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如此落后，而手工兵器制造业却颇为发达，正是因为在南诏的社会生产生活中，战争居于核心地位，依靠战争的强势，可以弥补生产的落后与凋敝。希特勒当年为了发展军工业提出了“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口号，而南诏的选择是既要大炮，也不放弃黄油，用大炮把黄油抢过来就可以了。
在与南诏的争夺当中，唐朝最大的优势即在于强大的综合国力，但无论唐朝的国力如何强盛，都不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全部发挥出来。道理再简单不过，唐朝幅员辽阔，周边各个政权林立，唐朝政府要同时应对的内外各种事务无数，不可能将全部资源和精力投入到与南诏的争夺当中。但就南诏而言，却可以倾全国之力与唐朝对抗，在局部地区形成优势。
应该说，鲜于仲通和他率领的唐军处在一种尴尬的地位。
但是，即使唐朝不能动员全部力量，南诏也很清楚独力与唐朝开战是风险多么大的事情。如果与唐朝为敌，那南诏唯一可以联合的对象就是吐蕃，如果没有吐蕃的支持，南诏也根本不可能与唐朝长期抗衡。所以，在与唐朝交恶之后，南诏转而依附吐蕃。
虽然南诏在建国之初曾经在唐朝的支持下与吐蕃进行过多次战争，但由于地域的接近，南诏和吐蕃之间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吐蕃历史纪年》中的一则史料甚至暗示，南诏王皮罗阁曾经亲率使团前往吐蕃。从后来南诏和吐蕃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结成同盟关系来看，南诏可能已经与吐蕃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南诏在公开对唐朝效忠的同时，一直在暗地里和吐蕃互有往来。
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唐朝负责经营西南的高级官员对南诏步步紧逼，一直采取严厉的打压政策，最终将南诏推向了对手的怀抱，南诏投靠吐蕃的结果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
公元751年，南诏公开派遣了一个高级使团出使吐蕃，献上大量贡品，吐蕃方面也回赐了大量的礼品，并与南诏相互结为“兄弟之国”，赐阁罗凤封号“赞普钟”，意思是“赞普的弟弟”。“赞普”是吐蕃对国王的称呼，“赞普钟”的称号也印证了两国是“兄弟之国”的说法。吐蕃赐给南诏王阁罗凤金印，双方以山川之神为证，对天盟誓。公元752年，南诏正式改用赞普钟纪年，当年称为赞普钟元年。至此，南诏正式背叛唐朝，与吐蕃结盟。
孰胜孰败：延续多年的争夺战争
鲜于仲通在拒绝南诏的请罪之后，继续催促唐军向南诏进发，南诏方面派遣一名名叫杨利的将领带兵迎战，与此同时，吐蕃也向南诏方面派出了援军。
公元751年四月三十日，唐军遭到南诏和吐蕃联军的夜袭，大军陷入混乱之中，6万大军竟然全军覆没。据说，连鲜于仲通的次子鲜于昊都战死了，只有鲜于仲通自己逃了回来，捡了一条命，可见当时溃败之惨。根据另一种说法，当时鲜于仲通所率领的部队总兵力并非6万，而是8万，但在此次战争中损失6万将士却是无疑的。
唐朝此次对南诏的军事行动可以说是惨败，但更可怕的是这次惨败并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使惨败一再升级的罪魁祸首正是杨国忠。西南的失败，对于杨国忠自己来说，也无疑是一记重击。不过要是以为他心存百姓社稷，那可就太高估他了，杨国忠可没有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尚情怀，他所关心的，仅仅是他的剑南大本营因为战争失败而遭到的损失，而且直接责任人又是杨国忠当年的恩人鲜于仲通，他自己也与此次大战脱不了干系，显然杨国忠无论如何需要给朝野上下一个交代。
可是他没法交代。
如果如实上报，首先盟友鲜于仲通是无论如何都保不住了，丧师辱国，6万大军折伤殆尽，这个罪名只怕死刑都有份。而杨国忠自己也跑不了，就算看在杨贵妃的面子上对他从轻发落，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为了一己之私，杨国忠罔顾泸水边的6万冤魂，厚颜无耻地对皇上撒谎，隐瞒败绩，假冒胜仗。
其实，杨国忠的这个谎撒得并不高明，他之所以能够顺利过关，首先就在于南诏远在西南边陲，天高皇帝远，使他有机会操纵信息。但最关键的一点，却还不在于南诏与长安的距离，而在于唐玄宗的态度。
本来，以唐玄宗的头脑和经验，一般的谎言根本骗不了他。唐玄宗26岁平定了韦后之乱，28岁击败了权倾朝野的太平公主，其权谋手段杨国忠之流只能望其项背。然而晚年的唐玄宗进取之心日衰，西南的战事虽说是国家大事，但他对国事的热衷程度已不复当年，只想尽可能享受一下盛唐为他带来的财富和荣耀。为此，他希望不要有麻烦的事情打扰他的兴致。杨国忠隐瞒失败，虚报胜利，恰恰符合他的这一心理，换言之，正是唐玄宗愿意相信边境胜利，才会使杨国忠得逞。
既然失败变成了胜利，那么鲜于仲通也就从“败军之将”，变成了“有功之臣”，被授予京兆尹之职。但兵败之耻与丧子之痛一直折磨着鲜于仲通，即使担任了京兆尹这样的重要职位，也不过是苟且偷生。两年后，鲜于仲通因为与杨国忠交恶，被贬为县令，又过了两年，即公元755年，鲜于仲通抑郁而终。
杨国忠用欺瞒的办法暂时掩饰了在南诏的失败，然而他也知道这并非长久之计，毕竟这样大的挫折是不可能被长时间地遮掩的。为了将之前的损失掩盖过去，更重要的是保全自己在剑南的根基，杨国忠急需在剑南获得一场胜利。为此，他兼任了剑南节度使，督办一切跟西南有关的事宜。
在公元752年的六月，杨国忠向朝廷报告，称吐蕃派遣60万大军救援南诏，被剑南的唐朝军队击败，收复了大片土地。且不说在唐、吐蕃、南诏的文献中我们找不到任何可以印证这一说法的证据，单从这些大到不可能的数字来看，这种说法就是极令人怀疑的。所以，无论是当时人还是后代学者，基本上都认为这个报告是杨国忠臆造的。
不过，别人的看法丝毫不影响杨国忠本人的热情，为了在唐玄宗心目中留下心忧边境战事的印象，他还授意自己的亲信推荐自己远赴西南，亲临一线。然而，当杨国忠得知皇上已经批准了自己立即到任之时，却宛如遭到晴空霹雳。因为杨国忠知道，此时坐上剑南节度使的位置，无疑相当于被排挤出权力核心，更何况当地还处于战争状态，如果上任之后南诏或吐蕃军队打过来，自己恐怕还有性命之虞。杨国忠所谓亲赴战场云云，只不过是故作姿态罢了，但他的这一自作聪明之举却被一直欲将杨国忠除之而后快的李林甫利用，几乎将其置于死地。
当年在杨国忠刚步入朝堂之时，李林甫对待杨国忠还是很客气的，毕竟杨国忠的靠山是谁无异于公开的秘密。李林甫自然不愿得罪那位集皇上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贵妃，更何况杨国忠没什么才能，李林甫认为他对自己根本构不成威胁。不过没想到的是，杨国忠竟然一步步爬到了权力的高峰，实力日益膨胀的他自然和原本在朝中权力最大的李林甫成为仇敌。老奸巨猾的李林甫深知自己没有杨国忠那么硬的后台，与他正面对抗毫无胜算，因此必须寻找合适的时机在背后下手，而这也正是李林甫的拿手好戏。
当知道有人推荐杨国忠赴剑南出任节度使时，李林甫意识到机会来了，他向皇上进言，表示杨国忠是出任剑南节度使的不二人选，并建议杨国忠应当立即亲临西南战场。看似是极力推荐杨国忠在外建功立业，实则不动声色地将他从核心权力圈中剔除出去。如果不出意外，杨国忠也将会和之前李林甫的其他对手那样被彻底击败，黯然退场。
不过，杨国忠正是那个“意外”。李林甫机关算尽，但还是低估了杨贵妃对唐玄宗的影响力。杨国忠在几乎山穷水尽之时，祭出了撒手锏，他找到唐玄宗，在皇上面前号啕大哭，声称自己是被李林甫陷害，此番离京必死无疑，杨贵妃也在一旁为自己的堂兄说情。兄妹二人共同努力，终于说动了皇上。杨国忠虽然去了剑南，但没过多久就又被召了回来。而此时的李林甫则万念俱灰，自己纵横一生，晚年竟栽在杨国忠这种人手里。
当杨国忠回到京城，去看望李林甫时，李林甫已经病得起不来床了，他对杨国忠说：“我已经活不长了，您日后必定为相，我的这些不肖子孙就拜托您了。”公元752年十一月，李林甫在忧懑中死去，一代权奸就此谢幕。
李林甫虽然恶贯满盈，但他的死却未必值得庆祝，因为接替他的杨国忠同样是个祸国殃民的家伙。李林甫一死，朝中更无人可以制约杨国忠。
为了对南诏进行惩罚，杨国忠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另一次规模更大的远征，而他首先要做的，就是补充在前次讨伐中损失了的大批士兵，扩充唐朝在剑南的军队。
为了扩充兵源，杨国忠开始大规模地强征百姓入伍，尤其是在两京、河南、河北一带，很多百姓被强行编入军队当中，准备远征西南，与南诏作战。这些被迫入伍的百姓心中的恐惧和悲伤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很多人为了逃避兵役，甚至自残肢体。
白居易就曾写过一首名为《新丰折臂翁》的诗，写的是长安附近的新丰地区有一位老人，年轻时为逃避兵役砸断了自己的手臂，虽然成为了残疾人，却侥幸活过88岁高龄。
新丰折臂翁
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诗人的讽刺、朝野上下的反对都不能改变杨国忠的态度，在手中的军队得到扩充之后，杨国忠随即展开了对南诏的军事行动。
公元753年，唐朝以将军贾瑶为都督，试图再次营建姚州。但是，此时唐朝在西南地区的实力已大不如前，没有周密的计划就贸然行动，只能导致损兵折将。南诏派兵切断了唐军粮道，同时包围了府城，仅用了两天时间，就轻而易举地攻陷姚州，贾瑶也被生擒。
次年，即公元754年的夏天，杨国忠再次策划进攻南诏，这次领兵的主帅正是当年策动爨地内乱的李宓。杨国忠委任他为剑南节度使，率领7万士兵对南诏发动新一轮战争。
面对来势汹汹的李宓，阁罗凤避其锋芒，引诱李宓的部队孤军深入。李宓不知是计，率军逼近南诏都城太和城。阁罗凤的军队坚壁清野，依靠城墙和复杂的地形进行防御。很快，李宓的粮食供应便捉襟见肘，而更严重的是，由于此次出征唐朝的士兵多来自北方，云南炎热潮湿的气候使他们严重水土不服，肆虐的传染病给唐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由于环境过于严酷，李宓不得不下令撤退。但正当唐军准备班师之际，南诏军队突然冲出城池，向他们发起猛烈进攻。此时的唐军非战斗减员数量极其庞大，据说已经占到了全军的70%—80%，即使是此时还活着的将士，也因为饱受饥饿与瘴疠的折磨而丧失作战能力，甚至逃跑都做不到了，只能任人宰割。
根据《南诏德化碑》的记载，唐朝军队被南诏和吐蕃联军紧紧包围起来之后，几乎没有作任何抵抗。这场杀戮使得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壅水，李宓本人投江自尽，所率部队全军覆没。
战争结束之后，阁罗凤下令把所有唐军阵亡将士的遗骸收集起来，集中埋葬。唐朝方面有人认为南诏这是在修筑“京观”。所谓“京观”，指的是古代战争中胜者为炫耀武功，聚集敌尸，封土而成的高冢。不过南诏方面的本意似乎并不在此，南诏之所以埋葬全部唐军将士的尸首，很有可能是向唐朝表示自己的不得已，毕竟经过几次大战之后，南诏的国力消耗也很大。更重要的是，在唐与吐蕃之间尽可能地左右逢源是南诏的一贯政策，掩埋唐军将士遗体也是南诏为自己将来与唐朝和解留下可能。
杨国忠本希望通过一场胜利弥补上一次战败的损失，但没想到这次竟然输得更惨。为了不被揭发，杨国忠一方面用新的谎言掩盖旧的破绽，一方面又准备派遣更多的队伍再次征讨南诏。
据统计，唐朝在对南诏的征战中损失了将近20万的兵力，至于财富的消耗更是不计其数。朝野上下对杨国忠的贪婪愚蠢和一意孤行怨声载道，但所有人都畏惧杨氏的权力，敢怒而不敢言，即使是备受唐玄宗宠信的高力士，也只能旁敲侧击地提醒皇上对西南的局势多加留意，但最终未能充分引起唐玄宗的关注。
不过，到了公元755年，对南诏的远征终于停止了，因为一个更具灾难性的理由——安禄山反了。
对唐代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实唐朝本来有机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叛乱扑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