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
5.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
6.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
（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
（2）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7.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8.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9.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
10.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11.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二、探索本质的东西
由于很早就具有的对本质的东西的鉴别力，正像马克思写给父亲的那封信所表明得那样，19岁的他就能够非常清晰准确地把他所思考的基本命题表述出来。这种推理从一开始就只求达到事物的核心，它从来不允许自己滑向那些无用的东西，无论它在哪里认识到那些无用的东西，它都会立即把它们排除掉。
无论他的视域有多宽广，他的分析有多彻底，这种把握本质的能力总是会采取一种醒目的、直截了当的形式。被理解的东西和能以这种方式被理解的东西一路上就为我们提供了指示牌。有了它们，而且也由于它们，前面的路变得更加清晰，以致它对于最远的一个弯路都适用。当然，这些路标往往是更易为我们提供参考，而不是能够让我们预见到它的所有的结果。意味深长的简洁中有着很强的一致性，正因为如此，它的用词都是要经过反复琢磨的，而绝非可以急速完成的。
三、写作的时间
因此，对于这种类型的命题，思想必须经常地证明自身。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几乎是电报般精练的论纲中这一点得到了创造性的发挥，这些论纲全都是极端简洁的路标式的论纲。《提纲》是马克思于1845年4月在布鲁塞尔写下的，当时他极有可能正在准备《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1888年，恩格斯把它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附录首次出版。恩格斯对它的文风稍微作了些修改，因为马克思把一些要点放在了注释中。当然，恩格斯并没有作内容上的改动。关于《提纲》，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序言中写道：“这是一份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这些笔记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
费尔巴哈以自然为基础，要求从纯粹思想向感性知觉的回归、从精神向人的回归。众所周知，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拒斥曾经对青年马克思产生了非常强有力的影响，这种拒斥既是“人本主义”的，又是“自然主义”的（以人为根本观念，以自然而不是以精神为基础）。由于即使是黑格尔左派也没有使自己与黑格尔相脱离，他们实际上仍然停留于黑格尔的内部来批判黑格尔这位唯心主义大师，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1841）、《通向哲学改革的纲要》（1842）和《未来哲学原理》（1843）等就更加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五十多年之后再回头去看这段思想史时，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写道：“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
然而，马克思很快就与这种太过模糊的此世的人本主义相疏远了。他在《莱茵报》的活动使得他对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有了更加密切的接触，而这种密切的接触是黑格尔左派、甚至是费尔巴哈派都没有的。正是这些接触使得马克思从单一的宗教批判走向了对国家、甚至是对社会组织的批判，正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1～1843）中所认识到的，这些社会组织决定着国家的形式；而费尔巴哈则局限于对宗教的批判中。在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区分中，马克思后来则进一步地明确了这一区分，他已经比他的后来的模仿者们，包括费尔巴哈主义者们有了更多的经济意识。马克思满怀敬意地与费尔巴哈相分离，起初这还只被看作是一种补充和纠正，然而一种根本不同的观点，即社会的观点从一开始就已经很明显了。1843年3月13日，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写道：“只有当他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自然，而过少的注意力放在政治上的时候，费尔巴哈的那些格言在我看来才是不正确的。然而这是今天的哲学能够达到真理的唯一的联盟。”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仍然保留着对费尔巴哈的高度赞扬，他的思想被看作与布鲁诺·鲍威尔的理智幻想正相反对的东西。在费尔巴哈的贡献中，马克思尤其称赞“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然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费尔巴哈，这比它表面上能看出来得要远得多。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在费尔巴哈那里一样仅仅是一个抽象的人类学的概念。对人的自我异化（从宗教进展到了国家）的批判已经识破了异化过程的经济核心。这不仅仅出现在讨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那些精彩的部分，在这些部分中，劳动的历史的决定性的作用已经被认识到了，而且在那里，黑格尔的著作也是从这个方面被加以解读的。
与此同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对《精神现象学》提出了批判，因为它把人的劳动理解为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彻底地脱离开费尔巴哈的一般的人而进入到政治经济学是发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合著的第一本书，即《神圣家族》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我们已经能够读到：“工人本身是资本和商品。”在这里所留有的关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所有东西就是它在资本主义中的否定。《神圣家族》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即资本主义本身是这种最强烈的、最根本的异化的根源。取代掉费尔巴哈的一般的人，这种一般的人有着不变的抽象的自然地位，这里现在有的是在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变动着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社会关系首先主要以阶级冲突和阶级对立为特征。当然，异化既包括剥削阶级也包括被剥削阶级，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是这种自我异化和对象化的最强烈形式。但是，《神圣家族》中写道：“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的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生产的特定的形式（主要表现为劳动分工和以阶级为基础）和交换的方式——主要是资本主义的样态——被表明是异化的最根本的源泉。
当然，从1843年起，马克思就已经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了。在《神圣家族》中产生了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概念，与之同时，还有科学社会主义。《提纲》写作于《神圣家族》（1844～1845）和《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之间，代表了马克思正式离开费尔巴哈，同时也代表了一种一个后继者对前人的遗产的高度创造性地继承的形式。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政治生活和经验再加上费尔巴哈就使得他现在已经获得了对于“精神”的免疫力——即使是黑格尔左派所解释的那种精神。已经采取了无产阶级的立场，马克思就能探究具体的原因，这样他才真正地是和在根本上是人本主义的。
当然，这种离开并不是完全的决裂。甚至在以《提纲》为标志的分手之后，马克思的著作中很多地方仍然有关于他与费尔巴哈的联系的证据。即使仅仅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与费尔巴哈的哲学，这块被离弃的领地联系最密切的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它是紧跟在《提纲》之后写作的。在这里有很多对《提纲》中的思想的批判的重述，然而它对于费尔巴哈的批判与三流的黑格尔主义者们所展开的批判是极其不同的，后者对于费尔巴哈的思想采取谋杀式的毁灭性的批判。费尔巴哈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因此与该意识形态的假——激进的、分裂的表现形式（例如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的争论必然就会把费尔巴哈也拉入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来。然而凑巧的是，费尔巴哈本人又是马克思用来攻击他，尤其是攻击黑格尔左派的决定性的武器的把手。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用费尔巴哈的名以及他对宗教的批判，以之为出发点去批判在唯心主义的框架内的所谓的对唯心主义的“扬弃”。“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
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与‘纯粹的’唯物主义者相比，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他认识到人也是‘感性的对象’”。事实上，费尔巴哈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在上面所提到的这个认识中被表明出来，与此同时，他也在马克思对他关于人的抽象的和历史的观念的批判中以否定的方式被显现了出来，这一批判最终体现在成熟了的马克思主义的非——费尔巴哈主义或者甚至是反——费尔巴哈主义方面。马克思认识到，如果没有把人看作“感性的对象”的这个环节，那么要唯物主义地把人的因素看作所有的社会事件的根本则要困难得多。即费尔巴哈的人类学的唯物主义使得从机械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更加容易。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是，不把人的因素具体化为使实际存在着的人，尤其是社会地活动着的人处于其与他人和与自然的真实的关系中，唯物主义与历史将不管所有的“人类学”而永远是分离的。
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说，费尔巴哈永远是重要的，既作为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也作为一个唯一的能够与之争论的同时代的哲学家，这样的争论既有助于澄清问题，又在促进思想的发展方面富有成效。那些马克思加以批判并且在它们的基础之上又向前进展的主要观点主要都集中在费尔巴哈的主要著作《基督教的本质》（1841）之中。在这方面相关的其他著作还有《通向哲学改革的纲要》（1842）和《未来哲学原理》（1843）。这位哲学家的早期著作中就极少有对马克思来说是重要的了，因为直到1839年，费尔巴哈都还不够有创造性，他仍然处于黑格尔的强大影响之下。只有在1839年之后，费尔巴哈才把黑格尔的自我异化的概念用到了宗教上，才说他的第一个观念是上帝，第二个观念是理性，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才是人。正如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哲学扬弃了宗教信仰，现在哲学也要用人，与此同时还有作为他的基础的自然来代替黑格尔。尽管如此，费尔巴哈无法找到通向现实的道路；他丢弃了黑格尔那里的最重要的因素，即辩证的方法。《提纲》第一次指出了这样一条道路，通过它我们可以从那条仅仅是反黑格尔主义的路转而踏上通向新的、可改变的现实的道路；我们可以从仅仅是关于可以称之为前线之后的后方的唯物主义进而到活跃着的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