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历史问题，一个基本的准则，便是要将这一问题置于它所由以产生的社会环境中去。对历史上的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如此，军事问题如此，学术文化问题亦复如此。而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学术现象，不仅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无不是受那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并在宏观上规定了它所能达到的高度。因此，要考察清初学术史，总结出80年间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来，准确地把握当时历史环境的基本特征，就成为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也就是说，弄清楚清初的国情，是研究顺治、康熙二朝学术史的出发点。
一、对17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基本估计
清初的历史，乃至全部清王朝的兴衰史，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展开的？这是需要我们首先去加以解决的问题。
清王朝建立的17世纪中叶，无论在世界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不过，这种重要性的内涵，世界史与中国史却不尽一致。就世界范围而言，在西欧的一些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酝酿，到此时已经日趋壮大而足以同腐朽的封建制度相抗衡，并最终取得冲决封建经济网罗的胜利。以公元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为标志，开始了资本主义在西欧的胜利进军。这样的巨大历史变迁，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空前的。从此，揭开了世界近代历史的第一页。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世界各国在同一时期都迈入了近代社会的门槛。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相一致，它们各自的社会发展水平也不可能是同步的。当欧洲的历史翻开近代社会篇章的时候，古老的中国却依然被封建制度牢固地桎梏着，并没有提出迎接近代社会的历史课题。在当时西欧的历史舞台上，显示出扭转乾坤力量的，是新兴生产方式的代表者资产阶级。而在东方，左右当时中国历史命运的，仍旧是与封建宗法制扭结在一起的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机器。从17世纪20年代起，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农民大众，虽然他们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摧毁了旧的封建王朝，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也不可能去否定这个王朝所据以建立的封建经济结构。恰恰相反，严酷的历史现实表明，作为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阶级，17世纪的中国农民大众，在争得生存下去的一点可能之后，他们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却被顽固的封建制度无情吞噬。其结果，便是他们沿着父祖生前的足迹，依旧回到以耕织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去，成为替新的封建王朝创造财富的基本力量。
在17世纪的中国社会成员构成中，同西欧迥然而异，这里不惟没有资产阶级的席位，而且也尚不具备产生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尔后的历史发展证明，直到之后两个世纪，中国资产阶级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近数十年来，我国历史学界和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显示，尽管自明代中叶以后，在我国少数地区的某些手工行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作为国民经济主要构成部分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这就决定了手工行业中的这种萌芽是极其微弱的。退一步说，即使是如同某些同志所论证，在当时的农业生产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萌芽。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较之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经济，局部而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过宛若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而已，步履艰危，随时存在倾覆的可能。在17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的社会动荡所造成的经济凋敝中，资本主义萌芽被摧残殆尽，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足见，同样作为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西欧的17世纪是以资本主义的胜利进军来显示其历史特征的。而中国的17世纪不然，它所展示的则是一幅激剧动荡的历史画卷。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孕育的微弱资本主义萌芽，土地兼并、赋役繁苛所造成的生产力大破坏，空前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和随之而来的封建王朝更迭，旷日持久的国内战争，以及这一世纪最后20年间封建经济的复苏，所有这些都层次清晰地错落在画面上。这一幅历史画卷表明，在17世纪的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虽然已经危机重重，但是它并没有走到尽头，它还具有使封建的自然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活力。因此，17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并没有翻开近代历史的篇章，它依旧处在封建社会阶段，只是业已步入其晚期而已。我们不能违背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实际，用世界历史的分期来规定中国历史的分期，人为地把17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纳入世界近代社会的范畴。否则，我们不仅对清初学术历史价值的估计要出现偏差，而且对整个清代学术的历史评价都可能出现偏差。
二、明清更迭是历史的前进
从广义上说，明清更迭并不仅仅是指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朱明王朝统治的结束，以及同年五月清军的入据北京和四个月后清世祖颁诏天下，“定鼎燕京”[1]。它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其上限可以一直追溯到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兴兵，其下限则迄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最终清除亡明残余，统一台湾。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其腐朽性亦越发显现出来。及至明神宗万历之时，朱明王朝已入末世。其间虽有过张居正十年（1573—1582年）的锐意革新，然而颓势已成，不可逆转。启祯两朝，更是江河日下，犹如痈疽积年，只待溃烂了。
土地兼并，这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它的晚期，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明末，不惟地主豪绅巧取豪夺，“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更有官庄的肆意侵吞。据《明史·食货志》载：“神宗赉予过侈，求无不获。潞王、寿阳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至四万顷。群臣力争，乃减其半。……熹宗时，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宁德二公主庄田，动以万计，而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盖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云。”[2]仅以江苏吴江一地为例，“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土地兼并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加之私租苛重，缙绅飞洒、诡寄，转嫁赋役，“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3]
明末，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者身上，既有私租的榨取，复有官府繁苛赋役的重压，而辽、剿、练三饷的加派，则更属中国古史中所罕见的虐政。崇祯十二年（1639年），御史郝晋上疏，对加派的苛酷惊叹道：“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余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4]在重重压榨之下，人民生计荡然。崇祯末年，自江淮至京畿的数千里原野，已是“蓬蒿满路，鸡犬无声”[5]。
同经济的崩溃相终始，明末政治格外的腐败：阉寺弄权，士绅结党，贪风炽烈，政以贿成，一片亡国景象。明神宗在位40余年，蛰居深宫，侈靡无度。熹宗一朝，宦官魏忠贤一手障天，祸国殃民，“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6]。魏氏党羽，推行恐怖政治，“广布侦卒，罗织平人，锻链严酷，入狱者率不得出”[7]。政治黑暗，无以复加。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浙江巡抚潘汝祯请为魏忠贤建生祠。一人首倡，群丑效尤，竞相建祠于苏、杭、松江、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四川等地，“计祠所费，不下五万金”[8]。寡廉鲜耻，趋炎附势，已成一时风尚。而炽烈的贪风，公行的贿赂，在明季官场更有席卷之势。崇祯帝即位之初，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疏言道：“然今之世，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受钱之人？向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以官言之，则县官行贿之首，而给事为纳贿之魁……科道号为开市。臣两月来辞金五百，臣寡交犹然，余可推矣。”[9]崇祯当政17年，尽管孜孜图治，然而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历史又岂是个人意志所能转移！因此，崇祯一朝“事事仰承独断”的结果，不惟于事无补，反倒使“谄谀之风日长”[10]。这样腐朽已极的封建专制政权，理所当然要遭到历史的淘汰。
正当朱明王朝积弱待毙之际，地处我国东北的建州女真崛起。自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兴兵以来，短短半个世纪，雄踞辽沈，虎视关内。皇太极继起，挥师频频叩关，出没于山东、山西、河北，乃至京畿一带，成为终明之世不得摆脱的敌对力量。而置朱明王朝于死地的，则是无路可投的农民大众。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白水县农民率先举起义旗。星星之火，倏尔燎原，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将腐朽的朱明王朝埋葬。但是李自成的大顺农民政权，由于其小生产者的局限，没有能够得以巩固，入据北京仅仅40余日便又匆匆西去。明末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成果，为拥兵西进的满洲贵族所攫夺。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发生根本的变革，而只是凭借农民起义的力量，实现了改朝换代的政治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