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奥斯曼帝国社会的一部分，那些主要居住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西欧商人都有自己的团体，他们按照帝国政府与西欧国家政府签订的一系列正式条约的规定生活。这些条约总的精神是，承认西欧各国商人在奥斯曼帝国可以享有某些权利和义务，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法律生活。这些条约仿佛是奥斯曼帝国政府恩赐给西欧各国商人的，而不是经过双方平等协商制订出来的，表现出帝国政府一种对欧洲轻慢的态度。然而，在以后的年代里，随着西欧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西欧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对前者越来越有利的时候，这些条约便发展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治外法权条约，从而使得西欧各国的商人们在奥斯曼帝国享有一种明显的政治特权，并且时常让西欧的各国政府对奥斯曼帝国极为重要的各项方针政策，施以不可估量的影响，给日后奥斯曼帝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成了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的根本性原因之一。
四、奥斯曼人独特的民族特性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为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素。但是，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文明程度，使不同的民族有其各自的特色，这种巨大的差异性就是民族特征。奥斯曼人独特的民族特征主要来自于悠久的历史传统，奇特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结构。
截至19世纪，奥斯曼人通常都是按照自古形成的代代沿袭的生活逻辑来生活和拓展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空间的，一直都是把自己作为穆斯林来看待的。他们的忠诚，根据不同阶层的不同情况，分别属于伊斯兰教、奥斯曼王室和奥斯曼国家。就现代意义而言的突厥民族这一概念，首先出现于19世纪中叶，是许多主客因素促成了这一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例如，流亡于奥斯曼帝国的欧洲人，同流亡到欧洲的奥斯曼人，他们在现代民族这一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19世纪，欧洲方面关于突厥学的研究所获得的有关突厥人的古代历史与文化的新知识，被流亡于奥斯曼帝国的欧洲人和流亡到欧洲去的奥斯曼人传输到了奥斯曼帝国，使奥斯曼人在反抗西方列强的斗争中获得了巨大的教益，促使其现代民族意识日益增长。最初，突厥民族这一概念仅限于被少数知识界人士接受，后来随着突厥共性感情的不断滋长，民族概念的提出逐渐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有意识的社会行为，从而奠定了奥斯曼帝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所以，当1923年第一次采用土耳其和土耳其人作为土耳其共和国及其人民的正式称号时，标志着突厥民族这一概念的最后形成。
历史上奥斯曼人主要是由三股主流所形成，即地方性源流、突厥源流和伊斯兰源流。早期的奥斯曼人作为游牧民族，大约在6—7世纪开始向西南迁移进入中亚，11世纪初通过大规模的迁徙到达小亚细亚半岛，但是，当地原有居民并没有被入侵者消灭，或被驱逐到其他地方，而是受到同化并相互融合，此时，来自于古老东方的奥斯曼人，完全继承了小亚细亚半岛的文化遗产。另外，历史上奥斯曼人从没有流露过种族自大感，也不盲目排外，更不坚持其后代必须血缘纯正。这种开明的观念与行为，同早期哈里发国家的阿拉伯征服者，对于被改信了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人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在奥斯曼帝国的强盛时期，突厥语在奥斯曼帝国广袤的领地以及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扮演着一种英语在我们当今世界所具有的角色。突厥语作为奥斯曼人的一种传统象征，成为一种丰富而含义细微的表达方式，成为每位社会成员飞黄腾达所具备的必要条件，成为创造奥斯曼人文明的一种有价值的工具。
形成奥斯曼人的第三股主流是伊斯兰源流。奥斯曼人最初在边疆地带通过商贸活动逐渐接触到伊斯兰教，直到现在，他们的信仰和传统始终保持着伊斯兰教的特点。奥斯曼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由奠定到灭亡，始终是一个致力于促进或保卫伊斯兰教权力、传统与信仰的国家。六百多年来，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人同信仰基督教的西方社会几乎连年进行着战争。最初，奥斯曼人企图把伊斯兰教的政治统治强加于大部分的欧洲地区，在这一点上他们基本上是成功的。此后，奥斯曼人又在长期拖延不决的保卫伊斯兰文明的斗争中，千方百计地阻止或延缓了西方社会毫不留情的反攻。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巧妙融合的历史发展进程，造就了奥斯曼人独特的重情意、重家族、重传统的多元化民族特性，使得他们生性开朗豪爽，真诚而谦恭，有着东方人特有的热情好客。当大家彼此熟悉了以后，他们会主动地邀请你去家中作客，主人也会拿出红茶、咖啡、蛋糕、点心、水果等来招待客人，但绝不轻易请你吃饭，原因很简单，彼此还没有成为世交。当你迷途问路时，他们会非常耐心地告诉你如何行走，甚至不厌其烦地亲自陪同你一道去寻找你要去的地方。
奥斯曼人讲话交流时，特别喜爱打手势，这种手势有力、简洁，充满含蓄和自信。总的来说，奥斯曼人是善于交往的，交流的方式也是极为生动的。然而，与欧洲人相比，他们又显得被动得多，因为他们通常会主动请求对方先发表意见，然后才会针对对方的发言与态度去斟酌自己的立场，从而做出最终的答复。奥斯曼人的这种交往方式，完全可归类为善于倾听他人意见的民族，属于一种反应型文化。
在生意圈里，奥斯曼人头脑灵活，适应力极强，主要采用一种研讨式的交流方法，因为他们喜欢为取得成功而采取较为灵活的策略。一般来说，当奥斯曼人被他人拒绝时，也会自然地流露出一种愤怒，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总是表现出极大的耐心，除非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受到了他人的愚弄，一般很少失去理智。他们认为，坚持撇开和保留那些能够接受来自不同方面信息的沟通渠道，是一种睿智和充满自信心的表现。
由于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人口稀疏而又幅员辽阔的国家，所以当两人说话时，通常保持一米多的距离以示尊重。但是，在人口稠密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奥斯曼人对朋友喜欢贴近说话，当然通常这只是局限于在同性之间。因此，在奥斯曼帝国的许多城镇和乡村，男子与男子共舞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
奥斯曼人地处东西方交通枢纽的独特地理位置，使他们的对外贸易非常发达，其在商贸中的谈判经验相当丰富，讨价还价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如果没有了讨价还价，反而会令他们非常失望。进行商贸谈判时，最初的报价往往与商品本身的价值没有什么关联性，当价格被人压低或干脆被人拒绝时，奥斯曼商人往往表现得泰然自若，丝毫不会表露出恼火和怒气。他们的所作所为，主要是为今后双方之间进一步的经贸合作和买卖交易留下一条后路。
在投资新的大宗生意项目时，虽然奥斯曼人有着与生俱来的谨慎，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非常乐意冒生意场上的风险，因为面对巨大的世界市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其优势所在。在人际关系上，奥斯曼人的基本原则是平等参与。这一原则决定了即便是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观点的人们也要相互尊重，共同承担责任。所以，要想与奥斯曼人很好地相处，最好的办法就是完全按照他们的本来面目，而非某些误导性材料所描述的那样来对待他们。因为奥斯曼人在交友时特别希望能够得到尊重和认同，希望在以诚相待、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接触往来，希望建立一种彼此之间相互信任的全面合作。
此外，奥斯曼人非常注重行为规范。见面时，他们的问候方法是，先说“欢迎光临”，同时握手拥抱，在相互贴颊吻之后，再问候诸如“身体好吗”“孩子们好吗”“工作顺利吗”等。特别是在聚会的场合，说话之前要首先向坐在对面的人问好。宗教节日时，这样的寒暄问候更显得重要。当年轻人拜会长者时，要吻长者的手背。
值得强调的是，奥斯曼人的庆祝活动是传统宗教节日的一部分，不宜喧闹过度。在节日期间的社交中，如果大家聚集在一间屋子里，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仅限于女性与女性之间，男性与男性之间的相互交谈，等谈到兴头时，便不再分男女之别，大家一起共同享受这愉快的时光。此外，他们特别乐于赠送小孩零花钱，对于生活贫困的人们更是愿意解囊相助，这样的情景在奥斯曼帝国随处可见，这种行为可能与伊斯兰教让人积德行善的传统教义有关。
在日常生活中，奥斯曼人非常重视亲朋之间的相互拜会走访，藉此加深友情关系。这种相互拜会走访非常花费时间，所以人们最好能够在入座之前决定自己的行动。因此，当被邀请去奥斯曼人家里用餐时，如果随意拒绝，是一种极不礼貌的行为。在进餐中，主人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甚至会让人感觉到有些过度地劝客人进餐的行动，这是他们的一种传统的招待方法。因为他们相信，经过多次的劝导，客人总是会接受的。此外，在用餐结束以后，主人邀请客人到客厅去喝红茶、咖啡之前，便随意离开餐桌的做法是一种失礼的行为。
五、帝国灿烂的社会文化
1.建筑艺术
奥斯曼帝国灿烂的社会文化，是在继承了东西方各民族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突出的多民族、多来源的特色。当初，奥斯曼人自身的文化底子很薄，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他们所建立的幅员辽阔的帝国，把众多民族都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这众多的民族不仅在血缘上发生了融合，而且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方面也发生了相互融合。因此，奥斯曼人在陆续接触并吸收了阿拉伯、波斯特别是拜占廷帝国文化的基础之上，也像其他民族一样，随着政治上的稳定，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在文学、艺术、科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奥斯曼人在文化上的突出成果，就是遍布于全国各地的清真寺建筑艺术，而且至今不管是从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哪一个部位或角度来观察，都可以看到这些清真寺辉映在天际的轮廓。16世纪是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素丹们为了炫耀其统治的威力，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和其他城镇大兴土木，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广为兴建清真寺和具有伊斯兰风格的王宫、陵墓。这些建筑物不仅规模宏伟壮观，雕刻装饰绚丽多彩，而且造型独具一格。例如圆锥形的大屋顶，耸入云端的笔状宣礼塔，以及宽敞的庭院，众多的拱门、拱顶、立柱、壁龛，形成了奥斯曼人独特的建筑艺术风格。因此，到了17世纪末，帝国境内雄伟壮丽的清真寺星罗棋布，仅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城内就耸立着大大小小5000座清真寺，除少数清真寺是拜占廷帝国被征服后由东正教的教堂改为清真寺外（如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等），绝大部分的清真寺都是由奥斯曼人自己修建的。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巴耶塞特二世清真寺和苏莱曼大帝清真寺。从这些清真寺可以看出，奥斯曼帝国的建筑师们详细地研究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并且从它庄严宏伟、科学实用的风格中汲取了灵感，总结出了怎样解决清真寺既要被修建成为一个适合于集体礼拜的、宽敞的方形或长方形结构，又能使用圆屋顶保留伊斯兰风格的问题。巴耶塞特二世与苏莱曼大帝这两座著名清真寺的结构是这样的：在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结构上，盖一个圆屋顶，在这两者之间，置有球面穹隅。这些穹隅上接圆顶，下接由四根方柱支撑的四个人字形拱门。圆顶在纵的方面又与一些半圆屋顶相连，这些半圆屋顶是用穹隅或小的半圆屋顶支架在长方形结构之上，而在苏莱曼大帝清真寺中，这些半圆屋顶是用钟乳石状穹隅固定在长方形结构的角上。这些穹隅使人看着目眩，可以掩饰其构造中的不协调之处。这些穹隅起着与拜占廷帝国建筑中的彩色镶嵌花饰相同的作用。侧墙的坚固扶壁则被巧妙地用建筑外廓的办法遮掩了起来。此外，这些清真寺在有些细微的部位上，还可以看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