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在这一时期德国工业发展中，作为新动力能源开发的电力工业、电气工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电力工业发轫于19世纪30、40年代，到50、60年代，随着发电机、电动机的问世和90年代后远距离输电线路的形成，成为发展最快的产业，并导致了电气化的迅速实现。自1866年维尔纳·西门子（1816—1892）发明发电机和埃米尔·拉特瑙（1838—1915）从美国旅行归来带回爱迪生的电灯专利权以来，有轨电车的出现和电灯照明的惊人表演，顿时把人们带入灿烂耀眼的电气时代。从80年代起，德国先后出现两大电气公司：西门子公司和由拉特瑙创建的通用电器公司。从1890年到1910年，两大公司展开激烈的竞争。通用电器公司通过扩大民众对电流和电气产品的需求来壮大自己的实力；西门子公司则得到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并通过合并舒克特公司（1903年）与通用电器公司在强电流方面展开激烈的竞争。两大公司在竞争中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德国电气化的实现。随着电车轨道的普遍敷设、城乡输电系统的不断扩大，电气工业已成为德国的主导产业。1895年，电气工业雇佣工人约2.6万人，到1906年，这一数字已猛增至10.7万人。电气工业的发展是造成德国1890年至1902年经济繁荣的基本要素，并且在广泛利用电力能源方面已位居世界之首。1913年，德国电气产品已占世界总产量的34%，而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美国仅占据29%。所以，电气工业是把德国塑造成经济巨人的基本条件。
最后，随着钢铁工业、化学工业和电气工业的巨大发展，德国的交通运输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由于德国地处中欧平原，既缺乏像英国那样利用近海航运解决内陆运输的条件，也因境内河流的南北流向，难以形成贯通东西的河网运输，故而交通运输领域的技术变革存在着颇大的需求，也制约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早在50、60年代，德国已形成7180英里的铁路网。帝国建立以后，由于逐步实行铁路国有化并在1873年成立了帝国铁路局，铁路修建出现了新的高潮。1880年，德国铁路总长度为2.02万英里；1900年，这一数字上升至32290英里。长度虽低于俄国，但其密度超过所有欧洲国家。由于铁路国有化和不断地降低运价和票价，高效和廉价的铁路运输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并刺激了新兴工业、重化工业的迅速发展。此外，海运和内河航运业也随着造船工业的技术变革不断获得新的发展。自80年代以来，汉堡、不来梅两个滨海港口经过不断地扩建和开拓海外新航线，已成为海外贸易的枢纽，它们的涉外航线分别为12条和4条，保证了德国轮船能够行驶在所有海域，成为一支足以与英国海运一争高下的船队。内河航运随着运河的扩大修建以及轮船动力机具的革新，也获得较快发展。1879年，杜伊斯堡—鲁尔奥特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港口，它向西部输出粮食和原料，向东部输出煤和钢铁制品，是国内水路网的中心。此外，这里还是国内最大的轮船制造中心。自1834年德国第一艘全部用铁制造的汽轮“巴黎伯爵”号在这里诞生以来，德国已先后在不来梅和汉堡形成了新的造船中心。经过较短时间的创办，德国造船业迅速发展。到80年代，德国已能制造任何等级的商船和军舰，从而结束了从国外买船的历史。1890年建造的具有国际声望的“北大西洋客轮”不仅采用了高精度的机器部件，而且由于恰当地运用陆地建筑的风格，在船体建造上完成了一次“美学”革命。1900年，德国的船舶吨位已达194.2万吨，1910年递升至300万吨，德国已成为威胁不列颠海上霸主地位的海上实力国家。
工业和海运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德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从1880年至1900年，德国进出口贸易额由57.37亿马克增至103.98亿马克，不仅数额增加近一倍，而且贸易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口额中粮食、原料的比重不断增大，出口额中工业品、生产资料的比重持续上升。“德国制造”这个英文标号，已由最初的劣等品标志，一变而为制造精巧和质量优良的标志。德国人从英国人手中接过这一标号，并赋予它全新的内涵和意义。德国的商品遍及全世界，它的资本输出也扩及近东、远东和南北美洲。1913年，德国的国外投资为300亿马克，而同期外国在德国的投资仅50亿马克。这样，德国在不足30年的时间里彻底地完成了工业革命，开创了由后进步入一流强国的经济奇迹。
工业革命的完成首先改变了德国的经济结构，其中工、农业比重的变化最为显著。1871年帝国成立时，总人口约为4100万，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为36.1%，农村人口为63.9%。到20世纪初，总人口已达6500万，城市人口为60%，农村为40%。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城市人口已大大超过农村人口，工业化最终完成。其次，在工业发展的内部，轻、重工业的比重也发生重要变化。由于德国在40年代就不同于英、法两国，采取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原则，重工业生产在帝国成立后获得更快的发展。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了8倍，而消费资料增长为3倍。轻、重工业的比重已发生重大变化。从1880年至1900年，在工业品全部输出额中，生产资料产品的比重已由27%迅速攀升至39%。德国已成为典型的重工业国。最后，工业生产力中，科学技术的含量不断增大，并已成为决定性因素。由于教育和科技先行，德国较早地实现了知识与经济发展的结合，凭借物化的知识力量和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德国工业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科技化的生产格局。科技化生产不仅迅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开拓出新的生产领域，而且培养出了高技能、高素质的生产劳动者大军。由于生产力要素中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最终使德国能够超越英、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科技化工业强国。
工业革命完成最重要的后果是引起德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城市化成为德国这一时期社会变化的显著特征。城市化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物，但只有在帝国统一以后，德国的城市化才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1871年，德国城市人口为1479万，占总人口的36.1%，其中居住在1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人口约196万；1910年，城市总人口升至3897.1万，占总人口的60%，而10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口为1382万。城市人口的增加是十分显著的。除此以外，德国城市类型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不同于英、法，德国随着重工业的发展迅速崛起了一批工矿业城市群，像鲁尔区的亚琛、多特蒙德、埃森、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以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斯特拉斯堡、牟罗兹等，都是利用资源优势和河运之便，发展为新的工矿业中心城市群的。此外，还兴起了许多港口城市，像汉堡、不来梅、基尔，以及莱茵河上的科隆，其支流上的法兰克福、斯图加特，多瑙河上游的累根斯堡等，都成为重要的港口城市。它们不仅在工业生产和内外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是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重要变化的标志。从1870年至1910年，德国八大城市（柏林、布勒斯劳、科隆、埃森、法兰克福、汉堡、莱比锡、慕尼黑）的人口中，最少的埃森已超过41万，最多的柏林已超过200万。柏林从1820年不足20万人，到1910年扩大了10倍，成为欧洲第三大城市和世界第五大城市。1910年被视为德国城市化完成的标志。
随着城市化的完成，德国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重要变化。首先，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和农业改革的完成，容克贵族通过大规模地投资工商业和进行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已全面资产阶级化了。虽然到20世纪初，他们所占据的庄园数目和耕地面积有所降低，他们垄断官职和军队军官的局面已被打破，但他们仍然在帝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由于在经济上已资本主义化，他们同资产阶级的联合已成为一种趋势。资产阶级由于现代工业的发展，在80年代也已发展成影响德国内外政策的重要力量，但他们在政治上愈来愈贵族化，除了投资于土地经营地产，贵族的封号以及与贵族子女联姻，跻身于贵族行列，对他们也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在工业高涨中已获得惊人的财富，赢得了引人瞩目的经济权利，但他们这时已开始脱离其他资产阶级阶层，并努力寻求一种贵族化的生活方式，以证明他们是社会的精英。他们在贵族们以长时间的传统固定下来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了使自己上升到社会金字塔顶端的最佳形式。从贴邻工厂的小屋发展到别墅，从别墅到庄园，最后通过追求勋章或荣誉称号，力图成为显贵。大资产阶级的贵族化倾向不仅仅在于他们的社会野心，还由于他们和容克已经有了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有些甚至通过联姻已经融为一体。这种政治上、经济上甚至血缘上的荣辱与共，是他们走向联合的基础。这样，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容克贵族已经和大资产阶级结合成一个新的领导阶层。领导阶层的这种扩大，一方面因大资产阶级的贵族化而促使民族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接近；另一方面由于大资产阶级同世界市场的联系和经济利益，推动德国领导层逐步走上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的道路。
帝国时期，工人阶级已经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成为社会上人数最多的集团，这是这一时期阶级结构的最大变化。60年代初，德国产业工人近200万人，到90年代已增加到600万人。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在工人队伍内部已出现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分，彼此之间的工资差别甚大，到90年代，前者的平均工资相当于后者的3倍。所以1870年至1913年间，工人工资虽有所增长，但分配是不平衡的。对于大多数德国工人而言，他们比同期英、法两国工人的生活处境要差得多。正由于这一原因，在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德国工人阶级就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先锋队。
社会结构的另一变化，是介于无产阶级和容克—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的形成。他们包括职员、官吏、中小商业主、自由职业者和各类知识分子群体。一些家庭农场主和从事服务业的人员，也属于这个阶层。这批人不是工业化和两极分化所要消灭的小资产阶级，而是随着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变化的需要产生的新的“中间阶层”。他们拥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虽然在经济上大多数是同工人一样没有独立地位的被雇佣者，但就其政治态度和社会觉悟而言，他们又不接近工人，而是接近自由资产阶级集团。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德国这个新的“中间阶层”的人数已达全部就业人数的1/3左右。虽然人数不少，涉及面甚广，但他们没有统一的利益要求。不过，在风云变幻的年代，这个阶层的态度和动向，往往会对政治形势产生重要影响。这是一个因高度工业化而产生的有文化的、处于攀升中的、具有许多不确定特征的阶层。
三、帝国时期的文化新潮
政治统一和经济高速发展为帝国时期德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富有探索精神的德国学术研究已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德国的大学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德国的科研训练方法被推广到欧美许多国家。与19世纪普及教育的总趋势相一致，德国群众性的各类教育活动蓬勃开展，其中等教育学制已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典范。德国的大学不仅是学习的中心，也是研究的中心，学术研究不仅为学术名流所瞩目，也开始受到大型企业集团的关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可以得到普通商人和工业家的高度尊重。随着各类报刊和出版物的创办和扩大发行，教育的普及和知识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1750年德国各邦共出版书籍1279本，1850年达到9053本，1890年已升至1.9万本。除了各类普及廉价版本的科普和文艺作品，歌德大部头的《浮士德》也很快成为群众教育的主要作品。
德国文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也受本国文化传统和全欧范围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由于帝国时期资本主义种种矛盾的暴露，从启蒙时代就流行于全欧的理性自由主义开始受到新的时空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挑战。这一变化与欧洲整体上出现的理性主义危机相切合，给这一时期德国文化的发展打下深刻的时代印记，使得帝国时期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历史图景。新的文化观念在推动人们不断取得富有创造力的文化成果的同时，也协助创造出一个迷茫的、不确定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