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上述国人对于西方“物质文明”及“机械的人生观”的批评，尚属发挥西人的观点；那么，他们在回答何为以及怎样实现“合理的人生”的问题上，则是超越了后者，体现了在借鉴西学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中国文化传统智慧的明显取向。
是时，人们尽管肯定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出现，反映了西方文化可喜的变动，尤其是柏格森、倭铿的学说，强调生命创化与物心调和的精神生活，与东方的精神文明多所契合；但又终以为，解决“合理的人生”问题，毕竟还需仰仗中国文化的智慧。林宰平说：初游欧洲，第一个感想就是，“西洋物质文明”、“中国人好和平”此类向来习闻之语，至此始证明其实在的意义。战后已历三年，战地依然惨不忍睹，相较之下，不能不谓“吾东方平和之精神，信有极高之价值”。他断言，今日虽有柏格森诸人的精神主义，仍不足以说明西人对于战争已有了真正的反省。西方必须“吸取吾东方平和之精神”，否则，新的世界大战将再现：“欧洲文明，决不能产生平和之精神，使非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相携而与白人告别者，则战争在欧洲，此后仍不能终免。此则吾兹所游得之结论也。”[38]应当说，后来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实已证明了林宰平的先见之明。梁启超也认为，东方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39]柏格森诸人的学说不乏价值，“但是真拿来与我们儒家相比，我可以说仍然幼稚”。[40]梁漱溟的见解又转进一层，他认为西方文化在人类面临的“人对物质的问题之时代”，是有优势的；但现在进入了“人对人的问题之时代”，就不免捉襟见肘。相反，注重个人品格修养与社会和谐的中国文化，则显示出了自己的优长。[41]梁漱溟的此种见解与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其名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的以下观点，颇有相通之处：资本主义在前工业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付自然，工业化阶段是集中对付机器，到后工业化社会，自然与机器都隐入了人类生存的大背景，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人与人、与自我的问题。资本主义在这方面欠账太多，急需补救调整。[42]二者不同则在于：后者主张建立一新宗教，以为维护社会和谐的精神支柱；前者则强调，这正是西方文化将由第一路向转入中国文化所代表的“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第二路向的历史机缘。
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学说，已指示了今日“合理的人生”应有的态度，这是时人反省现代性得出的共识。但较其具体的认识，又见智见仁。梁漱溟认为，“要求合理的生活，只有完全听凭直觉”，听凭内心的兴味、本能、冲动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是对的。人类的本性不是贪婪，也不是禁欲，不是驰逐于外，也不是清净自守。“人类的本性是很自然很条顺很活泼如活水似的流了前去”，故任何矫揉造作，都是不对的。说到底，“合理的人生态度”，就应是孔子所提倡的“刚”。孔子说：“枨也欲，焉得刚”；又说：“刚毅木讷近仁”。“刚”统括了孔子全部哲学。“大约‘刚’就是里面力气极充实的一种活动”，它代表一种路向，体现了内在的活气与外在奋进的融汇。“现在只有先根本启发一种人生全脱了个人的为我，物质的歆慕，处处的算帐，有所为的而为，直从里面发出来活气”，才能将西方“奋往向前”的人生“第一态度”，“含融到第二态度的人生里面”，从而避免它的危险与错误，人们才能从自己的活动上得了乐趣。梁漱溟说：这就是孔子所提倡的“阳刚乾动的态度”，便是“适宜的第二路人生”：“只有这样向前的动作可以弥补了中国人夙来缺短，解救了中国人现在的痛苦，又避免了西洋的弊害，应付了世界的需要。”[43]这里需要指出两点：其一，人们尽可以批评梁漱溟使用“直觉”、“生命”等概念，并不完全符合西方的原意，事实上他本人事后也有自我批评，[44]但重要在于，在反省现代性的视野下，梁漱溟的本意显然是在强调，“合理的人生”应是体现人性和自然顺畅充满天趣的生活，它正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异化扭曲人性而发的。这与罗素斥责西方现代社会与生命自然的乐趣，根本不相容，实为异曲同工：“所有人生的现象本来是欣喜的，不是愁苦的；只有妨碍幸福的原因存在时，生命方始失去它本有的活泼的韵节。小猫追赶它自己的尾巴，鹊之噪，水之流，松鼠与野兔在青草中征逐；自然界与生物界只是一个整个的欢喜，人类亦不是例外”。“人生种种苦痛的原因，是人为的，不是天然的；可移去的，不是生根的；痛苦是不自然的现象。只要彰明的与潜伏的原始本能，能有相当的满足与调和，生活便不至于发生变态。”[45]其二，梁漱溟强调充实的情感是“合理的人生”的基础。他说，孔子所谓的“刚”，说到底，就是“发于直接的情感，而非出欲望的计虑”的行为动作。[46]发现问题尚属偏于知识一面，而感觉它真是自己的问题并乐于身体力行，却是情感的事。故充实的情感，乃构成“合理的人生”的基础。[47]这与倭铿以下的观点，显然也是相通的。倭氏指出：“思想本由精神生活原动力而来”，宗教改革完全说明了这一点。时大学问家艾勒司摩对教会弊端的认识不在路德之下，但改革之功不成于艾，而成于路，不是因为后者是大论理学家，其冷静潜思有胜于前者，而在于路德深感“良心之痛苦，有动于中，乃以宗教问题，视为一身分内事而奋起耳”。足见人生的成败得失，最终不在知识的考量，而在精神生活。[48]倭氏区分所谓的“思想”与“精神”，与梁漱溟区分知识与情感，同样是异曲而同工。
梁漱溟是哲学家，他对“合理的人生”的思考，偏重于思辨；梁启超是史学家，他的思考则偏重于历史，故其阐扬中国古圣人的人生观，是从先秦政治思想史入手。梁启超不赞成梁漱溟将孔子说成只重直觉不重理智，他认为，正相反，“孔子是个理智极发达的人”，[49]但同时又是智情意协调发展、人格完美的圣人。所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妙的仁的人生观”，就应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合理的人生”：“吾侪今日所当有事者，在‘如何而能应用吾先哲最优美之人生观使实现于今日’。”[50]在梁启超看来，孔子的人生观所以“美妙”，首先在于它将宇宙人生视为一体，曰“生生之谓易”，认生活就是宇宙，宇宙就是生活。故宇宙的进化，全基于人类努力的创造。《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认宇宙永无圆满之时，吾人生于其中，只在努力向前创造。这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强调宇宙的真相，乃是意识流转，生命创化，方生方灭，是相类的。“儒家既看清了以上各点，所以他的人生观，十分美渥，生趣盎然。人生在此不尽的宇宙之中，不过是蜉蝣朝露一般，向前做一点是一点，既不望其成功，苦乐遂不系于目的物，完全在我，真有所谓‘无入而不自得’。有了这种精神生活，所以生活上才含着春意”；若是不然，先计较可为不可为，那么情志便系于外物，忧乐便关乎得失，人生还有何乐趣！[51]他认为，孔子儒家人生观的核心是“仁”，其主要的内涵包括“同类意识”、“立人达人”、“超国家主义”、“知不可而为之”等，终极则在实现人类“大同”。同时，他还提出，“欲拔现代人生之黑暗痛苦以致诸高明”，必须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两大问题：“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调和”、“个性与社会性之调和”，于此，孔子儒家的“仁的人生观”，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所以，梁启超说：“吾侪今所欲讨论者，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之下，如何而能应用儒家之均安主义，使人人能在当时此地之环境中，得不丰不觳的物质生活实现而普及。换言之，则如何而能使吾中国人免蹈近百余年来欧美生计组织之覆辙，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侪对于本国乃至对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52]
梁漱溟、梁启超关于“合理的人生”的见解，虽有不同，但较其实质却是一致的：说到底，二者都在强调孔子儒家所强调的修身内省的精神生活和内圣外王的价值取向。不容轻忽的是，无论梁漱溟强调孔子“阳刚乾动的态度”，“含融”了西方“奋往向前”的第一人生；还是梁启超强调“超拔现代人生黑暗痛苦”，端在“求理想与实用一致”，在反省现代性的视野下，他们对于传统的阐释都已实现了内在超越，从而彰显了时代的精神。严既澄在《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观点，耐人寻味，也更具有代表性。他说：“梁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生活，的确把中国人恭维过分”了，自己对于孔子也没有真正研究，“然我却深信像梁先生所说的的确是合理的人生；这种思想，就说他是近代化的孔家思想，也未尝不可，正不必争辩是否悉合孔子的原意。而且像他所解释的孔学的根本精神，我也认为不误了”。[53]何以严既澄明知梁漱溟的论说对中国人生活的观察并不准确，甚至也不合孔子的原意，而演绎成了“近代化的孔子思想”，但他却又宁可相信，这“的确是合理的人生”、“孔学的根本精神”？如果我们将时人热衷探讨的“合理的人生”，或叫作“合理的人生态度”、“人生”、“人生观”等等，不是简单地仅仅理解为探究个人应然的行为，而是客观地理解为欧战后人们对人类社会与文化发展应然的拷问；那么，严氏的心态正具有普遍性：对时人而言，融合中西，重释传统，是为了应对现实，所谓“合理的人生”是否合乎孔子原意，并不重要。对“近代化的孔子思想”的认同，恰反映了时人反省现代性的文化诉求。
[1]［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374页。
[2]以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判分中西文化，始于晚清国粹派学者邓实，他在《东西洋二大文明》（邓实辑：《壬寅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5，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27辑，184～18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中即有这样的说法。但其意在强调中西文化类的分别，与欧战中时人的说法，彰显现代性反省，不可同日而语。
[3]钱智修：《现今两大哲学家学说概略》，载《东方杂志》，第10卷第1号，1913-07-01。
[4]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3），38页。
[5]张君劢：《人生观——评张君劢的“人生观”》，载《科学与人生观》，9～10页。
[6]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见陈菘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646～647页。
[7]瞿秋白：《饿乡纪程》，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659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8]释太虚在《东洋文化与西洋文化》一文中，称西洋文化无非是一种“制造工具”以求满足“动物欲”的低下文化；而东洋文化却较这种西洋文化为高明（《学衡》，第32期，1924-08）。
[9]杜亚泉：《精神救国论》，见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34页。
[10]陈嘉异：《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见陈菘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286页。
[11]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见《科学与人生观》，78～79页（文内页）。
[12]罗家伦：《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载《新潮》，第2卷第2号，1919-12-01。
[1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1卷，395页。
[14]［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87页。
[15]君劢：《倭伊铿精神生活哲学大概》，载《改造》，第3卷第7号，1921-03-15。
[16]转引自［美］白璧德：《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胡先骕译，载《学衡》，第3期，1922-03。
[17]东方杂志社：《科学教育与中国》，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6号，1923-03-25。推士（George Ransom Twiss）1922年应中华教育改进社聘，来华考察科学教育并演讲。
[18]［美］费侠莉（Charlotte Furth）：《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丁子霖等译，117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9]［英］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6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中国人到自由之路》，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3号，1921-07-10。
[20]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下册，52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1]转引自君劢：《倭伊铿精神生活哲学大概》，载《改造》，第3卷第7号，1921-03-15。
[22]蔡元培：《东西文化结合》，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51页。
[23]见《改造》，第3卷第2号，1920-10-15。
[24]张君劢：《人生观》，见《科学与人生观》，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