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发生变化的钱玄同放弃了保存国粹的主张。他在1916年9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唔幼渔，吾告以经典之精义全不系乎文字。纵令今日中国之书焚毁净尽，但有精译本之西文五经，则经典即可谓之不亡，况篆书变楷书乎？”这一段对话，反映了钱玄同文字观念上的变化，这也是他主张废汉文的先声。1916年以后，钱玄同主张改穿西装。在纪年改革问题上，钱玄同也有了新思考，他在1916年10月3日日记中写道：“癸卯年《新民丛报》有尚同子论纪年，其说以纪年与代数纪数无异，但取通用者可矣。故主张用景纪，深以孔子纪年为不然，谓景纪虽出宗教，然今日已成习惯，已忘其为宗教矣。其说吾甚谓然。夫景教之七曜日及格氏之阳历与景纪纪年有关系，吾国今日亦既承用之，何必于纪年而不用乎？若谓究是出于宗教，吾国非耶教国，与国情不合，则试问今之学校日曜日皆休业矣，曾因是而有景教臭味乎？”而在同年初钱玄同还主张用共和或孔子纪年。[117]关于伦理道德，钱玄同主张毁家。他在1916年10月4日日记中写道：“林攻渎将其伦理学讲义见赠。其说以伦不止五，固亦有见。惟其轻视君臣而重视家族，则与愚相左。吾谓苟不毁家，人世快乐必不能遂，若谓毁家之后，即视父母兄弟如路人，则尤为谬见，破坏家族正是兼爱之故，方欲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乌得是谬说耶？”
到1916年夏秋，钱玄同已经完全放弃了保存国粹的主张。当他看到胡适倡导文学革命之后，立即投书《新青年》，以一古文大家而支持文学革命，由一个革命派中的保存国粹主义者，一变而成为新文化阵营中反传统冲锋陷阵的勇士。
第三节 从“颇宗今文”到“专宗今文”
一
经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历来受到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和学者的重视。对晚清革命党人中的国粹派而言，经是其复古的重要思想资源。与国粹派的领袖章太炎、刘师培等尊信古文经不同，钱玄同选择了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的复兴是近代经学发展史中的一个突出特点。自汉以后就一直默默无闻若潜流于地下的今文经学，在考据学如日中天的乾嘉时代，异军突起。今文经学的复兴一方面有其学术原因，是清代学术复古的必然产物；一方面也有其社会原因，是清代中叶后社会矛盾激化的反映。因为，原有的考据之学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时代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各种社会问题。这样，一向被认为具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今文经学，走进思想家的视野。庄存与、刘逢禄首先挖掘，龚自珍、魏源发扬光大，到康有为今文经学则改变性质，成为改良变法的理论工具。康有为发挥公羊三世说之义，融入进化论学说，托古改制，将刘歆以来之古文经典斥为伪经，把自刘逢禄开始的怀疑思想发展到极端，在思想界掀起一场飓风。戊戌变法时期，即使是古文经学大师的章太炎和刘师培亦不反对今文经学。[118]戊戌变法失败后，今文经学在政治领域的影响随之减弱，但随着民主革命的兴起，康有为的改良学说成为革命派的批判对象，以章太炎为首的革命派大倡古文经学。今古之争又成为革命与改良之争在经学领域的延伸。钱玄同的经学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和展开的。
钱玄同自幼读经，喜欢公羊，阅读过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等今文学家的著作，深信“公羊最得经意，左传必有伪窜”。[119]，对康梁说公羊亦曾“大好之”。到日本后，钱玄同一度“醉心革命”，对革命欢呼雀跃，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信仰。1908年以后，革命陷入低潮，无政府主义宣传亦呈低迷，钱玄同思想重点发生变化，他开始以保存国粹为职志，提出师古、存古、复古的思想，而作为中国文化源头的经成为钱玄同师古复古的重要思想来源，“古圣立言垂教之旨，悉存于经”。[120]，但经过于简古，钱玄同认为需要有乾嘉学派的精神来考订经训，以今文学派的精神来探求经义，以颜李学派的毅力实行，如此，“圣学昌明不难复睹矣”。[121]可以说，钱玄同选择今文经学是因他认为今文学派的解经比古文学派更符合经的原旨。
清代今文经学的发展，前后有许多变化。前期今文经学崛起于庄存与，成立于刘逢禄，下终于戴望。后期今文经学，开始于龚自珍，发展于康有为，下迄于崔适。前期以分经研究为特征，对于古文经典加以个别的打击，对于今文经典予以个别的发挥。后期以综合研究，发挥微言大义为特征，对于古文学派的学统加以整个的攻击。前期的崛起原因主要是学术的，后期的发展更主要是社会的刺激。从意识形态来看，清代今文经学家多主张一种变的哲学，但其变的基本方向却不同。总体看来，从庄存与到龚自珍，其变的方向基本上是回向古代，活动在传统的典范之下，如龚自珍所云“药方只贩古时丹”。从魏源到康有为，他们更倾向于向西方学习。钱玄同在清末登上历史舞台，正值民主革命的时代，革命派已开始创建自己的政治哲学，托古改制已成为落后于时代的政治理论。钱玄同在政治层面上已经接受了民主革命的观念，因此他不赞成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改良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他尽管不赞成古文家的解经，却赞同古文家刘师培对康有为“不外欲以孔子所改之制附会新法，实则孔子自孔子，新法自新法”的批评[122]，但在文化层面，钱玄同对欧化“訑訑然拒之”，主张“师古”、“存古”、“复古”，注重从传统中为革命成功后的中国人寻找行为方式和规范。前文谈到，钱玄同的文化变革是一种回归古昔的变革，因此，在经学问题上，他更倾向于庄、刘为代表的前期今文经学，而反对康有为代表的以新知附旧学，不遵师法的后期今文经学。他对清代的今文经学评价道：
思国朝今文家，盖可分为三派。初庄存与、刘逢禄、凌曙、陈立、宋翔凤、戴子高辈皆恪守董、何家法，不杂其他夸词。廖平、康有为辈乃欲合以西人之言，强相比附，不辨家法，不遵师说，惟以一字一句之可附于西学者是尚，至谓六经非因古史成文而参以笔削，尧舜禹汤无其人，为孔子之所臆造。此其立说之无据，无怪乎治古文者之欲屏斥之。平心论之，此派即谓今文者亦应排斥耳。钱塘夏曾佑则以纬解经，经纬并视，此复与庄刘辈有异，然实为今文学最要之务。盖纬书虽多汉人缘饰之语（如为汉制法等），然尼父微言大义，悉在于是。吾谓欲治今文宜参取庄、夏二家之法，庶几素王制作之精义可得，至其杂入鬼怪妖罔之谈，如孔子感黑龙而生等语，此实古代帝王必应缘饰之事，明知其伪，然非如此，固无由解古史也。夏氏“感生、受命、封禅”三事必有孔子为素王，礼亦宜然。此说最精。《春秋》为汉制法，固汉人缘饰之词，然“绌周王鲁”之说，实素王为后王制法，初不容疑。必云孔子定六经，与中垒校书无殊，此说吾亦未之能信。[123]
因此，钱玄同赞扬清代庄、刘、戴的今文经学，“庄、刘之学诠明圣意，颜李之学实明圣事，盖此皆孔学之真传也”。戴望“通知西汉家法，知素王改闰受命之说，欲明孔教微言大义以致用”，是“国朝三百年来独见圣学之全者”。[124]其后，钱玄同还称赞戴望之《论语注》，“多从五经今文说诠明《论语》微言”，“为东汉以来所未有”。[125]
对孔子及其与儒家经典的关系及儒家经典内容的认识不同，是今、古文争论的焦点。如周予同先生所指出，“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繁琐”。[126]钱玄同认为今文经学的解经符合“古圣”的原旨，他在今古文的争论中，倾向今文经学，认为儒家经典中含有微言大义，孔子作《春秋》，为后世制法。钱玄同在1910年1月读了今文经学家皮锡瑞的《经学历史》，赞同皮锡瑞“《春秋》是经，左氏是史，经垂教立法，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体例判然不合”的说法，认为“其说最确”。[127]钱玄同赞成孟子以孔子作《春秋》，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及“其义窃取”之言，他说：“后世之崇古文而诋今文者，盖亦观孟子之书乎？西汉今文家之不足信，孟子之言亦不足信乎？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实为圣人之嫡传，其说如是，殆不可易。”[128]当他读到俞樾在《群经评议》中将孟子“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之“取”训为“为”时，他赞扬道：“可为一字千金”，“盖孔子作《春秋》，孟子言之最明，后世传之者止有公羊子。近世有鲰生谓孔子不改制，而孟子此文之‘取’字即今文家亦不得其解。故训不明，遂启伪学之侵入。谓即据孟子，亦言取而不言作矣。俞氏曾闻宋于庭之绪论，通公羊家法，固能解此也”。[129]钱玄同认为，“六艺本先王政典，孔子因之删订笔削，作为一家书……盖六经为孔子所作，尧、舜、禹、汤皆亡是公、乌有先生之说本康氏谬谈。要之谓经应宗今文，唯当恪守西汉先师成法，近则二庄、宋、刘、戴（望）、陈（立）诸子耳，古文无师说，刘歆一家不足据也，然康氏之说亦未足据也”。[130]“解经必宗西汉师说，经纬并视。”[131]
与赞成今文经学相反，钱玄同反对古文经学。他在1908年看到其师章太炎所作的《春秋左传读叙录》稿专对刘逢禄书攻击，心窃怀疑，再取刘书细读，终于没有赞成章太炎的观点。[132]他在日记中写道：“余虽受业章先生，观以辟今文之说，亦颇不谓然。《周官》真伪，非吾浅见所能窥，若左氏实不传《春秋》者，盖彼记载全是史书，偶涉释经，大抵陈义甚浅。俞氏谓其窃闻绪论而然，信也。故考春秋时之古史，可以《左传》为准，至于解释经典，盖非《公》、《穀》不能知也，昔人谓左氏之事详，《公羊》之义长、《春秋》重义不重事。其说信。”[133]钱玄同不赞成其师章太炎将《春秋》视为历史的说法。章太炎引庄子之“《春秋》经世，先王之志。经世者，纪年也。先王之志者，本以纪往事，非为后代制法也，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庄子之说，高于儒家孟子远矣”。对此，钱玄同反驳道：“此说实未可从。要之，史家之《春秋》即如《公羊传》所引，‘不修《春秋》’是也。此固所以纪往事者。若孔门之《春秋》，则固孟子所谓‘天子之事’，史公所谓‘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者’，一是史，一是经，原不可合为一也。庄子所言，盖古六经，而非孔子之六经也。”[134]他对刘师培将六经视为教科书的说法也表示不满，“刘申叔更以为六经为孔子教科书讲义，此以今日之制臆测古初，可笑已极。若果为教科书，则孟子何以言《春秋》天子之事，且有‘知我’、‘罪我’之说乎。若使今之编教科书者作是语，岂不可笑”。[135]
二
1911年2月钱玄同谒崔适问学。崔适（1852-1924年），浙江吴兴人，字怀瑾，一字觯甫。初受学于俞樾，治校勘训诂之学，后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影响，专治今文经学，成为近代今文经学的代表之一。著有《史记探源》、《春秋复始》等书。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出版一年，即遭清廷之忌而被毁版，传者颇稀。崔适之书皆引申康有为之说，可谓今文派之后劲。同月25日，崔适致函钱玄同说：“《新学伪经考》字字精确，自汉以来未有能及之者。”“知汉古文亦伪，自康君始，下走之于康，略如攻东晋《古文尚书》者惠定宇于阎百诗之比。”3月，又致函钱玄同：“康君《伪经考》作于二十年前，专论经学之真伪。弟向服膺纪（昀）、阮（元）、段（玉裁）、俞（樾）诸公书，根据确凿，过于国初（指清初）诸儒，然管见所及，亦有可驳者，康书则无之，故以为古今无比。若无此书，则弟亦兼宗今古文，至今尚在梦中也。”钱玄同“谒崔君请业，始借读《新学伪经考》，细细籀绎，觉得崔君对于康氏之推崇实不为过。玄同自此也笃信‘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之说，认为康、崔两君推翻伪古的著作在考据学上的价值，较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犹远过之”。[136]自此到1913年，钱玄同时向崔适质疑请益，1914年2月以札问安，遂自称弟子。钱玄同崇信今文经学的思想又向前发展。他在1921年3月23日写给顾颉刚的信中描述这一思想发展过程：“我对于经，从一九零九至一九一七，颇宗今文家言，我专宗今文，是从看了《新学伪经考》和《史记探源》而起。这两部书，我都是在一九一一才看到的。一九零九细绎刘申受与龚定庵二人之书，始‘背师’（章太炎师专宗古文，痛诋今文），但那时惟对于《春秋》一经排斥左氏而已，此外如《书》之马，《诗》之毛，虽皆古文，却不在排斥之列，而鲁恭王得壁经一事，并不疑其子虚乌有，故那时虽宗今文，尚未绝对排斥古文。自一九一一读了康崔二氏之书，乃始专宗今文。”[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