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20世纪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布洛赫于1885年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路易港一个同化了的犹太人家庭，他天资聪慧，从他17岁写出探索生命的奥秘的手稿《力和它的本质》直至他92岁逝世，他的学术生涯达70余年。在长达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包括：《论“尚未”范畴》（1907）、博士论文《关于李凯尔特和现代认识论问题的批判性讨论》（1909）、《乌托邦精神》（1918）、《革命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和批判文集《穿过沙漠》（20世纪20年代初）、《这个时代的遗产》（1935）、《主体－客体：对黑格尔的解释》（1951）、《希望原理》（第一、二、三卷，1954、1955和1959）、《天赋权力与人的尊严》和《哲学的基本问题：“尚未存在”本体论》（1961）、《图宾根哲学导论》（1963～1964）、《基督教中的无神论》（1968）和《关于唯物主义的问题》（1972）等。
布洛赫最重要的理论是他的乌托邦精神和希望哲学，他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出无阶级的、自由的、非异化的、完美的未来社会以及创造这种完美未来的意志，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希望的行动。他认为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工人是社会主义乌托邦的预言者。人类的生存取决于他们能否成功地夺取生产资料，并在基于合作、平等的社会中实现人的本质。
本书选取的是布洛赫1971年出版的《论马克思》一书中的《马克思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改变世界：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两篇文章。在《马克思和唯心主义辩证法》一文中，布洛赫论述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布洛赫认为，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的很多思想，但马克思使黑格尔以脚立地。可是这种颠倒只是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而言才是合适的和可行的，而不能用于黑格尔所有的思想。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体现在：“精神的过程被纠正为世俗的过程，记忆的固定的内容被转变为辩证物质的不可穷尽的存在。”有了这一颠倒之后，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了全新的意义，比如历史的主体不再是作为单纯的理智沉思的承担者的主体，而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主体－客体的辩证关系过程也不是在观念的神圣领域内发生，而是发生在利益的社会领域。辩证法在马克思这里是与历史本身相等同的。经过马克思这样的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以脚立地，马克思的辩证法体现出一种反直观主义的动机，其结果是一种历史的进化的人道主义在马克思这里继续存活着，在这一人道主义中，“整个世界是一个辩证发展的启蒙的开放系统，它的核心是人，被客观地异化的人，以及处于不再被异化的事物中间的人”。
在《改变世界：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对马克思的《提纲》进行了集中论述。他首先从写作的时间的角度交代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思想关系，指出马克思虽然曾受费尔巴哈的思想的影响，但在其写作《提纲》之前他就已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接着又从结构的角度提出了对《提纲》的独特解读。文章指出根据各条提纲所论述的主题，《提纲》可以被分为有关知觉和活动的认识论组（第五条、第一条和第三条论纲）、涉及自我异化以及它的真实根源和真正的唯物主义的人类学—历史组、涉及证明和证实的观点组或理论—实践组（第二条和第八条论纲）和口号（第十一条论纲）。通过对这几组提纲的具体论述，布洛赫强调了马克思的哲学与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唯心主义哲学的根本不同。文章指出，在从古至今的所有哲学中，只有马克思的哲学是关于未来的。更进一步地说，就是只有马克思的哲学真正理解了历史，找到了解释和改变这个世界的阿基米德点，即劳动着的人，或人与他人及自然的关系。因此，布洛赫最后指出这11条提纲虽然表面上看来只是关于实践的，但它们的全部意义都是关于历史的，都是乌托邦的。
马克思和唯心主义辩证法[1]
一
当学生时代的马克思在1836年来到柏林的时候，黑格尔已经去世五年了，但是他的精神却依然在主导着每一个人，仿佛他还在那儿一样，他的目光好像在透过每个人的肩膀凝视远方，甚至包括他的敌人们。青年马克思在给他的父亲的信中写道，他本人已经被越来越紧地拴到黑格尔的身上了，尽管后者有着“非常怪异和不流畅的旋律”。在黑格尔左派的影响之下，然后主要是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之下，马克思从精神走向了人。接着他又从观念走向了需要以及为满足需要而施展的各种社会计谋，从理智的运动走向了起源于经济利益的现实运动。但是如果马克思是以这种方式使黑格尔以脚立地的，那么黑格尔也将表明他至少并不是对这些所谓的“原型”不熟悉。这位伟大的唯心主义者一不留神所讲出来的一句话在这里就是最恰当的例证——对于这句话，不仅是青年马克思，就是作为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的老年马克思也会强烈表示同意的。1807年，当黑格尔在班贝克以做编辑为生的时候，他在给他的一位在耶拿的朋友克奈贝尔少校（Major Knebel）的信中写道：“经验已使我确信圣经格言的真理，我已把它作为我的指导原则：先求肉和衣服，然后上帝之国就会自己加给你。”当然实际上马太福音说了刚好相反的东西（“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但是这句引文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也可以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得到证实）那个富有成效的洞见，即为了使之具有革命性，黑格尔的思想并不总是需要太多的颠倒。
正是这个颠倒的过程，也是我们对于黑格尔所关注的最主要的事情，只有对于作为辩证法家的黑格尔来说才最适合和最可行。因为，在一个辩证法家的能力范围之内，他曾允许那些只有通过身体和现实的人而发生的过程来通过观念发生，他还经常让那些只发生在具体的存在关系中的事情被反映在观念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如他后来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所说的）“通过把它改造为对于自然和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解读”拯救了这种一般的辩证的合法性。对于马克思来说，具体化了的辩证法控制着他的所有的分析，笼罩着他的所有的希望，这既体现在新的东西对包围着它的层层硬壳的突破中，也体现在对某种无论如何都会留存下来的超越的东西的保守上。正是这些，使得马克思与所有的抽象的乌托邦主义者们相反，他把苦难不仅仅看作苦难，而且看作是转折点。这种具体化了的辩证法使马克思确信无产阶级必须不仅仅被当作对人的否定，而且——正是由于无产阶级所承受的极端的非人化——它必须被视为“否定的否定”的前提。
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对辩证法的那种独特的解读消失了，黑格尔把辩证法仅仅解读为在宇宙对话中的来回谈话，也就是说，是世界设计师与他本人的对话。马克思彻底地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的这个虚假的精神主体。但是一旦它的唯心主义的假象退去，辩证法作为实在的过程就第一次变得真实可见了；它是运动中的物质的法则。马克思所抛弃掉的另外一种黑格尔主义就是那种对精神的理解，它把精神双倍精神化为回忆，而回忆在精神的辩证展开过程中最终不是取消了精神，而是正好相反，取消了经过、过程，或者——如马克思本人所说——取消了生产的空间，那就是时间。而真正的总体性和它的真正地普遍的基底现在则真实可见了——作为辩证的过程中的物质，它保留着开放性。这并没有把所谓最终的本质还原为某种过去的东西，或者是还原为某种实体，该实体从一开始在各个方面都已经是完全“已然的”。因此，辩证的物质无论如何不是机械唯物主义的那种不可变的类型。它并不构成那种只是带有一些辩证的修饰性的标语的“一大块”，这些标语极少能擦及它的表面，更不用说改造它了。
辩证物质的总体不存在于关于过去的视域中，像在黑格尔的回忆的精神中那样，或者像在机械的物质中那样——这一点自从德谟克利特以来就一直如此，而是存在于关于未来的视域中。辩证唯物主义现在视物质为朝着未来的方向而活动着的，过去本身也在对未来的参照中获得意义。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仅把物质解读为所有的现象的前提，而且解读为某种尚未进入充分的现象存在的东西：它不仅许可存在的可能性，而且在可能性中存在。
因此，马克思会这样责备黑格尔：“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像在他的自然哲学中一样，儿子产生母亲，精神产生自然，基督宗教产生异教，结果产生开端。”但是在机械唯物主义中，开端甚至不产生结果；它的物质是没有结果的，而辩证的物质却有那为黑格尔所宣布的整个过程的生活在它前面。因此，辩证的—唯物主义的知识已经连同它的所有的被僵化了的不安性和所有的不安的僵硬性一起废黜掉了黑格尔的逻各斯，但却占有了它的历史的领域。因此，对历史的自觉的生产和主动地把它和一个真正完全的总体（该总体尚未存在）相关联就产生了。
这就是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转换：精神的过程现在被纠正为世俗的过程，记忆的固定的内容被转变为辩证物质的不可穷尽的存在。物质的逻辑就解释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那个时代的哲学术语（例如，“异化”，“对象化”，“量到质的转换”等等）现在仍然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日程上。首先，由于辩证法，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仍然极其重要。但是这两本书并没有穷尽黑格尔的遗产的全部，因为，实际上，真正系统的黑格尔哲学的著作也以更加新和更加多样的形式包含了辩证法。恩格斯跟随着黑格尔的足迹写作了《自然辩证法》；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吸取了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区分，同时也吸取了很多更加实质性的而不是纯粹“方法论的”内容。
另外，黑格尔的《美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它与这些社会关系相协调，这样就揭示了它们的具体的意图，与此同时也背叛了它原本的企图，它原来打算根据“理念”来说明它们的重要性。还有，每当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工作延伸到文化时，他都会提到黑格尔关于艺术的思想。当列宁把马克思的理论界定为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的代表性的理论的直接继续的时候，他所想到的就是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因此，黑格尔的著作的延伸的部分——在这方面，至少在宗教哲学方面（黑格尔左派，费尔巴哈）——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中介的历史——这当然还不是全部。即使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继续，它不仅对于黑格尔来说，而且对于所有以往的哲学来说，都是而且仍然是一种创新。原因在于，在马克思主义这里，不像在过去，哲学不是阶级社会的哲学，而是主张对阶级社会进行超越的哲学。然而，这一创新也不是一个突然的奇迹；相反，没有德国古典哲学，没有这个中介，它就不会存在。
马克思说，人之不同于海狸就在于人计划着他的建筑。为了在他的活动中取得成功，他必须首先在头脑中考虑整件事情，并就其形成一些观念。但这却不是以我们经常在黑格尔那里所发现的那种方式进行的，在他那儿，人从外部把一个概念或一种概念的公式化的运动带进事物之中。知识并不是来源于一个人的头脑的深处，或仅仅来源于对它的沉思。它仅仅作为对真实的事件以及它们的相对稳定的存在方式（范畴）的反映而产生。然而，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不看重事实：对他来说，它们仅仅是过程的环节或要素。根据这一过程的性质，我们可以自然地得出每一种知识都有它产生和适用的时代，哲学——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实际上“是它所处的时代（直接紧跟在之后的时代也包含在其中）在思想中的反映”。
在这里，马克思完全吸收了黑格尔的思想，但是却是以更加敏锐的方式，远远不是单纯的沉思。“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在辩证的互动中，理解着的主体依赖历史的成熟性或依赖客体成熟到能够被理解的程度。在这里，作为单纯的理智沉思的承担者的主体绝非真正的历史的主体。在黑格尔那里，这二者相一致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产出思想的主体也就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虽然这个沉思的主体，哲学的主体，到来得太晚。但是甚至这个后来的哲学家的意识，黑格尔把思想的主体还原为该意识，仍然基本上是历史—主体，除了他是事后的，他仅仅有此荣誉而已。在黑格尔的宇宙硬币中，思想和存在，头和尾相一致，即使那个“头”只拥有一个领取养老金者的地位，因而仅仅记录世界的过程——而该过程恰恰是人们所以为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