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假如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约半个世纪之后（1903年），万里长城之内的青年鲁迅在《自题小像》的诗中以一句“灵台无计逃神矢”沉痛地应和了马恩的话。如王汎森先生所言，鲁迅的诗“充分道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在西方势力覆压之下的困境”。[1]
西潮东渐以前，中国的发展基本上遵循一种“在传统中变”（change within tradition）的模式。[2]实际上，尽管西方自身在19世纪20世纪也充满变化，有时甚至是剧烈的变化，但对西方来说，即使是与传统决裂，仍可以是在传统中变。而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西潮冲击下的近代中国却已难以维持，因为西方要迫使全世界跟着它变。在西人的引导之下，中国士人逐渐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并非只是靠其工艺和科技，在此之后尚有更重要的制度和观念。对中国而言，仅仅是要生存，用当时人的话说，就是要保存中国的种姓和国粹，也不得不至少学习造成西方强大的那些秘诀。虽然各人的具体理解和表述并不一样，“向西方学习”的确是清季以来中国士人的共识。一旦中国人接受这样一种西方思维，其所寻求的改变就只有遵循一个向西走的方向，也就只能是在传统之外变（change beyond tradition），甚或有意背离传统而变（change against tradition）。
如果把近代中西文化交往视作两大文化体系的竞争的话，则中国一方正如罗荣渠先生指出的，是“打了大败仗，发生了大崩溃”。[3]中国士人本来是以文野分华夷，自认居世界文化的中心，而视洋人为野而不文的“夷狄”，到后来则主动承认西方为文明而自认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从开始的降节学习“夷狄”之“长技”发展到倾慕“泰西”的学问、蜂拥出洋游学。观此可知中国文化在这场竞争中的失败有多彻底。
今人早已视留学为正途，但对有血气的近代中国士人来说，就像胡适在《非留学篇》中所说的：“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胡适曾形象地描绘说：当中国酣睡之时，西人已为世界造一新文明。“此新文明之势力，方挟风鼓浪，蔽天而来，叩吾关而窥吾室。以吾数千年之旧文明当之，乃如败叶之遇疾风，无往而不败衄。”很明显，胡适正是将近代中西之争视为两个文明之争。中国一方既然竞争失败，就只有“忍辱蒙耻，派遣学子，留学异邦”。[4]自己就留学且一向颇称道西方的胡适之所以要“非”留学，其根本原因就在留学是文化竞争失败即“学不能竞”的结果。
失败之余，中国文化思想界就成了外来观念的天下，给他人作了战场。我们如果细查当年知识分子提出的各种救国救文化的路径，大多与西方有关。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风行竞争的各种思想体系，即各种“主义”，就极少有不是西来者。[5]中国政治思想言说（discourse）中最具标志性的关键词汇（keywords）如“平等”、“民主”、“科学”、“自由”等，也几乎无一不来自西方。从民初的“问题与主义”论战，到20年代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再到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在在均是西与西战。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本国传统从全面肯定到全面否定的都有；对西方思想主张全面引进或部分借鉴的也都有，唯独没有全面反对的。他们之间的差距不过在到底接受多少西方思想。假如我们可以把马恩话中的“资产阶级”换为“西方”的话，从鲁迅写前引一诗之时起，虽然“商品的低廉价格”尚在长城之外徘徊，可以说西方已用其他的方式迫使中国人在文化上按照西方的面貌来改变中国的世界。钱穆曾观察到，近现代中国人不论是信仰还是反对孙中山的，都是比附或援据西洋思想来信仰或反对。[6]我们或可以说，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不论是维护还是反对中国传统，基本都是以西方观念为思想武器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向知识分子攻击传统最多的，不外小脚、小老婆、鸦片和人力车，其中后两样便是西人带来的。鸦片是不用说了。人力车本由日本人创造，不能算纯西洋货，但其流入中国，却是由先在日本的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其最初的乘坐者，也多是租界里的西洋人。舶来品竟然成了中国传统——即使是坏传统——的象征，最能体现此时西潮已渐成“中国”之一部。而西向知识分子把舶来品当作自己的传统来批判，其实也是受西人的影响。鸦片和人力车就曾被晚一点来华的西人视为中国的特征，并成为西方之“中国形象”的一个负面组成部分，在转了数圈之后又由阅读西方书籍的中国知识分子带回来作攻击传统之用。近代中西胶着之复杂，早已是“层累堆积”且循环往复了好几次了。
中西胶着的复杂有时也造成一种思想的混乱和角色的倒置。某些中国人的“西化”甚至超过了西人，而有的西方人倒显得更中国化。通常人到了异文化区域会有一种“文化震荡”现象，但20世纪初出洋的一些留学生到了外国，不仅没有什么“文化震荡”，倒颇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青年胡适到美国后就有他乡胜故乡的感受；相反，在中国居住多年的庄士敦（R.F.Johnston）回到英国后却感到格格不入。[7]
民初的一个吊诡现象是中国人拼命反传统，有些外国人反而在提倡保存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溥仪的老师庄士敦到哲学大师罗素，在这一点上都相通。保存中国文化传统而须由外国人来提倡，正是典型的角色倒置。反之，提倡西化的许多中国士人不仅自己激烈反传统，而且一直在抵制西人要保留中国传统的意图。胡适在1926年就尖锐地批评西方“既要我们现代化，又要我们不放弃[传统的]美妙事物”。[8]胡适本人也认为中国传统中有可取处，他反对的主要是由西人来提倡保护中国传统。但是这样一种角色的倒置确实表现了民初中国思想界的混乱和中西之间那种扯不清的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