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教材教辅新编外国文学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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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18世纪启蒙文学(4)

从1805年开始,歌德一面进行文学创作,一面在研究自然科学的同时研究东方文学艺术和哲学,这些对他以后的创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一生,经历了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等重大事件,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现实基础。1832年3月22日,歌德逝世,享年83岁。

歌德的一生曲折漫长,他有一种强烈的求实探索的精神,永不满足于某种现成的思想,并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更新自己的认识,好学不倦,积极接受新事物。早年,他生活放荡,但很快就放弃了对生活享乐的追求。在“狂飙”时代,他表现出强烈的反叛精神,但不久这种叛逆精神就开始冷却,转而追求冷静、和谐的生活,去魏玛做官,希望通过点滴的改良来实现社会理想。后来,他又不满足于这种安适的生活,偷偷离开魏玛去意大利,受到古代艺术美的感染,回来后从事古代艺术的研究。到19世纪初,他受到科学技术的发展的感染,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对东方哲学思想产生浓厚兴趣。在创作风格上他也同样不断发展变化。早年受古典主义影响,“狂飙”时期则成了反古典主义的干将;魏玛时期又热衷于古代艺术,写了许多古代题材的作品;到了晚年,他的诗风转向了东方,追求东方文学艺术神秘和富有哲理的精神,如《西东合集》和模仿中国诗写的《中德岁时诗》等。正是这种不懈追求、不断否定自己的精神,使他直到晚年都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保持永远向前的蓬勃朝气。

歌德的一生充满着矛盾。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他能够驰骋想象,进行自由创作,毫不留情地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鄙俗、不合理的现象进行彻底批判;而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他又不得不克制自己,屈从繁琐庸俗的礼仪,与周围的环境相妥协。这一矛盾到他晚年愈加明显。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1]歌德的思想矛盾在他的后期创作中有着突出表现。

歌德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到他逝世为止,长达60多年,时间漫长,著述丰富,按其思想和创作轨迹,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狂飙突进”运动时期(1770—1775)。歌德在“狂飙突进”精神的影响下进行创作,并很快成为这一运动的主将。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德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历史剧《铁手骑士葛兹·封·伯利欣根》(1773)和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

《铁手骑士葛兹·封·伯利欣根》是一部最能体现“狂飙突进”精神的历史悲剧作品。歌德以古喻今,在历史人物身上注入启蒙主义的热情和理想,表达了渴望民族统一,要求自由平等的反封建思想。在戏剧形式上,剧作打破了古典主义“三一律”的束缚,再现了莎士比亚式的宏大场面,为此后德国现实主义历史剧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歌德对“狂飙突进”运动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他在1774年完成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这篇小说的发表,在德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使青年歌德一举成名,也使德国文学第一次获得世界声誉,因此被视为歌德青年时期的代表作。小说叙述市民青年维特爱上一个善良纯朴的姑娘绿蒂,但绿蒂与别人已有婚约。爱情受挫使他极度失望、痛苦,于是试图在实际工作中求得解脱,但又与周围鄙俗的环境格格不入,同僚们热衷于追求地位的欲望、上司的迂腐多疑、上流社会的傲慢自大使他陷入更深的烦恼、痛苦,无奈他只好再次回到绿蒂身边。已经成婚的绿蒂尽管依然钟情于维特,但为了忠于丈夫不得不疏远他。维特失去生活中的最后一丝眷恋后,终于开枪自杀,以表示对这个冷酷鄙俗的社会的抗议。维特的悲剧既控诉了封建末世的腐败风习,张扬了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同时也暴露了德国青年一代在反抗乏力时的悲观颓丧的情绪。维特烦恼的实质是感情与理性的矛盾,个人自由愿望与古老狭隘世界的限制的冲突。小说的魅力首先在于维特身上表现出来的浓烈的启蒙主义气息,维特的思想、观点和内心情感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灵。其次,小说以书信和日记的方式把叙事、抒情、描写和议论熔为一炉,直抒胸臆,使全书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突出表达了德国进步青年的情绪,所以受到青年读者的狂热欢迎,掀起了热极一时的“维特热”。

小说出版后,在整个德国乃至欧洲产生了巨大反响,成为德国文学中第一部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品。当时有些青年男女在争取爱情自由失败后,效仿维特,身着青衣、黄裤和棕色长靴,怀揣《少年维特之烦恼》而自杀,这使得作者不得不在小说再版时在卷首题诗中予以劝导。

歌德还写成《普罗米修斯》一诗,借希腊神话形象塑造资产阶级巨人,把斯宾诺莎思想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首诗成为“狂飙”运动的思想和诗的宣言,引发了德国思想界围绕斯宾诺莎思想展开的一场世界观论战。

魏玛古典主义时期(1775—1794)。歌德在魏玛的最初10年,由于忙于政务,文学创作被冷落一边,直到1786年意大利之行后,他才重新回到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来。从1784年到1794年,歌德完成了剧本《埃格蒙特》《塔索》《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亚》。其中《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亚》取材于古希腊传说中阿伽门农的女儿伊菲格尼亚的故事。这部戏剧与《塔索》都表明了歌德的思想重心此时已经由蔑视神权、反抗暴政的社会批判转向了对抽象人性和人类前景的探索,反映了他从“狂飙突进”精神向古典主义的转变。

成熟与辉煌时期(1794—1832)。1794年以后,随着与席勒交往的加深,诗人的思想与创作也越来越成熟。这个时期歌德完成了成就仅次于《浮士德》的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叙事长诗《赫尔曼与窦绿苔》和诗剧《浮士德》。其他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亲和力》,自传性作品《诗与真》《意大利游记》,诗集《西东合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等。教育小说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文学舞台上出现的一种新兴文学体裁,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通过纷纭的体验(经常是精神危机)从少年进入成熟阶段的心智和性格上的成长,并且通常有对其在生活世界中身份和角色功能的体认。歌德的《威廉·迈斯特》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小说,奠定了德语小说以教育小说为基本体裁的格局,使教育小说成为德语文学中特有的一种小说形式。主人公威廉·迈斯特出身富商家庭,但从小厌弃庸俗狭隘的市民生活。他酷爱戏剧艺术,青少年时代就与演员一起投身流浪演艺生涯,经过漫长而曲折的生活道路,最终找到了空想社会主义式的理想生活方式。这部作品描写了主人公在实践中追求人生意义,树立人生理想,不断克制自己,培养自己的个性,成为一个所谓“完整”的人投向现实人生的历程。

歌德的这些晚年作品重视社会实践和社会改革,有用文艺、道德教育取代政治革命的倾向,可看作歌德世界观、人生观的总结。

二、《浮士德》

《浮士德》是歌德的代表作,也是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著作之一。这部诗剧是歌德穷其60年的精力和心血精心打造的伟大作品。歌德不断地将他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思考、感悟归纳、提炼,然后融进他这部作品里。这也是他对资产阶级自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近600年成长历程的艺术总结,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启蒙运动的艺术总结。

早在中世纪后期,欧洲各国就流传着关于浮士德的故事。在最初的德国民间故事中,主人公浮士德是跑江湖的魔术师、星相家,死后留下许多传说。1587年出版过一本《约翰·浮士德生平》的书,书中说浮士德与魔鬼订立合同,活着时魔鬼满足他一切要求,死后灵魂归魔鬼支配。因此,浮士德不外乎是贪图享受、用灵魂换取快乐的享受主义者。到文艺复兴后期,克里斯托弗·马洛用这一题材写了《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故事情节与传说大致相仿,但浮士德的形象发生了变化,成为人文主义者。歌德从小就在故事书和民间木偶戏中熟悉了浮士德这个人物,随着社会阅历的增加和对生活认识的深入,歌德在人物身上灌输了越来越多的新鲜血液,在情节和人物形象上都进行了大量的改造,使浮士德成为一个性格极为复杂的形象,也使故事富有一种哲理性和艺术性统一的美。

《浮士德》共12111行,分成两部,第一部序章后有25场,不分幕,第二部分成5幕。诗剧主体部分描述主人公浮士德一生奋斗追求的5个阶段。

(1)学者生活阶段。故事开篇,浮士德皓首穷经,钻研中世纪的哲学、医学、法学、神学等各种学问,但以神学为中心的知识毫无实际用处。他很苦恼,甚至想自杀。这时复活节的钟声响起,使他想起屋外还有大千世界,便信步来到人群中,这坚定了他投身社会的决心。回家后,他打开《圣经》寻求答案,但《约翰福音》第一句话就是“太初有道”,他将其改成“太初有为”,强调人活着就要从事实际工作,在行动中寻找真理。这时魔鬼靡非斯特出现,与他签约。此时浮士德非常自信,因为他洞晓生活的辩证法:快乐必然同时包括痛苦,一种欲望得到满足后,必然又唤起新的欲望。他和魔鬼打赌时觉得胜利在握。这段描写表明歌德对中世纪学问的否定,象征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摆脱中世纪学问投身社会、探索社会人生真理的战斗历程,表现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扩展自己,要求获得新知识,了解社会、了解人生、了解自然的愿望。

(2)爱情生活阶段。浮士德走出书斋,魔鬼先用感官享受引诱他,又带他到魔女之厨让他喝下魔汤返老还童,并帮助他得到少女葛丽卿的爱情。可他们的爱情很快酿成悲剧。浮士德为体验爱情而毁掉了葛丽卿,他感到负疚,认识到围绕个人生活的狭小圈子追求理想是不可能的,必须向着更高境界,克服“小我”走向“大我”。这段描写实际上是对文艺复兴时期那种过分追求官能享受和个人主义泛滥的否定。

(3)政治生活阶段。浮士德从德国市民社会的小世界进入广阔的大世界,去探索真理。魔鬼带他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宫廷,帮助他成了大臣,但浮士德在那儿为宫廷服务,不可能有所作为,只是充当弄臣而已。这段描写不仅反映歌德思想历程的一个阶段,也反映了欧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历程。许多人都曾走向为朝廷服务的道路,把改革希望寄托在贤明君主身上,而害怕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歌德比他们高明之处就在于晚年认清现实,否定了这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