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收的是我这些年有关近代中国论文的一部分，这些文章的共同研究取向是返其旧心，注重当事人的当下时代关怀，希望获得了解之同情；同时在历史学科的大范围内尽量跨越子学科如思想史、社会史、学术史的藩篱，以拓宽视野（不敢跨出史学之范围者，实因力所不能及）；在不忽视各领域自身发展演变之内在理路的基础上，特别关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侧重的仍是近代中国变的一面。其共同关怀或主题是：1.近代大变局中传统的中断与传承；2.中西文化竞争；3.新旧中西的相互依存、碰撞、互动及（特别在民初的）错位；4.思想衍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
各文不敢说言人所未言，唯以拾遗补阙为主，或讨论一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但却重要的面相，或从新的视角据新出资料及一些习见但较少为人注意的史料对一些研究已多的问题提出些微新的诠释。希望能在重建史实的基础上，为重新认识和诠释近代中国打一点微薄的基础。各文均从广义的文化视角考察历史现象，其一个共同之处，即特别侧重于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层面的权势转移。由于充分认识到对近代中国任何框架性的系统诠释都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些文章虽相互关联，仍独立成篇。我的基本看法是：
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在自身演变出现危机时，恰遇西潮的冲击而解体，拉开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序幕。社会结构变迁既是思想演变的造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自身文化立足点的失落复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近代中国可以说已失去重心。结果，从思想界到整个社会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的崇拜。
思想权势的转移是与社会权势的转移伴生的。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社群，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受冲击最大。废科举兴学堂等改革的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的一大区别即其已不再是四民之首，而是一个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社群。道统与政统已两分，而浮动即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疏离。同时，由于科举制废除而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缺乏，使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原处边缘的各新兴社群开始逐渐进据政统；近代军人、工商业者和职业革命家等新兴社群的崛起客观上促进了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日益边缘化，而身处城乡之间和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边缘知识分子则相当适应近代中国革命性的社会变动。崇新自然重少，结果出现听众的拥护与否决定立说者的地位、老师反向学生靠拢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势再转移。
近代中国各地区社会变化速度及思想和心态发展不同步现象是我近年主要关注的另一问题。从梁启超以来，许多人常爱说近代中国士人关怀的重点有经器物到政制再到文化的阶段性演变，治史者也多援用之，这大致是不错的。但具体到个人，这样的阶段性演变或可能仅部分体现，或者全无体现，甚至可能不发生关系。生活在“政制阶段”的“社会人”，其思想很可能尚在“器物阶段”，或者已进到“文化阶段”。且中国幅员辽阔，地缘文化的因素历来较强，近代全国各地发展尤其不平衡。京、沪和一些口岸或者已到后面的时段，内地则可能尚不同程度地处于前面的时段，或竟在两时段之间。若必以整齐划一的阶段论去观察诠释问题，恐怕恰如陈寅恪所言：“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18]
本书讨论的山西举人刘大鹏眼中山西与北京、开封等地在晚清多方面的差异，就从信息传播和掌握的角度提示了近代中国各地社会变化速度及思想和心态发展不同步这一现象的第一手依据。而这种不同步更造成了从价值观念到生存竞争方式都差异日显的两个“世界”，当时要能够沿社会阶梯上升，已必须按其中之一的“洋世界”的方式竞争。后来的史学研究，恐怕也无形中传承了许多“洋世界”的关怀：我们关于中国近代史许多耳熟能详的论断，在儒生型内地乡绅刘大鹏所处的“世界”中，或者不同时，或者不同义，则刘氏所处的“世界”也许是今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更应该注意的面相。[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