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在目标层面上，提出“今后新文化之方针”：走民族自决的道路，发展中国民族的新文化。
陈、胡主流派因存在明显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其所主张的“新文化”，实际上是被等同于西化。梁漱溟批评说，“有人以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这新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怎能算得中国的文艺复兴？”[13]其实，胡适也不否定这一点，他始终强调“西化”就是“科学化”、“民主化”。[14]更不必说常乃惪径称“东方文明”四个字甚至都不能成立，[15]其主张“全盘西化”的倾向愈加明显。梁启超诸人反省现代性，并不影响他们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甚至对陈、胡主流派的功绩深表敬意；[16]但是，他们对于上述的西化倾向不愿苟同，明确提出“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在突出文化的民族自决，并确立发展中国民族新文化的远大目标。
在他们看来，陈、胡主流派显然于欧战后现代思潮的绝大变动，无所容心，而固守戊戌以来的定势思维，唯西方是效，这已落伍。梁启超说，那些老辈人故步自封，说西学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但“沉醉西风”者，把中国文化说得一钱不值，似乎中国从来就是个野蛮的部族，岂不更可笑吗？他强调，欧战后“民族自决”四字所代表的民族主义，“越发光焰万丈”，正无可阻挡地在欧洲以外的世界兴起。讲“中国人之自觉”，就是要实现中国民族自决，这不光体现在政治上，同时还应当体现在文化上。他说，要国家做什么？要国家就是为了能够“把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拢起来，继续起来，增长起来”，然后去为世界作贡献。与“民族自决”的观念相联系，提升国家“文化力”的提法，已经包含着发展中国民族新文化的思想。不过，真正精彩的概括，还当归功于年轻的张君劢。他归国前为留法学生讲演，就已明确提出了“吾国思想界之独立”的问题。他指出，欧洲正面临着深刻的思想文化危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之风行，足以说明了这一点。欧人既彷徨无主，习惯于一味效法西方的中国思想界，岂能不改弦更张，自谋独立发展？“则吾国今后文化，更少依傍，舍行独立外，尚有何法乎？”“总之，今日之急务，在求思想界之独立。独立以后，则自知其责任所在，或继续西方之科学方法而进取耶？或另求其他方法以自效于人类耶？凡此者，一一自为决定，庶不至以他人之成败，定自己之进退，而我之文化乃为有源。盖文化者特殊的独立的，非依样葫芦的。此言新文化最不可不注意之一点焉”。[17]因欧人自顾不暇，故吾人当谋自立，所言不差，却不免消极。次年初，张君劢归国再度讲演，持论有了很大的变化。前面的讲演题目为《学术方法上之管见》，尚着眼于思想方法问题；而后者则为《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径直提出了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方针”与“趋向”问题，自觉干涉现实的新文化运动发展之旨趣，十分鲜明。他说：“欧洲文化既陷于危机，则中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应该如何呢？默守旧文化呢？还是将欧洲文化之经过之老文章抄一遍再说呢？此问题吾心中常常想及。”最终，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认为的中国新文化发展应有的“方针”，这就是：走民族自决的道路，发展中国民族的新文化。他说：“吾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由我民族精神上自行提出要求。若谓西洋人如何，我便如何，此乃傀儡登场，此为沐猴而冠，既无所谓文，更无所谓化。”[18]可以说，其时还没有哪一个人，能像张君劢这样，以如此清晰的语言明确提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必须自我反省，摆脱盲从西方的思维，走中国民族新文化发展自己的道路。
年轻的张君劢虽提出了上述重要的见解，却未能进一步作有力的论证。但是，“一叶知秋”。重要在于，张君劢道出了时人的心声。时人对此一问题的思考已达何种程度，两个有代表性的作品，足见一斑。一是陈嘉异的长文《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19]陈生平待考，但从已发表的几篇文章看，他与章士钊、钱智修诸人相善，通晓英、日文，不仅旧学深厚，且熟悉近代学术的发展。当时的讨论文章多属泛论，因而一般都并无注文，但是文不同，长达3.4万字，注文却占了近2万字，说明这是一篇十分严肃的专论。作者在综合史乘的基础上，强调中国文化有四大“优点”：（1）“为独立的创造的”。因之，晚清以来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纯属子虚乌有，常乃惪等人所谓“东方文明”四字本身不能成立，也大谬不然。（2）“有调和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优越性”。吾国早在远古时代即已实现了宗教与政治的分离，为世界所仅见，故“常能举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熔而为一”。（3）“有调节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之优越性”。戊戌以降，旧制度所以能迅速倒地，归根结底，是说明了中国的民族精神具有应乎时代精神和“开拓未来世界的活力”。（4）“有由国家主义而达世界主义之优越性”。中国文化富有大同理想，超越国家主义而具有世界精神。这些见解，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不乏其合理性。陈嘉异开宗明义即声言：本文所谓“东方文化”非指“国故”，实含有“中国民族之精神”、“中国民族再兴之新生命”的意蕴。所谓“吾人之大任”，是对中国民族而言，同时也是对世界人类而言，故其目的不在存古，而在存中国和助益人类。不难看出，他所强调的“吾人之大任”即国人的文化使命，就在于弘扬民族精神和发展中国民族的新文化。二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书风行，但也引起了包括张君劢、张东荪等在内许多人的批评，主要是以为，“三种路向”说虽整齐好玩，却不免师心自用；在中国文化尚且自顾不暇的情况下，侈谈未来世界文化的“东方化”与“中国文化之复兴，”也不免自我拔高，恭维过度了，等等。这些批评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人们忽略了重要一点：这是国人从哲学层面上宏观考察世界文化发展的第一部大书，它提出的“三种文化路向”说，具有世界文化模式论的意义。欧战后，在东西方同时出现了风靡一时、讨论世界文化的两本大书：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与梁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根本动摇。张君劢曾谈道：《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流行，虽不足以判定欧洲整个文明的得失，“然自斯氏书之流行，可知其书必与时代心理暗合，而影响于世道人心非浅”。[20]但是，他却忘了，对梁的著作同样也应作如是观。梁著容有不足，但他提出“东方化”与“中国文化之复兴”的构想，目光锐利，思想深邃，不仅更加鲜明地表达了“对西方求解放”的时代取向，同时也为时人业已提出的要求民族自决、发展中国民族新文化的思想主张，提供了硕大的理论基石。蔡元培高度重视梁的著作，以为“梁氏所提出的，确是现今哲学界最重大的问题”，[21]并将这段话作为自己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的结语。当时一位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则认为梁的著作的风行，是中国人文化自觉的重要表征。他说：这部著作意味着“中国人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进入了反思的阶段。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对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以及自己国家的文明进行批判和科学研究，以希望能在将来为他们自己建立一非常好的文明形式”。[22]足见梁书的风行，同样是反映了时代的心理，于世道人心影响非浅。
其三，在实践层面上，主张中西文化融合，并助益于世界。
欧洲反省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批评理性主义摧毁了传统。柏格森生命哲学强调生命的“冲动”、“意识流转”、“绵延”，突出的也是新旧的嬗递与有机的统一。所以，罗素评论说：柏格森的“纯粹绵延把过去和现在做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存在着相互渗透，存在着无区分的继起”。[23]新旧文化能否调和，曾是新文化运动中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说到底，实际上就是怎样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人所共知，这场争论因章士钊的《新时代之青年》一文而起；但论者多忽略了，章氏是文提出新旧时代延续的观点，其重要的哲学依据，恰是柏格森“动的哲学”：“宇宙最后之真理，乃一动字，自希腊诸贤以至今之柏格森，多所发明。柏格森尤为当世大家，可惜吾国无人介绍其学说。总之时代相续，状如犬牙，不为栉比，两时代相距，其中心如两石投水，成连线波，非同任何两圆边线，各不相触。”[24]所以，我们看到，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除***外，多认新旧水火不相容，反对中西文化调和，主张以“西化”取代中国固有文化：“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文化也如是。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之余地。”[25]胡适所谓“西化”就是“科学化”、“民主化”，即是这个意思。也因是之故，陈独秀斥“中西文化调和”论为“不祥的论调”，[26]常乃惪也强调“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27]与此相反，反省现代性者则多主张新旧、中西文化调和。张东荪虽在哲学层面上不赞成章的新旧“移行”说，但“很承认调和”。[28]所以他明确表示：“一方面输入西方文化，同时他方面必须恢复固有的文化。我认为这二方面不但不相冲突，并且是相辅佐的。”[29]受自己的“路向”说制约，梁漱溟表面上不赞成中西文化调和的主张，但他既强调“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30]说到底，也仍然是主张中西文化调和。
斯时，所谓中西文化“调和”，也就是“融合”。这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借助西方文化尤其是它的科学的方法，来重新激活中国的固有文化。张君劢说：“据我看来，中国旧文化腐败已极，应有外来的血清剂来注射它一番”，故西方文化应尽量输入，“如不输入，则中国文化必无活力”。[31]梁启超所谓中国旧有文化犹如富矿，亟待借助西洋科学的方法与机械加以开采，也是一个意思。二是中国文化有自己独特的智慧，可助益西方消解现代性的弊端，从而实现中西文化互补。梁启超曾这样提出问题：中国文化诚然落后了，但它在全人类文化史上还能占一席之地吗？并理直气壮自答道：“曰：能！”因为它的独特智慧正在于人生哲学。[32]对此，张君劢的表述更显透彻，他说，儒家之所谓“不必藏己，不必为己”；老子所谓“为而不有，宰而不制”，正为东方之所长，而为西方之所短。反之，西方的科学方法论，上天入地，穷源竟委，又非东方所能及。二者调和、融汇，实可互补：“东方所谓道德，应置于西方理智光镜之下而检验之，而西方所谓理智，应浴之于东方道德甘露之中而和润之。然则合东西之长，熔于一炉，乃今后新文化必由之途辙，而此新文化之哲学原理，当不外吾所谓德智主义，或曰德性的理智主义。”[33]陈嘉异所谓实现东西文化“菁英”的“相接相契”，与之也是一脉相通的。有趣的是，在众多主张中西文化调和者中，唯有梁启超与陈嘉异各自都提出了此种调和应有的思想进路。梁说：“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34]陈讲得更具体：第一，“以科学方法整理旧籍”，使人了解东方文化的真相；第二，在此基础上，择善而从，“建一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第三，借助译述与团体的宣传，“以为文化之交流”；第四，“以极精锐之别择力，极深刻之吸收力，融合西方文化之精英，使吾人生活上内的生命（精神）与外的生命（物质），为平行之进步，以完成个人与社会最高义的生活”。同时，借东西文化交流，“创造一最高义的世界文化”。[35]二人的构想，详略不同，却都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了：其时反省现代性者的中西文化调和论，与所谓顽固守旧，渺不相涉，鲜明地表达了融合中西文化并助益于世界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