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创造了人，这是恩格斯对人如何从自然而来的科学回答。恩格斯把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和历史辩证法的研究结合起来，论证了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的辩证转化，第一次明确提出劳动创造了人的科学论断，实现了人类起源问题上的突破。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详细地论证了“劳动创造了人”。他指出：“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于是人就和猿区别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语言和头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奠定了，这就使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成为不可逾越的了。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50]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恩格斯警示人们要警惕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阐发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恩格斯列举了人类历史上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恩格斯警告“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51]那么，人类怎样才能与自然和谐共处呢？恩格斯指出，要想达到人和自然的和解，人类需要两次提升。人类的第一次提升就是由于生产劳动的作用，从物种关系方面使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即在生产劳动的作用下，人类从动物——猿类发展而来。“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52]但是，仅仅第一次提升还是不够的，仅仅经过第一次提升而产生的人还不是完全自主的、自由的、自觉的、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的人，还不能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常常遭到自然的报复。因为，人还未成为社会的主人，人还要受各种不同的社会因素和社会关系的制约和限制。因此，仅仅经过第一次提升还是远远不够的，人类还必须完成第二次提升，即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53]，使人类首先成为社会的主人。人类只有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才能成为自然界的真正主人，否则，无论如何，人类也难以成为自然界的真正主人。当然，实现人类的第二次提升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决不会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它需要千百万劳动者经过漫长的过程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在正处于为实现人类的第二次提升做准备的量变阶段。人类的第二次提升，关键是正确处理与自然的关系，要认识到人与自然间的一致性，要正确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要认识劳动的直接的、有益的效果和长远的自然影响。恩格斯还指出，人类改造自然、治理环境不但是认识的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性，加剧和激化着人与自然的矛盾，使人类活动的结果和预定的目标之间的距离在拉大。因此，必须“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54]。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发展。
第四节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在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在恩格斯晚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哲学思考及他们晚年的若干书信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和发展。这种贯彻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他们关于人类文明的起源以及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的思想中。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文明起源的生态前提。马克思认为，不同的文明有其自身存在的特殊生态环境。要研究人类历史，必须全面地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马克思认同摩尔根《古代社会》中关于人类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转变的过程中生存技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观点，并认为自然资源对于生存技术一开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两个半球的自然资源不一样：东半球拥有一切适于驯养的动物和除一种以外的大部分谷物；西半球则只有一种适于种植的作物，但却是最好的一种（玉蜀黍）。这就给美洲的土著造成了在这一时期的优越地位。”[55]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也看到了自然条件的差异在文明起源中的作用，指出，“随着野蛮时代的到来……两大陆的自然条件上的差异，就有了意义……东大陆，即所谓旧大陆，差不多有着一切适于驯养的动物和除一种以外一切适于种植的谷物；而在西大陆，即美洲，在一切适于驯养的哺乳动物中，只有羊驼一种，并且只是在南部某些地方才有；而在一切可种植的谷物中，也只有一种，但是最好的一种，即玉蜀黍。”[56]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地理环境在人类文明多样性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既承认人类文明的共性，又重视各民族因自身历史环境和发展条件等不同而呈现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他们认为，由于不同的文明都有其自身存在的特殊的生态环境，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容和形式，因此都只能选择适合自己个性的发展道路。“由于自然条件的这种差异，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个界标在两个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57]“马克思把各民族的生态地理环境的差异作为形成它们文明独特性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看到了生态地理环境对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并将这一思想贯彻到具体研究中。在对东方社会的研究中，马克思坚持对东方社会性质作具体的历史分析的科学态度。他从唯物史观出发重视对东方社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的具体分析，反对把东西方社会的发展作简单的、机械的类比。既不把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当成一种模式去剪裁世界历史，也不把西欧封建主义的起源当成一种模式去剪裁世界历史，而是主张要‘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58]
通过追溯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萌芽、形成、成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散见于各个时期的著作之中的生态哲学思想是极其丰富的、系统的、全面的、深刻的。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生态问题虽然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严峻，但是，他们仍然以强烈的使命感和前瞻意识关注和研究了这一问题，既唯物又辩证地阐明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科学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提出了人类发展与生态持续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并且还从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方面提供了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途径。这些思想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为我们在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提供了一条清晰地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线索，不仅对于我们对生态问题的理论研究，而且对于我们具体的生态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1].[美]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肖峰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10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解保军：《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红”与“绿”结合的理论先声》，162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3].李富君：《马克思的生态观发展轨迹初探》，载《河南社会科学》，2004（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同上书，3页。
[6].[美]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肖峰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37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7].[美]翰·贝拉米·福斯特著，刘仁胜、肖峰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37～38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8].同上书，67页。
[9].同上书，74页。
[10].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6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11].[法］奥古斯特·科尔纽著，刘丕坤、王以铸等译：《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211页，北京，三联书店，1963。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3].李富君：《马克思的生态观发展轨迹初探》，载《河南社会科学》，2004（3）。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6～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周义澄：《自然理论与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思考》，2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8].同上书，12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0].同上书，95页。
[21].同上书，92页。
[22].同上书，12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同上书，152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8].同上书，191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45、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0].解保军：《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红”与“绿”结合的理论先声》，54～55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31].安启念：《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6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4].同上书，21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6].同上书，35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1～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8].同上书，49页。
[39].同上书，17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5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3].同上书，607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6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52～5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6～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7].同上书，561页。
[48].同上书，560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26～9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2].同上书，457页。
[53].同上书，458页。
[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1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0～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8].李富君：《马克思的生态观发展轨迹初探》，载《河南社会科学》，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