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国革命和十多年的拿破仑战争震撼欧洲的时候，与大陆一水之隔的英伦三岛也正在进行着一场不动声色的“革命”，即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是一场广泛的经济、技术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从1780年起，在不到三代人的时间里，深刻地改变了英格兰的面貌；在八代人的时间闯入世界，推倒了所有现存的人类社会结构。从那时起，世界已不再是以前的世界了。虽然直至1815年，这场革命同法国革命一样，都在彼此的范围内孤立地进行，但是它们犹如一座覆盖了更广泛地区的孪生火山喷发口，注定要对整个世界产生爆炸性的影响。法国革命的暴风骤雨已摧垮了古老欧洲的社会结构，而工业革命的涓涓细流也开始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使之不可逆转地进入前所未有的工业时代。经历了法国革命冲击的德意志，开始因其西部邻国所发生的两场革命的交叉影响，进入了工业化、现代化起步的新时期。
一、工业革命的开始
德意志的工业生产起始于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的重商主义改革和发展计划，但具有现代意义的工业发展，是从拿破仑占领和控制德国开始的。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一方面为德国的对外贸易带来消极影响，并使一些传统的工业生产遭到严重损害，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国内一些新兴工业的发展。其一是通过发展毛织品、人造染料、菊苣咖啡和甜菜制糖等工业，使代用品生产在一些地区发展起来；其二是在萨克森和莱茵地区的纺织业、金属加工业中出现了最初的机器生产，部分地区的生产组织也开始从家庭手工业向机械化工业过渡。此外，封锁比旧制度下的重商主义理论和局部实践，更能使人们领会到保护关税在促进早期企业精神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占领时期逐步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德意志资产阶级，到了和平时期，就能够借助过去的基础和经验来促进工业的自主性发展。
19世纪20年代，是德意志现代工业真正起步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1806年至1815年间所进行的改革初见成效，旧的生产关系受到较大的冲击和破坏，维也纳会议所确立的保守秩序已不能阻止变革所导致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1825年英国取消机器出口禁令的决定，正好为德意志工业的新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渴望发展民族工业的资产阶级立即在国内掀起了工业生产的热潮。
从19世纪初到20年代末，工场手工业在德国得到广泛的发展。在萨克森和西里西亚，新兴的棉纺织业和传统的麻纺织业，都获得长足的发展；在莱茵河西岸，采矿、冶金和金属加工工业，逐渐上升为主导性产业。尽管生产组织形式仍以工场手工业为主，但由于广泛利用了英国的进口机器和新技术，机器工业开始发展起来。同英国一样，德意志的棉纺织业最先采用机器。自1783年安装第一台水力纺纱机以来，到1800年已增至2000台。1814年仅在萨克森已有机织纺锭28万枚。1831年，机械棉织机已达1000台。1802年建成第一家毛纺工厂。1810年纺麻业也开始采用机器生产。与英国不同，德国的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起步较早。1811年，弗里德里希·克虏伯（1787—1826）在莱茵地区的埃森建立了他的铸铁厂。1826年，其子阿尔弗雷德·克虏伯（1812—1887）接手后扩大经营，成为闻名世界的军火制造商。1819年，弗里德里希·哈尔科特在鲁尔区建立了一座矿山机械厂，在英国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这家企业以后发展成为德意志最早的蒸汽锅炉制造中心。著名的机械制造之父卡尔·戈特利布·豪格尔德在1820年设计了梳理羊毛机，并从1826年开始在开姆尼兹设厂制造纺纱机和蒸汽机，对西里西亚纺织工业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19世纪初，在亚琛还出现了由查尔斯·科克里尔和詹姆士·科克里尔两兄弟创办的机械制造学校和纺织厂，1815年他们又在柏林设校办厂，大力发展纺织机械。因此，在工业革命启动之先，德意志轻、重工业的发展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除了英国的影响，法国和比利时的工业化进程也产生了示范效应，同时也与德国自然地理和资源的分布有密切关系。但是，在30年代以前，由于各地区生产的分散性和不平衡性，德意志难以抵制英国商品的大量倾销，机器工业的发展在整体上还是相当缓慢和微弱的，尚处于工业革命的准备阶段。从30年代起，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首次在国内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工业发展才真正进入革命性的“起飞”阶段。其标志是手工生产开始向大机器生产过渡，生产的组织形式亦由手工工场向现代化的工厂转变。
上述两方面的变化最先从纺织工业开始，通常被视为德意志工业革命的开端。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机械纺织业已开始在萨克森推广，并出现第一批工业企业。从1834年至1838年，建立了大约45家大纺纱厂。其中开姆尼兹是棉纺织业的中心，有“德国的曼彻斯特”之称。此外，在波希米亚、西里西亚、维也纳和柏林，棉纺织业的机械化、工厂化也有了较快发展。1846年，普鲁士已有机械织机4600台，1861年增加到15258台。在关税同盟的范围内，1846年德国的纺纱厂已有313家，纱锭数达75万枚。1846年至1850年间，棉花消耗量为15782吨，1866年至1870年达68281吨，增加了3倍多。毛纺织业在棉纺织业之后也进入机械化时期。1846年，普鲁士的毛纺织业已有机械纱锭45万枚。由于适应生产更精美呢绒的需要，毛纺织业工厂和作坊发展很快，家庭制造业已失去地位。亚麻纺织业的机械化程度较差，到19世纪中期仅有麻纺厂14家，纱锭4.5万枚，尚处于起步阶段。
采煤、冶金和金属加工业在德国是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起来的。由于新的技术设备的采用和40年代以后铁路修建的刺激，上述产业获得快速发展。由于煤、铁资源蕴藏量丰富，重工业在德国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随着新技术的引用，这些长期埋藏在地下的能量和资源相继得到开发。其中莱茵河西岸的鲁尔区和萨尔区已成为采煤和冶金业的中心。在萨克森、汉诺威和拿骚也逐步形成较为集中的煤、铁产地。随着蒸汽机和矿山机械的广泛采用以及一系列冶金新技术的输入，德意志的煤、铁产量飞速上升，至1850年，煤产量已达670万吨，生铁产量增至21万吨。进入50年代，一些巨大的高炉和大型钢铁厂相继建成，集煤矿、炼焦厂、轧钢厂于一身的联营企业逐渐出现。
采煤、冶金工业的发展以及后来铁路建设的巨大需求，推动了机器制造业的发展。机器制造业是“大工业之母”，在工业革命以前，这一产业有限的发展已经展示了德国工业革命将走上轻、重工业同步发展道路的特点。继30年代的零星发展，到40年代机器制造业已有了长足的进步。1837年，曾在柏林官办的工业学校读过书的奥古斯特·博尔齐希把15—20家钳工工场合并为一个拥有50人的机器制造厂，10年后他的工厂发展到1200人。1842年，这个工厂按美国式样制造了第一台机车，第二年其产品已超过英国设计的产品，并在1853年开始机车出口。同在1837年，克虏伯家族的传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通过生产坩埚铸锭和研制机车，使家族产业进入活跃发展时期。1848年他的工厂雇佣工人已达1300人，机车订货年67台。埃森地区由于克虏伯联合企业的存在发展，被称为“克虏伯城”。此外，汉诺威的埃格施托夫、开姆尼茨的里夏德、哈特曼、巴伐利亚的西门子等人所开办的大型机器制造厂也在发展同类生产。他们除了制造机车，还制造纺织机械、矿山机械以及轧钢厂和面粉厂所用的机械等。1846年，德意志共有机器制造厂130家，至1861年已增至600家，其中有些规模之大，已不亚于英国的同类厂家。
铁路修建和内河航运业的发展，是推动工业革命深入的重要条件，也是德国工业化的重要特点。德国由于政治分裂，各邦政府受英国铁路建设的启发，普遍认为发展铁路交通有助于打破各地方彼此隔离的状态，对铁路建设持积极的态度。1835年，在巴伐利亚首次建成德国境内的第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从纽伦堡至菲尔特，全长仅6.1公里，但它标志着德国铁路运输时代的开始。自此，“铁路热”开始在全德兴起。1838年柏林与波茨坦之间的铁路通车；1839年莱比锡至德累斯顿铁路竣工；1841年柏林与安哈尔特之间、1842年柏林与什切青、1843年从安特卫普到莱茵河岸的科隆之间的铁路相继通车。从1837年至1850年，全德铁路投资从2100万马克增至8.914亿马克，增长约四十多倍。截至1845年，共建成大约20条铁路，全长2131公里，加上奥地利境内的728公里铁路，其总长度已达2859公里，到1850年，已接近6000公里，大约为法国的两倍。
在铁路建设兴起以前的几十年，特别是从20年代使用轮船以后，德意志的内河航运就有一个兴旺时期。由于德国北部河流密布，加上运河和河道扩建作为补充和中介，德国有着发达的内河航运传统，但只有在使用蒸汽动力之后，才逐步改变了航运时间过长、运费过高的局限。1816年，在不来梅已建成第一艘蒸汽动力船。1824年，第一艘汽船开始在莱茵河上航行。1825年普鲁士莱茵汽船公司创立。1829年，在鲁尔区开始建立造船厂，同年维也纳建立了第一家“多瑙河汽船公司”。1831年3月，莱茵河所流经的各邦签订《莱茵河航运议定书》，实行了航运自由，产品的运价大为降低。不过，发展内河航运的重点不是增加航线的长度，而是提高效率，增加船只，提高吨位。在铁路建设兴起以后，铁道运输的作用已超过水路交通，但在德意志南部山区修筑铁路比较困难的地带，内河航运的作用仍是不可替代的。随着内河航运的发展，德意志境内兴起一批内河港口城市，像莱茵河畔的科隆、杜塞尔多夫、美因兹，及其支流上的法兰克福、斯图加特，多瑙河上的累根斯堡等，既是水运的码头，也是水陆交通枢纽。
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德意志的工业资产阶级迅速崛起。在经济最发达的莱茵地区，先后兴起了一批依靠家族产业发展起来的工业家，像克虏伯、亨克尔、格里洛、曼内斯曼、赖弗艾森、康普豪森等。在萨克森则出现了一批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重大影响的企业主，像达维德·汉泽曼、维尔纳·西门子、霍瓦尔德等。在威斯特伐利亚，也有一批工业家崭露头角。他们中有不少人脱胎于旧式商人、手工工场主，也有不少工业家族出身于工匠、农民甚至农奴。他们通过自己的发明创造，或凭借经商、赚钱的本领，在工业革命的大潮中迅速崛起，加入资产阶级行列。前文提及的克虏伯家族，在19世纪初起步的时候，仅是一个雇佣4名工人的小业主，其中一度因负债停产，连生活都难以维持。其后在阿·克虏伯的更新经营下，才逐步发展成有名的军火制造商。达·汉泽曼（1790—1864）是普鲁士企业家、银行家，生于汉堡附近，1824年靠创办火灾保险公司起家，30年代后又经营铁路，在政治上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表。1851年他又通过创办贴现公司，步入金融界。在其子阿·汉泽曼的经营下，该家族迅速发展为银行业巨头。
40年代，以汉泽曼、康普豪森（1803—1890）为代表的工业资产阶级掀起了自由主义运动。他们通过上书普鲁士国王，要求实施宪法，召开全国议会，承认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权利，并通过创办《莱茵报》积极宣传政治变革的主张。这些都标志着工业资产阶级政治意识的成熟。但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诞生的特殊历史环境，它不能像英、法两国资产阶级那样以革命手段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此外，它对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采取的敌视态度，也使它失去了真正能够和封建专制制度对抗的力量。这样，温和的自由主义改革要求必然以失败告终。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对德国未来政治统一和民主化改革的特定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民主滞后将成为德国现代化的一大特点。
二、农业改革的深入和现代化
自1807年施泰因—哈登堡改革启动以来，虽然维也纳会议后的封建复辟使各项改革陷于停顿，但农业改革能够逾越重重障碍，得以持续进行。至1819年以后，农业立法逐渐扩大到普鲁士新得的和重新得到的省份。1821年，普鲁士政府又颁布《义务解除法》和《公有地分割法》。前者重申只有富裕农民才能赎免封建义务；后者规定将农村公社的公有土地分割，变为私人所有。虽然着眼于保护容克和富裕农民的利益，但对旧的土地结构仍起到了冲击和破坏作用。对农村土地关系的最后调整发生于1848年革命之后。通过1848年9月7日的法令和1850年3月2日的《赎免法》，普鲁士最终通过农业改革完成了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