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俾斯麦登上东去的列车，次日抵达首都。22日，国王威廉一世在巴贝尔斯贝格宫召见俾斯麦。他已一筹莫展。面对邦议会反对3年兵役制和增加军费开支的强硬态度，国王已打算放弃王位，以保全上述原则。俾斯麦当即向国王许下无条件的诺言：作为“一个见到其君王处于危机之中的忠臣”，愿意登台为国王效劳，并在必要时将在违背议员意志的情况下推行军事改革和实行新兵役制。俾斯麦斩钉截铁的表态使国王大受宽慰，国王当即撕碎了已拟就的退位诏书，并表示将同他的这位新大臣一道继续斗争。9月24日，俾斯麦任职的消息传来，王太子和太子妃（维多利亚女王之女）竭力反对，资产阶级报以哈哈大笑，许多观察家拒绝把他认真看待。在国外，俄国人的反应是高兴，法国人持怀疑态度，英国人则敌视。不管是何种反应，事实表明，在普鲁士和德国历史上，一位可与法国的黎世留（1585—1642）相媲美的首相产生了。
四、铁血宰相
“起用俾斯麦无疑是使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跳进深水之中。”这是宫廷反对派对俾斯麦的基本看法。一家资产阶级报纸用稍微温和的口吻写道：“即便是一个有更大魄力的人，一旦与议院的强大势力相碰，也会触礁沉没。我们可以让俾斯麦这样做一年。”显然，初登相位的俾斯麦政治形势并不乐观。他必须战胜两院的恐吓、君主的疑心、王后的反对、诸党派的恶意攻击以及外国大使的种种阴谋。但他是一位具有武士精神、勇往直前、不知畏惧为何物、坚定不移地向着自己目标前进的人。从青年时代参与多次决斗起，他就做好了活到老、战到老的准备。这种胆略与天生的机警和善于谋划，使他成为按自上而下的方式统一德国的成功实践者。他的统治不是诗人和学者们所预言的一年，而是28年。不过，万事开头难，他从秉政之始就面临着议会的挑战和随时被免职的种种风险。
俾斯麦的任职首先在议会引起轩然大波。一些自由派议员把俾斯麦组阁视为国王的“政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9月23日，当国王的任命尚未正式下达的时候，议员们就破坏了任何妥协的可能性。他们不仅拒绝3年兵役期，而且故意从预算中删去军费开支。被激怒的国王大发雷霆，他的怒吼和叫骂声穿过紧闭着的窗户，在宫廷里回荡、弥漫，但无人理睬。俾斯麦别无他法。他组织了一个由温和的保守派组成的政府，除了留任的陆军大臣罗恩，新内阁中没有什么有声望的人物。俾斯麦对这种冷落局面并不介意，因为他并不希望任何有影响的人在内阁中妨碍他独立行事。
9月29日，俾斯麦在下议院发表了简短的即席讲话。他以含糊其词的语言表达了对议员们敌视预算态度的遗憾，强调了进行军队改革的必要。由于心神不宁和拘谨，他的首次演说没有给听众留下良好的印象。但在第二天仅有二十几人参加的预算委员会会议上，他的漫不经心的即兴演说，实际上是早有准备的一通讲话，给他留下了永远难以抹去的声名。他用鼓动性的言辞，呼吁普鲁士内部停止对抗，“聚集力量”共同对外，同时宣称：“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重大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这句未经深思熟虑的演说辞，犹如野火春风，使俾斯麦获得广为传扬的暴力声名，也立即在议会内引起轩然大波。他受到普遍的指责，但这成为今后几十年中他一直奉为圭臬的既定国策。
对这段讲演的非议来自普鲁士的各个方面，连他的老朋友、政治立场保守的罗恩也指责他是“心血来潮”。在德国各地，自由派和进步党人都确信，俾斯麦通过他那挑衅性的讲话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他把战争看作是解决普鲁士问题的唯一办法。年轻的德意志爱国主义历史学家亨利希·冯·特赖奇克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多么热爱普鲁士，但我听到像俾斯麦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容克谈论铁和血并想把它当作桎梏套在德国肩上时，这句话的荒谬更甚于庸俗。任何一个理想主义者，不管他是多么向往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祖国，都不会对呼唤赤裸裸的暴力行动的言论表示欢迎。”
俾斯麦的讲演很快传到了正在巴登的威廉国王耳中。他首先受到王后的指责，等到王后的生日时，又受到来自太子和太子妃的指责。威廉一世忧心忡忡：也许王后和太子对俾斯麦的评价是对的，他是否应当听从自己的直觉，而不应轻信罗恩的荐言？他是否应在俾斯麦可能给朝廷造成更多的麻烦之前就把他免职？国王最后决定在10月4日返回柏林。动身前，他既未写信也未发电报给俾斯麦，因为他耳朵里已装满了对新首相的不满与警告。俾斯麦已预料到他的演说会在巴登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所以他既未告诉君主也未告诉内阁，决定在君主回来的半路上去面见国王。
在柏林以南约70公里的于特堡小站上，俾斯麦截住了国王。威廉一世独自坐在头等车的包厢里，心情郁闷地凝视着消失在暮色中的苍茫大地，默默地思考着令他担心的问题。俾斯麦的突然出现出乎他的意料，他很不高兴在这儿见到他的首相。不等俾斯麦解说完毕，国王就直截了当地说：“我很清楚事件的最终结局，在歌剧院广场前我的窗子下，他们将会砍下你的头，过些时候再砍下我的头。”俾斯麦对国王的反应是有精神准备的，他不慌不忙地辩解说：“既然我们迟早是要死的，我们能不能死得更体面一些？我是在为国王陛下的事业奋斗而死，而陛下则以自己的血来保卫上帝所赐给您的权力。无论是死在绞架上抑或死在战场上，这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陛下已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奋斗。您是不能投降的，哪怕是拿自己的生命冒险，都必须抗争到底！”俾斯麦的慷慨陈词激发了国王的自尊自信，他很快走出沮丧的低谷，焕发出一个军人所具有的战斗精神。30年后，俾斯麦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常把国王态度戏剧性的变化视为自己的诸多杰作之一。他上台仅一个星期，就掌握了这位军人国王复杂多变的奇特心理。这小试锋芒的成功，为他以后利用国王好战、虚荣的心理驾驭德国全局打下了基础。当火车最后开进柏林车站时，国王原打算解除首相职务的想法已荡然无存，而且俾斯麦原先的临时任命很快得到正式确认。现在，无论是王后还是太子或什么人，都已不能动摇国王任用俾斯麦的决心。接下来的一幕，就看俾斯麦如何与议会周旋，在兵役制问题上，他还面临着新的考验。
兵役期限和军费开支是政府和议会冲突的两个焦点。在兵役期限问题上，罗恩和俾斯麦提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即形式上保留3年服役期，但允许中等阶级和上层根据自己的愿望对第3年进行赎买。在军费开支方面，议会的顽固态度不亚于国王的固执。他们声称，如果不从中删除军费开支，议会就拒绝批准预算。于是俾斯麦只有一步棋可走：他把包括原有军事开支的预算计划从下议院撤回转交上议院，然后声称，由于邦议会两院意见不一致，最终将由君主来填补这一“宪法漏洞”；只要上院和下院不能取得一致，国王就有权批准国家预算。结果上院否定了下院的决议，于是俾斯麦于10月13日以国王的名义宣布议会休会，并按他的“宪法漏洞”理论，不理睬资产阶级的“违宪”指责，擅自支付经费，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改革。俾斯麦认定，只要实现了德国的统一，所谓的宪法纠纷自然会烟消云散，资产阶级也会匍匐在他的脚下。从这时起到1866年秋季，议会的抗议虽不绝于耳，但它始终只能扮演一个咨询机构的角色。俾斯麦顶住了种种压力，自行其是，继续开支他认为必要的一切政府经费。“危险的首相”，由于深谙德国国情，不仅太平无事，而且向全世界表明：他不经议会批准也能进行统治。
在同国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迈出大胆的一步后，俾斯麦开始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国外。他知道，一次外交杰作可以带来双重收获：既达到削弱奥地利的目的，也可使国内的民族自由派服输。10月末他前往巴黎，从表面上看，是为了能亲自隆重地向拿破仑三世递交他的召回国书，实际上是想设法了解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事冲突将作何反应。因为在10月间一位亲奥的大臣已取代对柏林友好的大臣领导法国外交部。从拿破仑皇帝那儿获得的印象是不打算干涉德意志内部事务，但新任的外交大臣德鲁安则采取观望态度。接着他把外交的目标直接转向奥地利。他时而讨好奥地利人，时而又向他们发出威胁，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甜言蜜语继之以威吓的手法以后成为俾斯麦在外交事务中惯用的伎俩。早在9月初，俾斯麦在同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公使的一次谈话中就表达了对奥地利的观点。他说：“奥地利应当把其着重点从德国转移到匈牙利境内。这样奥地利就会成为普鲁士的一个十分宝贵的盟友。另一方面，我们将会把你们在意大利以及东方的切身利益看作是我们的切身利益，一定给予支持。你们若是不理睬我们的想法与期望的话，那么我们想要做的事就是使你们相信，你们的选择必定是错误的。”可是奥地利公使不为所动，他清楚地知道首相是孤立的，不必认真看待他的每一句话。但是，当奥地利在1863年1月将关于改革德意志邦联的建议提交表决而没有取得必要的多数时，俾斯麦似乎在外交上迎来了一个胜利。他暗自欣喜，普鲁士同奥地利争夺德意志霸权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他开始把外交的重点转向俄普联盟。1863年，波兰爆发的大规模反俄起义，为他推行自己的计划提供了机会。
为了阻止一个中兴的波兰出现，使俄、普两国军队联合对付波兰叛乱者，俾斯麦在1863年2月派遣国王侍卫长官古斯塔夫·冯·柯尔文斯莱本将军前往彼得堡，同沙皇和哥尔查科夫进行协商。2月8日，双方签署一项正式协定，规定在出现紧急状态时，“为了追击从一个国家流窜到另一个国家的暴动者”，两国现役军队可相互越境行事。这一协定立即在巴黎和伦敦的波兰流亡者中唤起了强烈的义愤，法、英两国的舆论也要求政府对波兰表示同情。十分珍视法俄友谊的拿破仑三世左右为难。舆论的压力迫使他在2月的第3个周末，开始与英国和奥地利磋商首先向柏林提出联合抗议的可能性。单是这样一种国际外交步骤就有可能使俾斯麦任职以来的外交成就化为乌有。他力图使巴黎相信这个协定是俄国首先倡议的，并且俄国并不需要普鲁士的什么帮助。法国和奥地利对俾斯麦的申辩无动于衷，但英国主张把矛头转向真正的罪魁祸首。这样法国不得不弄巧成拙，承担起反对俄国的义务。随着1863年4月和6月法、英、奥三国向彼得堡发出的两份抗议照会，法、俄之间令人珍视的友谊不复存在了。相反，柏林和彼得堡之间的友谊则得到了巩固。沙皇从三国联合抗议中恢复了对克里米亚战败的记忆，从此他更加看重同普鲁士的友谊。普鲁士即便不支持俄国，它的善意中立也会形成俄罗斯与西方发生冲突时的一道缓冲屏障。俄国在欧洲需要俾斯麦。这样，俾斯麦的国际威望得到了挽救，并达到了破坏法俄友好、增进俄普亲善的外交目的。俾斯麦很便宜地买到俄罗斯的友谊，他采取的办法不是战争，不是流血，而是在一份协定上的签字。他勇敢的冒险得到了回报。由于俄普友谊的巩固，俾斯麦消除了对东方军事巨人的后顾之忧，这为普鲁士以后放手在南边或西边进行军事行动，提供了外交准备。
俾斯麦在外交上的成功，使哈布斯堡王朝的心跳开始加快，奥地利决定通过召开一次改革德意志邦联的王侯会议，来挫败俾斯麦不断强化普鲁士在德意志地位的阴谋。会议拟定建立一个由5位诸侯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和一个由300人组成的代表议会来改造现有的邦联，并提高奥地利的传统地位。由于这个计划是以往有利于多瑙河君主国和牺牲普鲁士利益来加强邦联的一种尝试的继续，奥地利从一开始就估计到普鲁士有可能不出席会议。为了排除这种可能，奥方首先安排了一次突然袭击。1863年8月2日，奥皇弗兰茨·约瑟夫趁威廉一世在加施泰因温泉进行浴疗之机，在非正式的会见中突然提出邀请后者参加在法兰克福由自己主持的“王侯会议”，讨论有关改革德意志邦联的问题。威廉一世感到很意外，因为奥皇建议在8月16日，也就是不足半月的时间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使他感到十分突然。尽管有些犹豫不决，但国王还是很想前去赴会，这使弗兰茨·约瑟夫感到十分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