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是西洱河记，主要内容为洱海之神有金螺金鱼，但却被两条毒蛇左右缠绕。这段内容和《南诏图传》的整体基调相差甚大，原因不明。也可能是作者怀念祖先的功绩，联系南诏江河日下的现状发出的感慨。事实上，在《南诏图传》的原本完成三年后，南诏就宣告灭亡了。但也有的学者认为，两蛇相交、金螺金鱼等内容，可能是南诏先民生殖崇拜的遗存。
《南诏图传》是云南最古老的纸上绘画作品。场面宏大，人物众多而各有特色，在技艺上具有很明显的民族特色，同时也可以看出受到唐代佛教壁画风格的影响。正是在《南诏图传》的基础上，后世大理国才能创作出《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的经典之作。
《南诏图传》同时也是对南诏历史的记录，图文并用，记载了大量南诏的历史和传说，并刻画了众多古代西南少数民族人物的形象，尤其为研究南诏佛教、职官、服饰、建筑、器用、风俗习惯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还可以与史书记载相互对照、印证。因此说，《南诏图传》不但是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在历史研究方面，同样有着极高的价值，是不可多得的一件瑰宝。
南诏的音乐以本土音乐文化为基础，汇集了多种不同的音乐舞蹈文化，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音乐舞蹈艺术，并创作出一批优秀的艺术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南诏奉圣乐》。
公元800年，异牟寻派遣使者杨嘉明率领一支歌舞乐团，准备通过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向唐朝进献“夷中歌曲”《天南滇越俗歌》四章。乐团到达成都后，韦皋对整套乐舞进行了加工整理，并且修订了歌词，将乐谱舞图记录成册，最终定名为《南诏奉圣乐》，并由南诏的歌舞乐团赴长安，在麟德殿向唐德宗献艺。《南诏奉圣乐》是唐代云南民族音乐舞蹈艺术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是目前已知的历史上首次融合西南、西北、中原的音乐舞蹈风格所进行的大型歌舞综合表演。其规模之宏大，气势之雄伟，均令人叹为观止。
据记载，整套《南诏奉圣乐》共有30首乐曲，担任演奏任务的乐队分为龟兹部、大鼓部、胡部、军乐部等四部分，使用乐器近30种。龟兹部所用乐器包括：羯鼓、楷鼓、腰鼓、鸡娄鼓、短笛、大小觱篥、拍板等8种，各8件；还有横笛、短箫、长箫、方响、大铜钹、贝等6种，各4件，共88人操作，分为4列，置于舞场四边。大鼓部所用乐器为大觱鼓24面，分4列，居龟兹部之前。胡部所用乐器包括：筝、大箜篌、小箜篌、五弦琵琶、笙、横笛、短笛、拍板等8种，各8件；还有大、小篥，各4件，共72人操作，列为4排，为歌唱时伴奏。军乐部所用乐器包括：金铙、金铎各2件，鼓、金钲各4件，共12人操作。负责演奏《南诏奉圣乐》的乐手共196人，如果将执鼓者也计算在内，那么整支乐队达212人。根据其他记载，《南诏奉圣乐》的演奏还用到了埙、轧筝、黄钟箫、笛倍等古代乐器，如果是这样，那么参与到《南诏奉圣乐》的乐队规模应该比之前估计的还要大。
《南诏奉圣乐》的音调主要有：黄钟，宫之官，“军士歌《奉圣乐》者用之”；太簇，商之官，“女子歌《奉圣乐》者用之”；姑洗，角之宫，“女子歌《奉圣乐》者用之”；林钟，征之宫，“效拍单声，奏《奉圣乐》，丈夫一人独舞”；南吕，羽之宫，“一人独唱，歌工复通唱军士《奉圣乐》词”。
中国古代的五音宫、商、角、徵、羽既表示音律，同样也可以用于表示方位。具体来说，宫音象征中央，商音象征西方，角音象征东方，徵音象征南方，羽音象征北方。《南诏奉圣乐》遵循了这一原则，用宫音代表位居中央的唐王朝，用徵音代表地处南方的南诏，宫音和徵音的变化隐喻南诏归顺大唐成为中央王朝的一部分。用角音和羽音来表示北方少数民族也决心对唐王朝效忠。构思之精巧，寓意之吉祥，实在令人拍案叫绝。
除了音乐以外，《南诏奉圣乐》在舞蹈方面的成就也令人瞩目。参与舞蹈表演的女演员的服饰以南诏贵族妇女的服装为主，但是却仿照龟兹风俗穿彩画皮靴。数十人手执羽毛而舞，并连续组成“南诏奉圣乐”的字样。
执羽而舞，是西南地区传统的舞蹈形式，自战国以来流传于西南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战国两汉时期的铜鼓上就常见羽人舞的花纹。在舞蹈中组成字样的表演方式则来源于唐朝出现的字舞。所谓“字舞”，就是舞人在舞蹈过程中“亚身于地”，布成文字，武则天曾亲自排演了“舞之行列必成字”的《圣寿乐》。所以说，《南诏奉圣乐》的舞蹈，一方面继承了古代西南民族的传统舞蹈艺术，另一方面从唐朝以及其他风格的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
舞者16人，手执羽毛，以4人为一列，伴随乐队演奏，连续舞成“南—诏—奉一圣—乐”五字，每舞一字，伴唱一首歌。在起舞时，仿效唐代字舞的手法，趁观众不留意之际，暗中变换服装，达到意想不到的演出效果。字舞结束之后，又有集体舞《辟四门》和独舞《亿万寿》。在整个舞曲的最后，要演唱《天南滇越俗》。
在隋唐燕乐中，有一种名为《大曲》的大型歌舞，这个节目分为散序、拍序、急奏三大部分，在表演中将器乐、声乐、舞蹈有机地编织在一起。如果我们将《南诏奉圣乐》与《大曲》作一个对比，就会发现二者的布局结构和表演形式极为相似。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南诏奉圣乐》受唐《大曲》的影响极其深刻。这也更加证实了《南诏奉圣乐》的诞生是受到了多民族艺术的熏陶。
《南诏奉圣乐》可以看作南诏在音乐舞蹈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不但场面恢宏，而且各种乐器、各个乐部、独唱、合唱、配乐、歌曲、舞蹈都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形式风格多样却又和谐有序。
当然，异牟寻进献夷中歌曲，韦皋将其改编为《南诏奉圣乐》，最看重的并不是其艺术价值，而是政治意义，从这一点上来说，《南诏奉圣乐》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任务。因为《南诏奉圣乐》贯穿始终的“效忠大唐”、“颂扬圣德”的主题，以及欢乐祥和的气氛，为双方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互相表示友善态度的机会，极大地促进了唐朝与南诏之间的良好关系。同时，《南诏奉圣乐》对于各民族音乐舞蹈文化的运用，也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南诏奉圣乐》被收入了唐代宫廷乐舞，被列为唐朝宫廷十四部乐曲之一。直到今天，在闻名遐迩的“洞经古乐”中，依稀还能找到当年《南诏奉圣乐》的痕迹。
与《南诏奉圣乐》起到类似作用的，还有公元802年骠国使团的随行乐队为唐德宗表演的《骠国乐》。当时的骠国与南诏地域相近，关系密切，音乐风格极为类似。袁滋在前往南诏册封之时就曾在南诏接触过骠国音乐。《骠国乐》使长安的官民大开眼界，白居易就曾在诗中描述《骠国乐》的表演：“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薮龙蛇动。”
事实上，南诏音乐所产生的影响远不止如此，在历史上，南诏的音乐与舞蹈艺术对中华文化的繁荣所作出的贡献绝对超出了今天人们的想象。
唐宣宗大中（公元847—859年）初年，女蛮国入贡，这些女蛮国的使者“危髻金冠，璎珞被体”，号“菩萨蛮队”。于是，当时的乐工创作了《菩萨蛮曲》，在文士之间也慢慢流行开来，也就形成了后来宋词中常见的词牌《菩萨蛮》。
所谓“女蛮国”，其地理位置大约是现在西双版纳一带，在当时受到南诏的控制。曾被南方少数民族掠为奴隶，后来回到唐朝的郭仲翔，就曾经在“菩萨蛮”做过奴隶。而在头上梳高耸的名为“天菩萨”的发髻这一习俗，至今仍在西南少数民族中有所保留。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菩萨蛮》曲一定是受到了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影响。据说，唐玄宗爱唱《菩萨蛮》曲，敦煌卷子中也出现过“菩萨蛮”的名称，由此看来，《菩萨蛮》乐舞传入中原地区远远早于大中年间，甚至可以追溯至盛唐。李白就曾为《菩萨蛮》填词：“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被后人称为“百代词曲之祖”。
提到了李白，就不能不提著名的《清平乐》。有人认为，《清平乐》配乐的曲调很可能源于南诏，因为南诏的清平官就直接掌管南诏王室的礼乐庆典。加上李白生长在四川，在地域上接近云南，因此李白熟悉西南地区的音乐是不足为奇的。
其实，不但是李白的《清平乐》，唐朝的很多著名诗篇在配乐演唱时所使用的乐曲都受到了南诏音乐的影响。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此诗流传千古，在今天几乎无人不知，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诗在当时是可以配乐歌唱的，更少为人知的是，配的曲子名为《盖罗缝》，又称《阁罗凤》，即南诏鼎盛时期南诏王的名字。
在南诏民间，比较流行“踏歌”、“壶芦笙”、“绕三灵”等歌舞形式，而每逢观音市，即后来的三月街、火把节等节日，更是有各种盛大的歌唱和舞蹈活动。据说当时的唱调和舞蹈多达一百多种，王府的官员们都曾参与到歌舞庆典当中。民间乐舞流传到宫廷之中，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工和规范，也促进了南诏宫廷乐舞的发展。
另一方面，南诏的音乐舞蹈也受到了其他形式的乐舞艺术的影响。在南诏最初依附唐朝期间，很多贵族子弟在长安学习礼乐治国之道，这些子弟在回到南诏之后，自然会在推广中原文化的同时，将作为中原文化载体的中原音乐推广开来。在公元745年，唐玄宗曾赐南诏胡部、龟兹的音乐各两部。在公元794年袁滋出使南诏时，发现当年被赐予南诏的乐工竟尚有两人在世，由此可见，在公元8世纪中亚音乐就已经进入了南诏地区，而这些音乐文化交流的情况，在上面提到的《南诏奉圣乐》中都有所体现。
今天，很多生活在云南的少数民族都以能歌善舞著称，这是有着历史传承的。
凝固的历史：佛塔与石窟
由于佛教在南诏的盛行，南诏建筑艺术受到佛教的极大影响，以至于现在流传下来的南诏时期的建筑也以佛教建筑为主，而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南诏的佛塔了。
塔，在梵文中称作“shupo”，在巴利文中称“thupo”，在汉语中也被译为“窣堵坡”、“塔婆”、“浮图”、“浮屠”、“塔陀”等，原意表示“累积”，在佛教中主要用于供奉佛舍利、佛像，或收藏佛经、僧人遗体等，与石窟、壁画合称为佛教的三大艺术。
南诏的佛教流派众多，组成复杂，所以南诏佛塔的形式也就根据修筑者信仰的佛教宗派的不同而各有特色。在南诏，最著名的佛塔当属崇圣寺三塔了。
崇圣寺是在劝丰佑时期修建的，因为有三座高塔，也被称作“三塔寺”。可惜在1872年，寺院毁于兵火，只留下了三塔尚能供今人瞻仰。
崇圣寺三塔西靠点苍山，东临洱海。三塔的主塔叫千寻塔，塔高约69.13米，共十六级。塔身由砖石构成，线条简练，风格朴实，在外形上与西安小雁塔十分类似。塔的基座呈方形，分二层，下层边长约33.5米，上层边长约21米。塔的第一层是最高的一层，高约13.45米，塔墙厚约3.3米。第二至十五层结构基本相同，大小相近。塔中有木梯可以直通第十六层塔顶。塔顶有莲花宝座，宝座上有一八角形宝盖，上托铜铸的葫芦宝瓶，是塔的最高点。塔顶四角原有金翅大鹏，用来镇压洱海中兴风作浪的恶龙。在南北与千寻塔相距各70米远的地方，分别有一座八角形砖塔，每塔各十层，高约42.19米。从建筑风格来看，修建年代应该略晚于千寻塔。
三塔当中供奉佛像经卷无数，在20世纪70年代修缮三塔的过程当中，从塔内清点出佛像、佛经等文物六百余件。
明朝黔国公沐英的裔孙沐世阶曾为三塔题写过“永镇山川”四字，神奇的是，似乎是要印证这句话一样，每逢地震，三塔总能化险为夷，渡过难关。1515年5月6日，云南地震，塔身在地震中“裂二尺许，折裂如破竹”的千寻塔，竟然在10天后自动复原。1925年，大理地震，城内99%的房屋倒塌，而三塔除了主塔塔顶宝刹被震落之外，竟然能够岿然不动。不可思议的抗震能力，更为崇圣寺三塔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
另外，在今大理市下关北3公里的羊皮村（阳平村），有一座佛图塔，又名蛇骨塔。据说，佛图塔是为了纪念南诏时期舍身与蟒精“薄劫”同归于尽的勇士段赤诚而修建的。佛图塔高约30.7米，共十三级，其建筑年代、式样和所用到的建筑技法，与崇圣寺千寻塔大体一致。
崇圣寺三塔和佛图塔的式样都明显受到了汉地佛教佛塔的影响，但同样是修建于南诏的大姚白塔在形制上却大不相同。大姚白塔位于大姚县城西500米的文笔峰顶，塔身为白色，因此得名大姚白塔。因为形状如磬锤，所以又被称为“磬锤塔”。
大姚白塔属于藏传佛教塔，是天宝年间，南诏与吐蕃联盟时期由吐蕃修建的，因此在形制上与汉地佛塔迥异。这座塔是我国国内现存的较早的藏传佛教塔。据说在这座塔落成之初，塔内供奉有佛舍利。1975年，在塔顶发现了一处方洞，边长约0.4米，后人推测，这很有可能就是原本用来安置塔刹，收藏舍利的。但是今天舍利已然消失无踪，我们也无从得知更多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