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为“现代性”及“断裂”理论原产地的西方国家，虽然也出现了相当严重的社会病，但其社会文明和思想文化的总体变化，倒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简单地趋于“断裂”，而是基于自身内在矛盾的扬弃，传统以现代的形式继续得到延续和发展。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倒是的确发生了文化传统尤其是“大传统”的严重断裂。从一定意义上说，东方国家的传统文化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而改变自身，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专制因素、小农意识和不文明不人道的陋习被革除，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也是符合文化新陈代谢的演变规律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东方人民必须意识到，他们的文化传统并不都是落后于时代的：这里不仅有属于民族特色的东西，更有超时代超地域的人类性的思想原质，即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理念。东方社会的人民只有将这一理念给予开显和继承，才能以主体性的姿态展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激浊扬清，兼容并包。中国“五四”一代先进知识分子“反传统”的举动就继承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担当天下”的意识，虽然许多人由于“矫枉过正”的激烈态度，也造成了文化传统的某些流失。至于后来在极“左”路线指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将人类文明作为“封资修”的东西横加扫荡，则完全成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野蛮行径，导致当时的许多所谓“实践”成了盲动和蛮干，而它对人的心灵的戕害至今仍然未能完全消除。由于受西方某种后现代历史观的影响，前些年人们还一度以谈论现代与传统的“断裂”为时髦。这种撇开历史的肯定性、连续性而只讲否定与间断的思潮，在思想理论上是非常片面的；其片面性不仅损害了社会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文明教化的正常进行与积累，使许多人失掉了做人做事、辨别是非善恶的基本准则，也是对现代历史中“现代主义”、“感觉主义”的无批判的甚至是“末世论”的强化，当然也有悖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基本精神。总之，历史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与传统文化强行断裂的结果只能造成文明的退步；而只是以“感性”的“当下”为社会的价值取向，无视主要存在于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过去”和人的理想中的“未来”，就势必导致人类精神世界的萎缩甚至荒漠化。相反，只有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历史的辩证法，我们才不至于把“历史”特别是“现代历史”抽象化为当下的、即时的感觉，我们才能在丰富和刷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同时，更加自觉地合理地进入历史、创造历史——真正由“未来”主导、以“现在”和“过去”为基础和辅助的历史形态。
通过以上论述，笔者认为，今天，当我们面对时代问题而重新研读和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继承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固然要继续重视他们关于“物质生产”、“经济基础”作用的论述，但我们的目光应当更多地投向他们关于交往和世界普遍交往、关于意识、语言和精神生产的重要作用以及对康德、黑格尔一类构造“纯粹”理论的哲学家的思想成就的肯定性论述，重新思考他们对古希腊文明的礼赞；并且特别注意发展他们关于意识不是经济的“纯粹附属物”，以及区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自由的精神生产”的思想[46]；并根据现代社会所出现的信息化、知识经济以及社会的复杂性和风险度越来越高的特点，着力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开显和提升历史的辩证法。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懂得列宁为什么说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他们特别强调的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是辩证唯物主义；他们坚持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物主义[47]的原因之所在。总之，笔者认为，只要我们依据现代实践理解人类历史，而又以历史的视角看待现代人的实践方式及理论形态，我们就能够不断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创新，并藉以指导我们自身社会的发展和对全球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与解答。
注释
[1]选自张曙光：《生存哲学》，第2章，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6]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7]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22、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8]同上书，76～77页。
[9]同上书，10～1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1]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2]同上书，2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16～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582～5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8]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0]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2]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4]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6]西方存在主义（包括“生存哲学”）各家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例如在基尔凯戈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与萨特之间就有相当大的差异，海德格尔甚至不承认自己的思想属于“存在主义”。这里只就它们较为接近或一致的思想倾向进行简短评析。
[27]选自《哲学研究》，2008（4）。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5～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2]这四个因素是：第一，直接解决人们吃喝住穿等物质需要的生产。第二，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新的社会性需要。第三，以家庭形式进行的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也可以将人的生产与物的生产总称为人的生命生产。第四，在人的生命生产中表现出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生产力总和决定社会状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5]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9]参见谢立中、阮新邦：《现代性、后现代性社会理论：诠释与评论》，323～35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0]李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59～65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41]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130、1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3]同上书，92页。
[4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7]《列宁选集》第2卷，2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