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的反教权主义斗争，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人民群众也欢迎“向神父开战”。俾斯麦尽量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煽动民族情绪。他提醒人们回忆800年前亨利四世皇帝去卡诺莎向教皇格列高里七世悔罪的耻辱，并表示：“我们是不会去卡诺莎的，肉体不去，灵魂也不去！”据报道，人们对俾斯麦的这次议会演说，报之以“压抑的欢呼声”，它反映了俾斯麦投入这场斗争的坚强决心。但是，无论是俾斯麦还是中央党，都没有获得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对手。从1876年起，俾斯麦已认识到他过高估计了中央党对德国统一的危害，随着他所策划的新的对法战争的失败以及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所构成的新威胁，俾斯麦决定与教会和解。中央党也深感工人运动的威胁，他们警告宰相说：“如果你们剥夺工人在彼世的天堂，他们就想要地上的天堂了。”这样，从1876年起，斗争停止了。为了对付一切号召阶级斗争的人，俾斯麦打算“至少走一段去卡诺莎的路”。1878年，教皇庇护九世去世和利奥十三世的当选，为他提供了这种机会。新教皇在就职的当天写信给德国皇帝，表示希望在教会与德国之间重建和平。经巴伐利亚政府的斡旋，谈判的双方都作了让步。普鲁士不再认真执行法尔克的法令，并将在晚些时候加以修正。教皇则保证教士行为合度，并承诺今后任命所有教职均事先通知政府。于是，俾斯麦从原先的立场退却，并通过撤免法尔克的大臣职务、恢复各教区的神父、重新开放教堂，实现了与教会的全面和解。1887年5月23日，利奥十三世在一次公开的红衣主教会议上正式宣布，那场“损害教会又不利于国家”的斗争已告结束。
文化斗争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旗号下进行的普鲁士容克统治势力与反普鲁士容克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是普鲁士大邦和西南诸中小邦争霸德意志的权力之争。斗争的结果双方都未取得真正的胜利，但斗争所具有的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坚持变革反对倒退的性质，对巩固新帝国的政治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斗争收场以后，面对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惊人的力量增长，俾斯麦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寻求用法律手段来镇压这一运动方面。从此，德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内容与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德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在19世纪4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在1848年革命中经受了血与火的战斗锻炼。在50、60年代工业高涨的年代，随着统一运动的发展，工人阶级开始走向政治联合的道路，并逐渐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直接影响。1863年年初，活跃起来的工人阶级决定在莱比锡建立“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是工人阶级走向政治联合的显著标志，对未来的德国工人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联合会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位年轻的犹太律师的影响下，这位曾对德国早期工人运动发挥过决定性影响的人物就是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
拉萨尔出身于布勒斯劳一个犹太富商家庭。青年时代他就曾梦想成为一名犹太人的英雄领袖，但是犹太人备受歧视压迫的处境，迫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拒绝了父亲要他经商的劝告，以一种终其一生都具有的英雄资质和戏剧性的悲怆情怀向父亲宣告，他已选择为人权而战斗来作为自己的职业，并打算为此承受挫折和困难。于是，他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年轻的拉萨尔开始刻苦地学习哲学和历史，并先后进入布勒斯劳大学和柏林大学。1846年，他到巴黎去研究与他的哲学论文有关的手稿材料。在那里，亨利希·海涅同拉萨尔有过一面之缘，并留下了对这个年轻犹太学者初步印象的生动记述。他称拉萨尔是他“所遇见过的智能最优异、学问最渊深、知识最广博、头脑最敏锐的青年人。他既有高度的表达才能，又有坚强的意志和灵巧的行动”，并称拉萨尔为“真正的新时代的儿子”。同一年，拉萨尔因插手一位贵族妇女的离婚案件，中断了他的研究。他用全部热情和精力为这位贵族夫人进行法律斗争，前后卷入这一案件达8年之久，最后终于成功地为她赢得了财产和地位，但拉萨尔因此遭受指控而坐牢。出狱后，他又因参加1848年革命，再度被判处6个月监禁。这些经历使他具有青年革命家的形象，并赢得学者、诗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声誉。从此，他把自己的命运紧密地同激进运动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出版自己大部头的哲学著作、各种政治小册子以及参与各种大众讲演，成为近代德国杰出的青年政治领袖。由于他的这种名声，莱比锡的工人请求他帮助他们组织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拉萨尔从这个计划中看到了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希望，他决心出面领导这一群众组织，使之成为一支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党派并列的第三势力，并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群众运动的领袖。
自1863年5月23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建立，至1864年8月31日拉萨尔为一个女人与人决斗受伤去世，联合会的会员达到4600名。虽然人数不多，组织发展得也不快，但这是德国工人走向联合行动的起点。由于拉萨尔的不懈努力，德国工人阶级已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作用，并力争把自己组织成一个独立的政党。这是拉萨尔的功绩。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15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但是，与马克思不同，拉萨尔从来没有真正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他彻底吸收了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在黑格尔所描述的国家观念面前，他的思想和行为变得裹足不前，甚至向工人阶级呼吁阶级调和与和解，幻想依靠君主国家的帮助实现社会主义。这样，拉萨尔就未能继承19世纪40年代德意志工人运动的革命传统，而是把刚刚独立的工人运动引入改良主义的歧途。拉萨尔生前曾与俾斯麦有过多次接触和通信，他幻想得到普鲁士国家的帮助以实现工人的普选权。俾斯麦也试图利用拉萨尔，达到既打击资产阶级又控制工人运动的目的。他们很快达成交易，拉萨尔诱导工人阶级逐步将自由派资产阶级作为主要攻击目标，俾斯麦除答应实行普选，并准备拨款在西里西亚建立一个国家资助的工人合作社。至此，拉萨尔已由一个工人革命的组织者、鼓动者，转变为普鲁士王家社会主义者。
拉萨尔死后，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袖由其门徒约翰·巴普蒂斯特·施韦泽（1833—1875）接替。施韦泽继续追随拉萨尔与普鲁士国家合作的政策，但在某些方面已突破拉萨尔主义的教条，力图在60年代末的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联合会的活动范围。但这时在南德意志出现了一个新社会主义流派，它对北部的拉萨尔派提出了挑战，并最终使施韦泽及其追随者的活动黯然失色。这个派别最重要的领袖是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和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倍倍尔的职业是木镟工，他是地道的工人阶级子弟。最初他与进步党有一定联系，后来由于拉萨尔的宣传鼓动工作转向社会主义，以后逐步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才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862年，他陆续担任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和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领导职务。1865年他结识了比他年长14岁的威廉·李卜克内西，他们结下了终身的友谊，并加速了他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
威廉·李卜克内西是1848年革命的老战士，青年时代受过大学教育，同早期的工人运动有过密切的接触。1848年革命中他曾参加巴登起义和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失败后流亡瑞士，以后又辗转转移到伦敦。在伦敦，他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密友和学生。从此，通过掌握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参与革命活动，他成为科学共产主义者。1862年8月，普鲁士政府宣布大赦以后，他回国从事新闻工作和政治活动。1863年秋，他有保留地参加了全德工人联合会。1865年2月，他因与拉萨尔派发生意见分歧，被开除出全德工人联合会，并被普鲁士当局驱逐出柏林。此后，他来到莱比锡，参加了当地工人教育协会的活动。当年他与倍倍尔结识，两人的友谊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使他们珠联璧合，成为德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有影响的组织者和活动家。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1866年，以莱比锡为中心的工人组织相继加入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1869年8月，南德各地的工人组织在第一国际思想的影响下，与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先进分子一道在爱森纳赫城组建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这个党以第一国际章程的序言为纲领，提出了要求废除私有制、铲除阶级统治、以阶级斗争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手段、拥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奋斗目标和策略原则，是德国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成为党的集体领导成员，在他们领导下，这个党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德国工人运动迅速地居于国际工运的前列。
1874年以后，统一的德国当局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镇压与迫害，迫使社会民主工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走向政治联合。1875年5月在哥达召开两派合并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工人阶级开始处于一个统一的组织领导之下。但是，两派的统一忽视了两派存在的思想政治分歧和统一的条件。在统一纲领，即哥达纲领中仍保留了许多拉萨尔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写了《哥达纲领批判》，对这种让步作了严厉的批判。但鉴于两派合并后的形势和帝国当局对两派的镇压态度，这份文献直到1891年才正式公布。尽管如此，两派的合并仍然标志着德国工人运动的不断壮大，它在德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在1874年的选举中，社会主义党派的选票已由上届的12.4万张增至35.2万张，议会代表由2名增至9名。1877年的选举，工人党的力量进一步增强，选票达49.3万多张，议席增至12位。工人政党选举力量的惊人增长已成为俾斯麦的心腹之患，这是他草草结束文化斗争，以全力来镇压工人运动的基本原因。1876年，当文化斗争收场时，俾斯麦政府面对的就是这样一支新政治力量的崛起。
为了镇压工人运动，俾斯麦一直在寻求运用新的法律手段，但他的尝试一开始就遭到失败。直到1878年5月至6月，先后发生的两起谋刺德皇威廉一世的事件，为他提供了新的机会。他把这一事件归罪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恶意宣传，在他的授意下，官方报刊对工人政党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击。在舆论的作用下，1878年10月19日，国会以221票对149票的优势通过了反社会主义政党的“非常法”，即《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根据这一法令，任何同社会民主党有关的团体、报刊、印刷品及大小集会，均被明令禁止；对于这些团体和活动的任何支持，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最初非常法的有效期规定为两年半，以后每隔两年就延长一次，直至1890年，共计12年。在这12年中，俾斯麦政府共解散工人组织388个，禁封各类出版物1800种，有1500人被判决总计超过1000年的监禁。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但他们坚持在非常法条件下进行斗争，最后终于赢得废除非常法的胜利。这是帝国时期德国工人运动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它使德国工人政党开始成为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先锋队。
俾斯麦一方面通过非常法强化对工人运动的暴力镇压，一方面通过一系列富有社会改革意义的立法，从政治上迷惑和软化工人阶级的斗志。立法虽主要出于政治上的目的，但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规律，即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的情况下，提出了通过国家干预，协调国民收入，以缓和阶级矛盾扩大再生产的要求。由于俾斯麦的社会立法开欧洲各国之先河，故而具有较为深远的影响。
俾斯麦的社会立法包括劳工立法和社会保险立法两个方面的内容。劳工立法主要是通过70、80年代的几项法案，对工人星期日劳动、实物工资制度以及按期正常支付工资等要求作了具体的法律规定，确立了6天工作日制以及按期给工人支付货币工资的制度。其中1878年的法令对雇佣青工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劳动日的时限作了明确规定，法令要求被雇青工必须年满13岁并读完小学；14岁以下的青工劳动日不得超过6小时；14岁至16岁的青工不得超过10小时；完全禁止在工矿企业中使用童工。1891年又通过立法，对妇女的劳动条件作了具体规定：禁止雇佣妇女在矿区从事地下作业；妇女的劳动日时限不得超过11小时；妇女产后可享有4周的假期等。为了监督各项劳工立法的执行情况，从1878年起，各邦普遍实行工厂视察员制度，以保证劳动过程中侵害工人劳保条件的现象及时得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