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0年，他的儿子、20岁的弗里德里希·威廉继位，才为摆脱困境带来一线转机。弗里德里希·威廉（1640—1688），后世称“大选侯”，是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实体的真正奠基人。他诞生和成长于战时困难环境之中，目击了他的邦国饱受战祸蹂躏的残酷现实。在他即位之日，这场战乱已延续了22年，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成百座村庄被夷为平地，城镇被劫掠一空，无数的难民流落他乡，狼群在旷野上到处漫游。战乱和饥馑造成了人口锐减，东普鲁士的人口密度不到法国的1/4、英国的1/3，连柏林这样的都会，人口也从1.4万人降至6000人。威廉面对的是一片残垣断壁，所承袭的领地被称作“铁罐堆里幸存的一个瓦罐”。由于勃兰登堡是一块平坦、开阔、无天然险阻可供据守的平原，威廉认定只有创建一支具有战斗力的军队，他的领地才能得以防守，并使邻国有所顾忌。为此，他通过扩大领地内各等级贵族对农民的剥削，换取了他们对君主以固定税收来维持一支邦国军队的支持。勃兰登堡统治者的传统收入主要来自王室产业，部分来自政府税收。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就任选侯之初，还能用王室产业的收入来支付政府机构的基本费用，但是为了维持一支军队，他就不得不设法从产业上获得更多的东西，并且需要从税收上筹集新的收入。由于早年在荷兰的经历，那里的财富和繁荣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担任选侯开始，弗里德里希·威廉就有着发展国内工商业的强烈愿望。他热诚欢迎来自波兰的犹太商人，并接纳了来自法国受宗教迫害被迫流亡的大批新教徒。在他统治时期，柏林的法国手工业者已占总人口的1/6，成为这个原始城市最进步的成分。他慷慨资助各种企业，并使军队的需要取代民用需要，成为影响本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此外，他已不再满足于以固定的土地税作为唯一的税收来源，而是竭力学习法国，通过征收城市消费税和国家对食盐的专卖税来开辟新的财源。三十年战争期间，这些税收以及旧的土地税，已由一个军人组成的机构专门征收。依赖这些小本经营，也包括君主本人的极度节俭，至选侯统治中期，邦国的军队规模已达3万余人。通过严格的操练和残酷的体罚制度，他使这支军队成为他扩充疆土、镇压人民和实行中央集权的工具。弗里德里希·威廉对这支军队悉心爱护，以至小心翼翼，通常备而不用使其养精蓄锐，以便在重要关头发挥威慑作用；在一般情况下，他更多的是通过外交途径达到目的。运用这种策略，他在三十年战争结束时的谈判中，已经崭露头角。以实力为后盾，以谈判为技巧，他果断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为勃兰登堡赢得了远波美拉尼亚、哈尔伯施塔特、明登、卡敏等地方，进一步扩大了他在东部和西部的领土范围。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对战后瑞典据有近波美拉尼亚、垄断奥得河口始终耿耿于怀。三十年战争后，为了摆脱政治上的从属地位和打开波罗的海贸易通道，弗里德里希·威廉为自己和后继者定下了三大奋斗目标：解除波兰对普鲁士的宗主权；夺取波罗的海南岸，控制奥得河口；通过新的扩张把所有领地连成一片。
为了实现前两个目标，他充分利用了波兰和瑞典在波罗的海的矛盾。1655年，波、瑞之间发生战争，弗里德里希·威廉周旋于两方之间，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时而追随波兰反对瑞典，时而又与瑞典结盟反对波兰。他的3万军队也作为结盟的筹码，曾参与瑞典横扫波兰的进军，也曾作为反瑞典的同盟开进日德兰半岛。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为勃兰登堡谋取最大利益。结果，经过多次讨价还价，终于在1657年9月通过《韦劳条约》，以承认他对普鲁士的主权与波兰达成谅解。在倒向波兰一边之后，他同瑞典争夺近波美拉尼亚和奥得河口的斗争未获成功。尽管1675年在费尔贝林失利的瑞典一度退出近波美拉尼亚，但瑞典盟友法国的出面干涉，最终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功败垂成。对此，他念念不忘，直至临终还嘱咐他的后继者要设法解除这个阻挠他占有近波美拉尼亚的“可憎同盟”。尽管如此，晚年的弗里德里希·威廉还多次转移阵线。他曾接受每年10万塔勒的补助金，成为法国的盟友，支持法国在德意志的扩张，以后又因不满法国对瑞典的长期支持转而与荷兰结盟。在此期间，他也以支持德意志对土耳其人的战争，实现了同皇帝的和解。然而，即便在此时，法国的重金贿赂仍能使他命令南下土耳其的军队按兵不动。的确，在这方面，弗里德里希·威廉堪称他的后辈效法的典范，这种不以道义，而以邦国利益为原则的对外政策，也成为普鲁士国家的一大传统。至1688年去世，弗里德里希·威廉仅实现了他对外扩张的第一个目标，即从波兰领主手中解放了普鲁士。但他为他的后继者留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一个由若干零乱的领地聚合在一起，然而却是井然有序的国家和一种因多次军事胜利的光荣赋予臣民的初步的民族生存意识。这些都为他的后继者进一步实现他的战略目标，将这个新国家提升到欧洲一流强国地位创造了条件。
弗里德里希·威廉的继承人弗里德里希三世（1688—1713），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他不具备他父亲的魄力和远见，生性软弱，缺乏自信并且喜怒无常。由于崇拜路易十四，他推崇法国的一切，竭力模仿凡尔赛宫廷的豪华，纵情歌舞饮宴，恣意挥霍国家资财，热衷于以豪华的排场来显示君主的尊严和声威，是霍亨索伦家族中典型的挥霍浪费者。但是在他统治时期，他的邦国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由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发展为“普鲁士王国”。
1700年，法国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争夺西班牙王位的战争即将爆发。由于法王路易十四与瑞典结成反哈布斯堡同盟，奥地利面临腹背受敌之势。弗里德里希三世利用皇帝的困境，以提供8000名援军为条件，换取皇帝同意，将勃兰登堡—普鲁士升格为王国。这是以臣民的躯体为抵押，换取的一次“晋升”机会，大大满足了弗里德里希三世早就渴望称王的野心，也得到大多数容克贵族的支持。由于考虑到东普鲁士尚处于德意志帝国版图之外，他有意选择了“普鲁士王国”作为统一国号，以示新国家不受皇帝管束的独立性。1701年1月18日，弗里德里希三世在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意为国王之城）加冕称王，改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普鲁士国王”这一称号起初仅限于东普鲁士，即“在普鲁士的国王”（the King in Prussia）；后来这一称谓的法定权力扩大到他的整个领地，变为“普鲁士的国王”（the King of Prussia），“普鲁士”就成为邦国所有领地的代名词。这一变化表明国王提高权力和集合权力的倾向都得到加强。
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统治结束于1713年，代之而起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713—1740）重新恢复了其祖父大选侯的军事传统，使普鲁士逐渐发展成一个中央集权化的专制主义国家。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生性残暴，悭吝粗俗，喜好骂人、打人，是坐在普鲁士王座上的粗暴农民。他鄙视一切带有文化气息的事物，唯独对扩充军队、巩固权力情有独钟。为了创造维持和加强军队的前提，他执政后立即废除了他父亲奢侈浪费的宫廷生活，削减王室经费的3/4，用于军队建设。除了军队，他对花费每一分钱都十分吝惜。在赴柯尼斯堡加冕的时候，他花费2547个银币就完成了这一隆重的典礼，而他父亲为此曾花费500万银币。他爱护军队，却以棍棒、体罚惩戒任何玩忽职守的个人。他喜欢穿一件简朴的士兵制服潜行于柏林的大街小巷，像领主对待他的庄园一样监督整个国家。这位“军人国王”曾以喜爱高个子士兵而闻名遐迩。在他的“长汉团”里，成员的身高均在6—7英尺，既从欧洲招募，也接受过彼得大帝从亚洲送来的几位。由于从境外招收的士兵日益增多，专门从事招兵的军官多达一千余人。为扩大兵源并保持军队合理的年龄结构，1733年5月他颁布了“征兵区条例”。条例把全国分为若干区，每区5000户，各区必须为驻扎在本区或本区附近的某一团队提供兵员，并保持适龄青年的比例。这种招募制以后长期为他的后继者所仿效，并为全民兵役制铺平了道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不仅重视扩大军队的数量，同时十分注意通过严酷的训练不断提高军事素质。他为军队规定了新的训练方式和演习形式，力求通过严格的操练，使士兵养成守纪律、讲服从的习惯。为了吸引容克贵族子弟进入军队，他创办了专门的贵族士官学校，为他的军队培养高效、廉洁、富有自信的军官队伍。在威廉一世统治时期，除了继承地产的长子以外，其余的容克子弟差不多都成了穿制服的军官。他把贵族和农奴的关系搬进了军队，军官也像容克地主对待农民一样对待他们的士兵。国王本人，由于沉湎于军事操练，也被人们视为一位出色的军事教官。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也像他的祖父一样，对他苦心经营的军队爱护备至，经常备而不用，以至于他本人实际上并没有亲自作过战。在维也纳宫廷，这位“一直舞刀弄枪，却从不拨动扳机”的国王，常被传为笑谈。然而他和平时期拥有的军队已远远超过其祖父在战时的数量。在他继位时，普鲁士军队数量达4万人，而在他离世前已扩大到8.3万人。在当时柏林的10万人口中，仅士兵就占去2万，这是一个超过任何欧洲城市的比例。此外，由于这支军队不常作战，他还拥有一笔为数700万银币的军费余额。这是一笔与他的国家幅员和人口极不相称的积蓄，而由它所供养的军队同样是一个与人口和资源极不相称的庞大力量。就人口而论，普鲁士居欧洲第13位；就面积而论，它只占第10位，而它却超常地拥有欧洲大陆第4位的强大军队。与法国的16万军队、俄国的13万军队、奥地利的10万军队相比，普鲁士所维持的8万军队可以说已达到人口和资源所能承受的极限。如果考虑到这个新国家形成的较短历史，那么，这就是一个统治者通过宰割本国人民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做到了一个君主能为军队所做的一切，他是普鲁士军事立国原则的真正开创者。在这方面他已超过其祖父大选侯。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于他通过完善国家税收体系，为维持军队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经费来源，此外，为强化中央集权对政府机构的改革和对文职人员的改组，也为他实施军事立国的战略提供了制度方面的富有效率的支持。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经济政策是完全适应他的军队发展需要的。在他统治末年，国家收入增加到大约700万塔勒，其中有600万花费在军队身上。工业、商业、文化、农业等一切都以军队的需要为转移，并且只有在能够为增加军队税源的时候，才会受到国王的重视和鼓励。为了维持和扩充军队，国王开始像他的祖父和西欧国家的君主一样关心能提供税收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国家工场以及初步的保护关税制度也跟着建立起来。1721年，他开始对波兰的进口谷物征收进口税，1732年则完全禁止进口波兰谷物。根据同样的精神，1718年已禁止原羊毛出口；补充的措施则是禁止进口外国布匹和棉花。通过保护关税得到发展的手工工场，不只是有助于筹措资金，还为扩大军需品生产创造了条件。其中为制造军服建立的柏林仓库，就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国家工场。此外，他还特意不定期地组织一些集市和博览会来增加商品流通，以扩大国家的税收来源。
同大选侯一样，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积极鼓励从德意志各地或国外向普鲁士移民，移民的成分主要是新教徒，人们甚至认为在启蒙运动开始以前，这位军人国王就异乎寻常地允许信教自由了。1732年，大约有两万多名新教难民被奥地利人驱逐出萨尔茨堡教区，他们被吸引到普鲁士，虽历经无数苦难，最后都在东普鲁士定居下来。此后来自德意志各地的移民源源不断地前来。他们许多人拥有财产，并掌握一定的工艺，在普鲁士享有免服兵役、迅速开业、一段时间可不纳税的优待。即便是农民，也可得到提供路费、给予土地，也许还有牲畜和家具的承诺。正因为国王把人看作是“最大的财富”，有计划地引进国内，所以普鲁士的人口增长率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可与之相比拟。18世纪勃兰登堡的人口密度增加了两倍以上，其中有20%源于这个时期的移民或其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