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既善于竞争又善于合作。竞争是一种能力（主要是智力和体力），合作是一种精神。竞争强调的是以实力取胜，用自己的实力与他人对抗。善于竞争与其说是一种现场的参与和现场的较量，不如说是为未来的现场竞争提前修炼和预先准备。竞争的实力来自平时的修炼中所显示出来的前途感（目标感）和为掌握某种技能而愿意付出的“刻苦”程度或“长时间关注同一个主题”的持久程度。
合作虽然也需要凭借自己的实力主动提出自己的意见，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合作的首要精神是服从意识和妥协意识。与合作相反的是自我中心，唯我独尊，不尊重他人的意见，不尊重他人的劳动，不愿意与团队保持一致，不服从团队的规则，不遵守事先的约定。
一般而言，专制社会更看重合作（服从）而对那些有竞争力的、有个性的人保持警惕。民主社会则更看重竞争力，每个人凭借自己的实力自由地获取社会资源。狭路相逢，勇者胜。但是，即便在民主社会，合作依然是重要的。美国哲学家皮尔士被后人视为最有原创性和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哲学家之一（他曾毫不谦虚地这样自称）。他不但是实用主义的开山，也是分析哲学和符号学的先驱，又是一位逻辑学家和现象学家。这一切都奠定了他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皮尔士的天才是多方面的，他不仅在哲学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还是地道的数学家和机械师。他的著作涉及埃及学、心理研究、计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宗教、犯罪心理学和科学史。但这样一个优秀的人物，却始终无法在学术界谋得一个固定的职位。他曾在霍普金斯大学教了4年书，但很快被解雇，原因可能是他“完全缺乏教书的神经”（詹姆斯语）。他父亲是美国海岸测量站的主管，在那里给了他一份工作，但他后来也被解雇。皮尔士的命途固然和他落落寡合的性格有关，也与有些人对他的疏远和敌视有关。虽然皮尔士并没有因为遭遇坎坷而停止他的学术工作，但终其一生他还是学术圈外人，死时一贫如洗。然而，他留下的大量文稿，却成了“后一代思想家的金矿”（詹姆斯语）。他的母校哈佛大学曾一再拒绝他的求职，但却在他死后以精致的版本来出版他的文集。[9]像皮尔士这样智慧的人并不得志，终身郁郁寡欢。他的不得志并非因为他不够聪明，倒恰恰因为他太聪明而让人厌恶或敬而远之。
培养竞争与合作最适宜的地方是家庭。英国哲人培根说：“在家庭中，最大或最小的孩子都可能得到优待，唯有居中的子女容易被忘却。但他们却往往是最有出息的。”中国民间的说法是：“憨老大，金老二，刁老三。”老大之所以憨厚，是因为老大不仅养尊处优，而且从父母那里接受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老二之所以“金贵”，是因为老二承担事务最多，总是冲锋陷阵；老三之所以刁蛮，是因为老三容易被父母溺爱、纵容。三者之中，老大合作精神有余，竞争力不足。老三竞争力有余，合作精神不足。老二最能干，因为老二的生存环境使他不得不既像老大那样与他人保持合作的关系，又不得不用自己的实力去与他人竞争相关的生存资源。遗憾的是，独生子女家庭完全失去了兄弟姐妹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天然环境。也正因为如此，独生子女家庭尤其需要鼓励自己的孩子与同伴、同学交往。竞争与合作几乎是不可教的，孩子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学会竞争，在合作中学会合作。
第二，既有活力又有礼貌。“活力”是生命力旺盛的显著标志。“活力洋溢之处，便是充满生之乐趣所在，而无须具备任何特别愉快的情境。活力能增加快乐，减少痛苦……活力可增强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此外也可增强人们从事艰巨工作的力量。不仅如此，它更能防止人们陷入嫉妒，这是因为它能使人们的个人生活变得愉快之故。”[10]让孩子成为有活力而充满激情的人。“单是理智或单是激情都不能成就伟大事业。”没有激情，任何伟业都不可能善始；没有理智，任何壮举都不可能善终。[11]“一个生机勃勃、兴趣广泛的人，可以战胜一切不幸。”[12]父母可以参考陈独秀对“新青年”的期望和失望。陈独秀最恨的人至今依然存在：“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
“有礼貌”意味着内心宁静、尊重他人。有礼貌最好从“守时”、“排队”、“在公共场合不大声说话”、“不轻易发怒”开始。家长最好让孩子尽可能适应学校的规则和秩序而不必抱怨学校的教师“压制”自己的孩子。学校教师之所以让孩子守纪律，那是因为教室里的孩子太多的缘故。如果教室里的四十几个孩子人人都是有活力的孙悟空，那么教室里随时都会陷入混乱。不是教师有问题，而是班级的容量有问题。如果一个班级的学生超过了四十人，那么，安静、肃静、文静，就成为教师对学生的唯一期待。为了便于管理，学校里的教师会想方设法让所有那些有活力的孩子安静下来。对于教育者来说，人可以没有秩序，但必须有活力；对于管理者来说，人可以没有活力，但不可以没有秩序。“有礼貌”意味着“有节制”。古希腊人把节制作为四大美德之一（其他三种美德是智慧、勇敢、正义）。人的种种乐趣来自适度的满足和适度的节制。通信的不节制已经使现代人失去了思念；电视的不节制已经使现代人失去了对电影的等待；吃零食的不节制已经使现代人失去了肠胃的健康；消费的不节制将使孩子失去所有美好的趣味。
第三，培养积极思维，少抱怨。父母最好从小引导孩子明白，不必把所有事情搞成决然的对立，最好把做学问和做人分开。做学问需要骄傲，骄傲使人进步，谦虚使人落后。但是，做人需要谦虚，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做学问需要怀疑，于无疑处有疑，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一切结论。但做人需要信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做学问需要独处，唯孤独者、沉思者有成就；做人需要群居，唯交往者、交际者受人欢迎。
为了培养孩子的积极思维，父母最好引导孩子看到每个人都不容易，因此，应该尽可能看到他人的长处而不是停留在他人的短处那里纠缠不放。
如果孩子比较厚道，做父母的不要嘲笑他的厚道。相反，如果孩子喜欢占小便宜，父母最好让他明白，占小便宜的人往往吃大亏，因为他被别人厌恶。愿意吃小亏的人将来会更成功，因为他被人喜欢。让孩子以自己的厚道、乐观、宽容和同情心与各种人打交道，尤其要学会与小人打交道。“不能与小人打交道的人，便不能成就大业，因为小人是任何事业的必要组成部分。”[13]
如果你的孩子总是宽容他人，请不要嘲笑你的孩子软弱。真正的强者是那些有宽容胸怀的人，睚眦必报的人通常是自卑的人。西方人的说法是：“犯错的是人，宽容的是神（To err is human，to forgive， divine）。”《资治通鉴》的说法是：“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万石之钟不以莛撞起音。”中国民间的经验是：如果被狗咬了一口，你千万别去咬狗一口。
3．意志第一：培育孩子的强力意志
“意志第一”是对“性格-身体本位”的补充。意志既显示为性格，也关乎人的身体。[14]“性格-身体本位”的教育原本就包含了“意志力”的教育。
中国人对意志的重视，可以从“有志者事竟成”的民间智慧中获得印证。在英语中，“意志”（will）是一个奇妙的词语，它含有欲望、打算、喜欢、意愿和意志多种含义。德国人尼采强调“权力意志”，中国人陈独秀呼吁“抵抗力”，都在提升“意志”的重要意义。
人和人的差异、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的差异，往往显示为意志力的强弱。强大的人或强大的民族，并不见得他的头脑有多么聪明，也不见得他的四肢有多么发达，重要的是，这个人或这个民族有强大的意志力。如果父母希望培养孩子的合作精神，就鼓励孩子多与别的孩子交往。如果父母希望培养孩子的竞争力，就鼓励孩子养成“不服输”、“不放弃”的品格。所谓“意志力”，就是不服输、不放弃的品质。人既需要与人合作、与自然合作，也需要与人竞争、与自然竞争。而一旦进入竞争状态，人就需要意志力。人有时会以智慧或体力取胜，但在智慧与体力大致相当的前提下，人以意志力取胜。
虽然没有必要因为“意志第一”的观念而否定知识和情感的地位和价值，但从获得知识、建立情感和培育意志的难易程度来看，培育“意志”比获得知识和建立情感更艰难，也因此更重要。
培育人的“意志”，简单地说就是训练人“吃苦”的精神。所谓“有志者事竟成”的民间智慧几乎可以转换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历史智慧。
宋耀如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他被称为“宋氏家族第一人”，养育了“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及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三兄弟。为了孩子的成长，宋耀如和他的妻子制订了“斯巴达-基督教”教育模式：训练他们成为具有基督教精神的斯巴达勇士。在孩子蹒跚学步时鼓励他们尽情玩耍，稍大一点，就进行“沐于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的意志训练。[15]
中国汉人之所以屡次被外族人征服，与汉人过于追求文明而忽视意志力训练有关。这也是中外历史的普遍现象：文明的民族总是被野蛮的民族征服，而且，野蛮的民族获得统治权之后，也同样会因为贪图安逸享受而走向衰落和衰败。如果说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专制制度”压制了民众的活力，那么，此前的蒙古人和满族人之所以能够征服中原，几乎与制度无关，因为当时的蒙古人和满族人也没有实行所谓“民主政治”。蒙古人和满族人之所以能够入主中原，主要的原因只在于：蒙古人和满族人是马背上的民族，而汉人是平原上的农耕民族。前者的优势只是他们的性格，尤其是他们的意志力：“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他们对长途跋涉和风刀雪剑带来的肉体痛苦不以为意。[16]
蒙古人成吉思汗当初入主中原后，认识到舒适的生活对尚武气质是一种损害，对舒适的生活一直持警惕的态度：“对成吉思汗来说，北京令人难受的气候（对他来说也是过于温和）似乎也令人松懈。每次战役之后，他就返回北方，在贝加尔湖附近度夏。同样地，他打败了札兰丁之后，故意避开了就在他脚下的印度，因为对于从阿尔泰山来的成吉思汗来说，印度好像是魔窟。”[17]后来的事实证明，成吉思汗的担心是对的。他的曾孙子们住进北京时，随即开始堕落。“他们被宫廷生活和过度的骄奢淫逸所腐蚀，被一群亲信、贵妇、文人学士和官僚们簇拥着，与外界隔离。于是，蒙古人的活力消失殆尽。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征服者的子孙们已经退化到软弱无能、畏畏缩缩、优柔寡断的地步。当灾难临头时，只会悲伤。”最后一个蒙古皇帝妥欢帖木儿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统治者，他的犹豫和迟钝导致帝国在混乱中越陷越深，最终，他带着部下两手空空地逃回了草原。[18]
满族人入主中原后，迅速“汉化”并追求舒适的生活，皇太极最初也极力主张“汉化”，但他很快就发现，舒适的生活使他们身上的“勇武”精神出现消退的征兆。于是，皇太极开始扭转局面，制定了著名的“清语骑射”的国策：“提倡国语”、“不废骑射”，“不改衣冠”、“严禁奢侈”。为了防止满族武士丧失“尚武”气质，他们进关之后，采取了历代少数民族所没有采取过的决绝措施：实行满汉隔离。清初的皇帝们对保持自己身上的尚武精神更为警醒。与那些性喜端居的汉族皇帝不同，满族皇帝们以“好动”闻名。他们常年跋涉在外，不断亲征、行围、巡视各地。他们惧怕皇宫中舒适的座椅软化了自己的骨骼，惧怕中原的美酒冲淡了遗传自祖先的热烈奔放的血液。[19]这种既“汉化”又尽量保持本民族的特殊的政策，使中国在康熙、雍正、乾隆期间出现了“康乾盛世”。
遗憾的是，当东方的统治者竭尽全力奴役人民禁锢思想的同时，西方世界的人民却正在致力于并且成功地把统治者锁进笼子。[20]与之相关的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满族人的尚武精神和“清语骑射”传统后来逐渐消失。为了保持“骑射”的传统，从康熙开始，清帝形成了每年夏秋之际到木兰围场举行“秋狩”的制度。一为习武健身，二为训练八旗精兵。可是，武勇的八旗精兵后来抵挡不住舒适生活的诱惑，贪图享受。过去耀武扬威的八旗军人变成了人人得以耻笑讥讽的“八旗子弟”。这个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词，此时已经演变成了“好吃懒做”、“死要面子”、“穷讲究”的代名词，成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小说里的可怜兮兮的落魄者。[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