书信而树立的。这些文献、笔记和书信长达3000多页，编辑成7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狱中札记》。《狱中札记》由一系列论文、札记、笔记等组成，涉及哲学、历史、军事、文艺、宗教、国家学说、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等众多领域。从哲学上来说，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实践哲学”，这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提法除了为躲避***狱吏检查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同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解释——经济决定论作了决裂，强调了人类意志和思想的重要作用，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从经济和自然科学的方面，转向了哲学、知识分子、人民群众的心理以及多样化的社会主义文化机构，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向。
本书选取了《葛兰西文选》中的《反〈资本论〉的革命》和《狱中札记》第三章第二节《马克思诸问题》中的《实践哲学研究中的某些问题》。《反〈资本论〉的革命》是葛兰西在获悉俄国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后为《前进报》所撰写的社论，在这篇写于1917年11月24日的文章中，葛兰西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最大历史因素是人的意志力量。这显然是受到黑格尔和克罗齐的唯心主义的影响。葛兰西青年时期对意志这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实际上贯彻了他一生的思想。尽管在他以后思想的发展中，为了避免唯我论，他反复强调这一“意志”必须建立在客观的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
在后一个文本中，葛兰西通过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以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手册》一书作为其批判的靶子）以及对克罗齐哲学的批判来阐释“实践哲学”的思想。他的“实践哲学”既不是如庸俗唯物主义一样坚持“物质一元论”，也不是如克罗齐的唯心主义一样坚持“精神一元论”，而是“实践一元论”。“实践一元论”就是指物质和精神在具体历史行为中得到同一。这一思想也可以用葛兰西提出的“历史的集团”这一概念来表达，所谓“‘历史集团’的概念，即自然和精神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矛盾和区别之间的统一”。葛兰西试图通过这一思想使马克思主义从唯物主义的纯粹的机械性中摆脱出来，也从唯心主义的纯粹的自主性中摆脱出来，赋予实践哲学以全新意义的自主性，从而既突出精神力量或意识形态的现实性，又不至于使这一自主性陷入唯我论的泥淖，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恢复马克思辩证法的革命性本质。
反《资本论》的革命[1]
布尔什维克革命现在已确定无疑地属于俄国人民总的革命的一部分了。直到两个月以前，最高纲领派还是作为不可缺少的积极动力，他们保证事件不会停顿、保证奔向未来的通道不会受阻，并使事情获得最终解决（资产阶级的解决）。现在这些最高纲领派已经夺取了政权，并建立了他们的专政。他们正在创造一种社会主义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如果革命要在已经取得的巨大收获的基础上继续协调地发展而不遇到正面对抗的话，它将不得不稳定下来。
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多于事件的意义（因此，实际上我们的确不需要作更进一步的了解了）。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在俄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论证了事件应该如何沿着事先确定的进程发展下去：在俄国无产阶级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它本身的起义、它本身的阶级需要和它本身的革命之前，由于西方式样的文明的建立，怎样会必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又怎样会必定开始一个资本主义时代。但是，已发生的事件战胜了意识形态。事件已经冲破了这种分析公式，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俄国历史好像应该按照这一公式发展。布尔什维克否定了卡尔·马克思，并用毫不含糊的行动和所取得的胜利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和一直被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
然而甚至在这些事件中也还有宿命论的东西。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否定了《资本论》中的某些结论，但他们并没有抛弃它的富有生命力的内在思想。总之，这些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并没有用这位大师的著作教条主义式地去编制一种容不得讨论的僵化理论。他们实践着马克思的思想——一种不朽的思想，它是德国和意大利唯心主义的继续，马克思也沾染了实证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色彩。这种思想认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不是天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彼此联系着的人，他们互相达成协议，并通过这些接触（文明）发展一种集体的社会意志；是了解经济事实的人，他们对经济事实作出判断并使之适应自己的意志，直到这种意志成为经济的动力并形成客观现实，这种客观现实存在着、运动着，并且终于像一股火山熔岩一样，能够按照人的意志所决定的那样，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开辟道路。
马克思预见到了可以预见的事情。但是他无法预见到欧洲战争，或者更确切些说，他无法预见到这场战争会如此旷日持久，会发生如此的影响。他也无法预见到，在难以言表的艰难困苦的三年中，这场战争竟然在俄国唤起了它已经唤起的那种人民的集体意志。在正常时期，要形成这样一种集体意志，需要一个通过社会逐步传播、扩散的漫长过程；还需要有范围很广的阶级经验。人是懒散的，他们需要组织起来，首先是从外部组织成社团和联盟，然后在内部，在他们的思想和意志中［……］[2]需要一种不断持续的和多样化的外部刺激，这就是为什么在正常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批判准则能抓住现实、掌握并阐明现实。在正常条件下，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两个阶级通过日益加剧的阶级斗争创造历史。无产阶级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贫困和经常的艰难困苦，因而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以求改善自身的生活水平。它参加斗争，强迫资产阶级改善生产技术并使之更加适应于无产阶级的迫切需要。其结果是：为得到改良而拼命地竞赛，生产节奏加速，有益于社会的商品产量不断增加。可是，在这场竞赛中，许多人倒毙路旁，这就使得那些留下来的人的需要更加迫切；群众经常处于动乱状况。由于这种混乱，他们在思想上形成了某种秩序。他们比以往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潜在能力，认识到自己有能力承担社会责任并且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
这是在正常条件下发生的事件。此时，事件是按照某种规则重复着的。此时，历史按阶段发展，尽管这些阶段在意义和价值方面要更加复杂和丰富，它们却是彼此相类似的。但是在俄国，这场战争激励了人民的意志。作为三年多累积起来的苦难的结局，他们的意志几乎在一夜之间完全一致了。饥荒迫在眉睫，饥饿和由饥饿造成的死亡可能降临到每一个人身上，可以一举毁灭数千万人。人民的意志一开始是机械地，而在第一次革命后，便主动地和自觉地一致起来。
社会主义宣传使得俄国人民接触到别国无产阶级的经验。社会主义宣传可以使无产阶级的历史在一瞬间戏剧性地苏醒过来：它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它的漫长的连续不断的努力，要使自己从奴隶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奴隶枷锁曾使它处于如此卑下的地位），要使自己锻造出一种新的意识，并在今天成为一个尚未到来的世界的宣言。锻炼俄国人民意志的是社会主义的宣传。他们何必等待英国的历史在俄国重演，等待资产阶级成长起来，等待阶级斗争开始，以便形成阶级觉悟，并且遭受资本主义世界的最终灾难呢？俄国人民，或者至少是少数的俄国人民，在思想上已经有过这些经验。俄国已经超出了这些经验，现在它将利用这些经验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如同它将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来使自己迅速达到与西方世界同样的生产水平一样。用资本主义的话来说，北美比英国更要先进，因为在北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从英国经过长期发展后才达到的水平上一下子起飞的。现在，受着社会主义教育的俄国无产阶级，将要在英国今天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上开始自己的历史。既然它必须从零开始，它就将在别处已经改善了的基础上起步，因而将迫使自己达到被马克思认为是集体主义的必要条件的那种经济成熟水平。革命者自己将创造为全面达到他们的目标所需要的条件。而且他们创造这些条件的速度，将比资本主义所能做的更快些。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批判，强调了资本主义的缺陷和对财富的浪费，现在，革命者们可以运用这些批判把事情做得更好，可以避免浪费和不成为这些缺陷的牺牲品。这将首先是一种贫困和痛苦的集体主义制度。但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权也会继承同样的贫困和痛苦的条件。在俄国，资本主义不可能立即比集体主义制度做出更多的事。事实上它今天只能做得更少，因为它将立即面对一个不满意的和激烈骚动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再也不能代表别人来忍受这种随着经济失调而来的苦难和贫困。因此，甚至从纯粹的人的方面来说，现在在俄国能够证明社会主义是正确的。无产阶级能够承受住和平实现之后等待着他们的困难。当然这只有在无产阶级感觉到事情是在他们控制之下，并且知道他们能以自己的努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征服这些困难的时候才能这样。
人们有这样的印象，即最高纲领派在这个时刻是一种生物本能的必然表现——如果俄国人民不想沦为一场可怕灾难的牺牲品。如果为了自己的新生而含辛茹苦的俄国人民想要少受饿狼的利爪之害，如果俄国不想变成毒蛇猛兽互相厮杀得血肉横飞的巨大的杀戮场，最高纲领派就必须掌握政权。
（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编译所编译）
实践哲学研究中的某些问题[3]
一、问题的提法
使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化丰富而又有价值的新世界观的生产，以及按照原初的世界观从哲学上去指导的这种生产。马克思是一种世界观的创造者。但是，伊里奇［列宁］的地位如何呢？它是纯粹从属和依赖性的吗？这得在既是科学又是行动的马克思本身中去寻找解释。
从乌托邦到科学和从科学到行动的历程，建立一个指导性阶级（也即国家）就等于创造一种世界观。德国无产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这个说法如何理解？马克思[4]要指出的，难道不正是在成为一个变成了国家的阶级的理论的时候，他的哲学所具有的历史功能吗？就伊里奇来说，这确实发生在一个特殊的领域。在别的地方[5]，我已指出了列宁要对之负责的、领导权的概念和事实在哲学上的重要性。领导权得到实现，意味着对于一种哲学、对于它的真正的辩证法的真正批判。这里比较一下葛拉齐阿第[6]在《价格和剩余价格》一书导论中所写到的观点：他把马克思看成是一系列伟大的科学人中的一员。基本的错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创造一种具有独创性的完整的世界观。马克思从精神上开创了一个历史时代，这个时代大概要延续几个世纪，就是说，要一直持续到政治社会消失、调整了的社会诞生时为止。[7]只有到那时，他的世界观才会被替代，那时，必然的概念也才会被自由的概念所取代。
对比马克思和伊里奇以造成一种等级差别，这是愚蠢且无用的。他们分别表现了两个阶段：科学和行动，这两个阶段既是同质的，又是异质的。
因此，历史地说，把基督同圣保罗加以对比，也是荒谬的。基督——世界观，而圣保罗——组织者、行动、世界观的传播，他们在同样的程度上成为历史需要，所以同样具有历史才干。在历史上，基督教可以被称作基督教—保罗主义，而且这种叫法也确实更确切（只是因为信仰基督是神，所以才没有产生这种叫法，但是，信仰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要素，而不是一个理论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