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17世纪，欧洲各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发展极不平衡。英国在1640年至16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建立了共和国，1688年资产阶级发动“光荣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英国从此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跃成为世界强国。法国在16世纪末结束了长达30多年的胡格诺战争，逐步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强大君主专制国家，到17世纪中叶路易十四当政初期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君主依靠贵族的传统势力作为封建政权的基础，同时又利用资产阶级抑制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为获得资产阶级的支持，采取重商政策、殖民政策和奖励民族工业政策，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但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根本矛盾依然存在，它们势均力敌，暂时各自独立，统一存在于高度君主专制的政体之下。
除了英、法两国外，当时大多数欧洲国家封建势力异常强大，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十分落后。先前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在17世纪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西班牙与意大利的天主教势力非常猖獗，它们发起反宗教改革运动，变本加厉地打击新教徒；它们还通过宗教法庭、宗教裁判所等机构残酷迫害先进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扼杀新思想，阻挠科学上的新发现，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西班牙对外失去了海上霸权地位，又连年陷入战争，而国内动荡不安，经济一蹶不振。意大利由于国际贸易航道的转移，经济上日益衰落；同时加上外国的侵略，国家四分五裂、战乱频仍，日益衰败。德意志在17世纪上半期遭受了“三十年战争”的毁灭性破坏，战后分裂为三百多个封建小公国，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国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17世纪欧洲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文化、文学的发展也呈现出姿态各异的复杂景观。得益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17世纪出现了霍布斯、洛克、笛卡儿、伽桑狄、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为人们带来了审视世界、社会与人生的新视角，在英、法等国家形成了机械唯物主义与唯理主义的哲学思潮。在文学上也出现多元共生的现象，在欧洲文坛上，先后兴起了巴洛克文学、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古典主义文学思潮。
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文学
17世纪的英国处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英国资产阶级与封建专制势力进行激烈斗争，最终建立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权。17世纪英国文学很大程度上表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17世纪英国文学以反映清教徒发动的资产阶级革命为主要内容。清教徒是以商人、手工业者为主体的新兴资产阶级，他们认为英国国教未能完全与罗马天主教的礼仪和教义断绝关系，主张“净化教会”、清除国教中铺张豪华的宗教仪式，并且提倡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以促进资本积累。清教徒的思想代表着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先进的人生观，清教徒在17世纪40年代掀起的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风暴也孕育了反映清教徒革命的资产阶级文学。因此，英国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也称作清教徒文学，以约翰·弥尔顿（1608－1674）和约翰·班扬（1628－1688）为杰出代表。
约翰·弥尔顿是17世纪英国最著名的诗人与政论家，其义正词严的政论文以及伟大的文学实践既维护了神圣的革命事业，同时也表现了革命时代人民对自由、真理的不懈追求。
弥尔顿1608年12月生于伦敦，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其父老约翰是位商人，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因在校抛弃天主教而皈依英国国教被父亲赶出家门。这位具有叛逆精神的老约翰对儿子的教育投资不惜血本，他不仅送弥尔顿去名校就读，还把当时颇有名望的学者请到家里来教授弥尔顿学习古典文学和诗歌。弥尔顿的父亲本人酷爱音乐，从弥尔顿开口学说话时起就亲自教他音乐。因此，诗歌和音乐很早就在弥尔顿的头脑中融为一体，后来诗人写作的诗句无不弥漫着强烈的音乐感，成为英国诗歌中的珍品。弥尔顿酷爱读书，十分勤奋。1625年，16岁的弥尔顿进入剑桥大学学习，于1629年、1632年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证书。在剑桥学习期间，弥尔顿已开始了诗歌的创作，诗句轻松活泼富有浪漫情调。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弥尔顿拒绝在英国国教教会中任职，从1632年到1638年在父亲的别墅里埋首苦读，大量阅读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的外文书籍，积极探索宗教与世俗的真谛，同时坚持诗歌创作活动。1638年，弥尔顿游历欧洲大陆，在意大利游历期间曾拜访被囚禁于狱中的伽利略。1639年，弥尔顿获悉英国国内政治斗争激烈，毅然回国参加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活动。在英国革命爆发前后，他先后以犀利的笔锋写出《反对教会管理的主教制》《论出版自由》等一系列政论小册子。1649年共和国成立，国王被处死后，他写了《论国王与官吏的职权》，论述人民有权废除并处死暴君，鼓舞人民的斗志。在担任共和国的拉丁文秘书期间，他先后写了《偶像破坏者》《为英国人民声辩》《再为英国人民声辩》等政论，为英国人民的革命行为进行辩护，同国际、国内的反动派进行论战。1652年，弥尔顿因操劳过度而双目失明，时年仅43岁。作为维护资产阶级共和政权的一名斗士，弥尔顿被恩格斯誉为“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人”。
王政复辟后，弥尔顿以口授的形式创作了长篇史诗《失乐园》《复乐园》，以及诗剧《力士参孙》。这三部作品都取材于《圣经》，但反映的却是现实生活中英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尖锐、复杂、残酷的革命斗争。
《失乐园》（1667）取材于《旧约·创世记》，叙述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受撒旦诱惑而违背上帝禁令，偷食禁果，被上帝逐出乐园的故事。弥尔顿以《圣经》故事为框架，描绘了亚当与夏娃所象征的整个人类的精神与灵魂的困扰和挣扎。同时，长诗还通过塑造敢于反抗上帝独裁统治的反叛天使撒旦的形象，曲折地反映了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撒旦被上帝击败、打入地狱之后，仍然桀骜不驯，不屈不挠，坚持反抗，勇敢地与上帝分庭抗礼。他说：“我倒要在地狱里称王，大展宏图；与其在天堂里做奴隶，倒不如在地狱里称王。”长诗12卷一万余行，用无韵诗体写成。想象丰富，形象鲜明，在绵长的无韵诗句中夹入铺张扬厉的插句的独特修辞手法，是长诗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
《复乐园》（1671）取材于《新约》，叙述耶稣基督在荒野中拒绝撒旦诱惑，为人类复得乐园的故事。作品中的耶稣与《失乐园》中的撒旦一样，是一个坚毅的革命者形象，反映出作者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
悲剧《力士参孙》（1671）取材于《旧约·士师记》。剧作的主人公参孙是一位以色列民族的英雄，他被妻子大利拉出卖，身陷囹圄，不甘受辱，利用一次表演武艺的机会，拉倒大厅的支柱，与敌人同归于尽。主人公失明后受到的种种屈辱、矢志不移的反抗复仇决心，真实反映了诗人在王朝复辟后的遭遇和困境。参孙形象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斗士的象征，也体现了诗人自己坚强不屈的革命斗志。
撒旦、耶稣和参孙的形象，艺术地再现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勇敢无畏的民主斗士形象，同时也象征着诗人敢于反抗专制暴君、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弥尔顿以他一生的伟大革命和文学实践活动，充分证明了他不愧为一个坚毅勇敢、高风亮节的革命战士，一个品质高尚、精神崇高的优秀民族诗人。
此外，约翰·班扬也是一位成就较大的清教徒作家，曾因宣扬清教思想而陷入囹圄达12年之久。其代表作是受《圣经》影响写出的寓言小说《天路历程》（1678）。小说以梦幻故事的方式叙述一个名叫“基督徒”的主人公别妻离家，跋山涉水，历经艰险，终于到达天国的故事，表现了只要人们用心精诚、意志坚定，就能找到天国之路的宗教寓意。同时小说还通过描述主人公途经“名利城”、“阴影之谷”等地的见闻，影射、批判了王政复辟时期专制、黑暗的社会现实。
二、古典主义文学
古典主义文学是17世纪欧洲的主要文学思潮。它形成和繁荣于法国，随后传入英、德、意等欧洲国家，成为流行全欧的一种文学思潮。因为它在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因此被称作古典主义。
古典主义文学的产生与法国特定的中央集权制的社会背景、笛卡儿的“唯理论”哲学以及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尊崇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传统有很大关系。
古典主义文学的形成是法国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17世纪法国中央集权制度下，资产阶级同王权的妥协为它提供了社会政治基础。17世纪上半叶，法国在经历了胡格诺宗教战争后，贵族势力大为削弱，封建割据势力被依次消灭，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形成并得到巩固。路易十四执政时，宣布“朕即国家”，君主专制鼎盛到极点。在巩固王权的过程中，王室面对封建割据、贵族叛乱、人民起义的复杂局面，深感势单力薄，财力不支。为了摆脱困境，采取了笼络资产阶级、重商主义的政策，试图借助资产阶级这支新生力量牵制封建贵族，利用他们雄厚的资金充实国库。而资产阶级在当时也正处于发展过程中，其势力尽管日趋强大，但还未达到足以推翻整个封建制度的程度。封建割据、贵族腐朽势力等也给资产阶级的发展造成种种障碍，他们亟需得到王权的支持和保护。于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和王权结为暂时联盟。资产阶级与王权之间也存在一定矛盾。资产阶级为求得王权支持，除在财力上资助王室外，还通过文艺以及政治舆论赞美王权。但资产阶级也时常感到王权对其约束过严，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发展，两者之间的矛盾有时甚至表现得十分尖锐。王权对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施以保护利用政策的同时，也对他们的活动做出许多限制。在文化方面采取了对作家发放奖金、津贴，对作品进行审查的办法。黎希留执政时还创立了法兰西学士院，吸引文人学者；同时利用“法兰西学士院”在语言文学方面建立统一的规范，制定文化政策。
在哲学上，笛卡儿的“唯理论”为古典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笛卡儿作为“唯理论”的创始人，把数学观念和方法引申到哲学领域，以“我思故我在”作为出发点，进行理性演绎，推衍出整套理论体系。尽管他的“唯理论”有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因素，但它把理性视作真理的最高标准和检验一切的尺度，认为理性是知识的唯一源泉，只有通过理性才能真正认识与把握世界。这一方法论和认识论对封建蒙昧主义、繁琐哲学和封建信条都起着冲击和破坏的作用，对古典主义理论家制定文艺理论和创作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崇尚和研究古代文化的风尚为古典主义的产生奠定了文化基础。在15—16世纪期间，意大利就有一些学者开始探讨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文艺理论，初步提出了悲剧创作的“三一律”问题。16世纪后期，法国的龙沙、英国的本·琼生等作家有意识地模仿古代创作方法，借用古代题材、人物进行创作。同时，“三一律”的研究从意大利转向英、法、西班牙等国。在法国，由于人们模仿与借用古代题材、人物和艺术手法的创作倾向的盛行及“三一律”理论的成熟，加之崇尚古典的崇高、典雅与华丽的宫廷趣味的影响，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应运而生。
古典主义作家的创作虽各有侧重，但从古典主义思潮的总体上来看，古典主义文学大致具有以下共同的特征。
首先，政治上，拥护王权，主张国家统一，歌颂贤明君主。17世纪的著名古典主义作家大都和王权有着密切联系，他们或领取年金，受到国王保护，或在宫廷担任重要职务；他们的创作也不同程度地以礼赞的态度对王权政治歌功颂德。布瓦洛在其文艺论著中，极力宣扬国王的文治武功，号召“诗人齐声赞美”路易十四（《诗的艺术》）；高乃依在创作中表现个人利益、家庭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思想（《熙德》）；莫里哀也在创作中颂扬国王英明、明察秋毫、英明果断（《伪君子》）。这些作家歌颂的君主都是理想的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国王，这一政治倾向是资产阶级政治利益在文学上的反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和进步性。
其次，思想上，推崇“唯理论”，主张用理性克制个人情欲，履行公民义务。古典主义文学是一种崇尚理性的文学。布瓦洛号召作家“首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这句名言成为古典主义作家创作奉行的准则。由于作家在人物塑造中过分强调突出理性，人物性格往往呈现概念化、类型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