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不错的行动——我们独自到了伦敦。我们问了去舰队街的路，父亲说所有报社都在那里。人们说往拉特盖特山直走，但事实上完全是另一条路。幸好我们没有直接往前走。
我们到圣保罗后，诺埃尔要进去，我们看见了戈登[1]被埋葬的地方——他的墓碑。鉴于他的身份，墓碑显得很一般。
我们出来时走了很长的路，问了一个警察，他说我们最好从斯密斯菲尔德走回去，我们听从了他的建议。除了走很长的路，天气也相当阴沉。诺埃尔感到很累了。他是一个瘦弱的小家伙，我想那都是做诗人造成的。我们在不同的商店里买了几个面包吃——用那2先令付的钱。到了舰队街时，已近黄昏了，煤气灯已经点亮，电灯也亮了。有一个标明妓院的彩灯忽隐忽现。我们去了《每日记录》报社的登记室要求见编辑。这是一间大办公室，非常明亮，摆设着黄铜器皿、红木家具和明亮的电灯。他们告诉我们编辑不在这儿，在另外一间办公室里。于是我们沿着一条肮脏的街道走去，来到一个看起来非常阴暗的地方，里面有个戴着眼镜的人，好像是一个老古董。他要我们写下姓名和来做什么。奥斯瓦尔德就写下了姓名：
奥斯瓦尔德·巴斯特布尔
诺埃尔·巴斯特布尔
至于做什么完全是保密的。
然后我们在石阶上等着，那地方非常通风。戴眼镜的人打量了我们，好像我们才是老古董。我们等了很长时间之后，一个勤杂工才走来说道：
“编辑不能见你们，把你们的事写下来好吗？”他笑起来，我很想当头给他一拳。
诺埃尔说：“行，如果你给我笔和墨水，以及纸和一个信封，我就写。”
勤杂工说他最好通过邮局寄来。但是诺埃尔有点固执，这是他最大的缺点。他说：
“不行，我现在就写！”
我便支持他说：“自从煤矿罢工后，你看看本来便宜的邮票涨成什么样了吧！”
勤杂工咧嘴笑了。戴眼镜的人给了我们笔和纸，诺埃尔就开始写。奥斯瓦尔德比他写得好，但诺埃尔要自己写。过了很久才写好，信纸弄得满是墨水：
亲爱的编辑先生：我希望你发表我的诗，然后付给我稿费。我是莱斯丽太太的一位朋友，她也是一个诗人。
你亲爱的朋友
诺埃尔·巴斯特布尔
他反复地舔了信封把信封起来，好让那个勤杂工上楼时不可能看到信。他在信封上写着“特别保密”，然后把信交给了勤杂工。我想那没有什么用。但一会儿后，那个讪笑的勤杂工回来了，他十分尊敬地说道：“编辑说，可以请你们上楼吗？”
我们上了楼。里面有许多楼层和过道，这时我们听到一种奇怪的锤击的嗡嗡声，闻到一股非常难闻的气味。勤杂工现在非常有礼貌了，他说我们闻到的是墨水味，嘈杂声是印刷机发出的。
走过漫长阴冷的走廊，我们来到一间屋门口，勤杂工开门让我们进去。那是一间宽敞的屋子，室内铺着宽大柔软、蓝红相间的地毯。尽管才10月份，但这里已烧着熊熊的炉火，一张带抽屉的大桌上堆满了报纸，就像父亲书房里那张桌子一样。一位绅士正坐在桌子的一边，他长着淡色的胡子，淡色的眼睛。作为一个编辑，他看起来非常年轻——几乎没有父亲岁数大。他看起来非常疲倦困乏，好像他很早就起床了。但他很友好，我们喜欢他。奥斯瓦尔德认为他显得很聪明。奥斯瓦尔德被认为是个会看相的人。
“唔，”他说，“你们就是莱斯丽太太的朋友？”
“我想是的，”诺埃尔说，“她起码给了我们每人1先令，而且她祝愿我们‘狩猎成功’！”
“狩猎成功，嗯？瞧，你们这首诗怎么样？哪一个是诗人？”
我想不到他能这样问！人们说就奥斯瓦尔德这个年纪，他是一个看起来很具有男子汉气概的孩子。可是，我想他被冒犯时是显得很糟糕的。于是我说：
“这是我的弟弟诺埃尔，他是诗人。”诺埃尔脸色变得很苍白了。他有些地方特别讨厌，就像一个女孩子。编辑让我们坐下，他拿起诺埃尔的诗读起来。诺埃尔的脸色越来越白了，我真的想到他要昏倒；我不小心用凿子划伤他以后，把他的手弄到冷水管下时，他就是这样。编辑读了第一首诗——就是那首写甲虫的诗——他起身背对我们站着，一点儿也没有礼貌。但诺埃尔却认为他这样做是“掩饰激情”，正如书中的那些人物一样。他读了所有的诗，然后说：
“我非常喜欢你的诗，年轻人。我要给你——让我想想，我该给你多少稿费呢？”
“尽量多付一些。”诺埃尔说，“你知道，我需要很多钱才能让衰败的巴斯特布尔家恢复过来。”
绅士戴上眼镜，仔细地看了看我们，然后坐下。
“这是个好主意。”他说，“告诉我，你们是怎么想出来的。喂，你们要喝茶吗？他们刚把我的送来了。”
他按一下铃，那个勤杂工端着茶盘进来了，茶盘上放有茶壶和一只带茶托的茶杯及其他东西。我们与《每日记录》报的编辑一起喝茶。我想此时的诺埃尔非常骄傲，尽管我是以后才想到这一点的。编辑问了我们许多问题，我们也告诉了他不少，但我并没有要把恢复家庭财产的所有原因告诉给一个陌生人。我们大约待了半小时，离开时他再次说：
“我的诗人，我会把你所有的诗都发表。现在你认为这些诗值多少钱？”
“我不知道，”诺埃尔说，“你知道我先前并不是写诗卖钱的。”
“那你为什么写诗？”他问。
诺埃尔说他不知道，他认为只是因为自己想写诗。
“为艺术而艺术，嗯？”编辑说。他显得特别高兴，好像诺埃尔说的话很聪敏。
“嗯，1个几尼[2]的金币，你同意吗？”他问。
编辑问：“嗯，1个几尼的金币，你同意吗？”
我在书中读到过关于人们因茫然而说不出话，因激动而哑然无声的情景；我读到过人们因惊奇、高兴或者其他情况变得木然的情景；但当我看到诺埃尔张着嘴巴站在那里盯着编辑的时候，我才知道那种表情是多么的傻。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然后变成绯红色，就好像你在调色板上抹上越来越多的绯红色的颜料一样。但他没有说一句话，奥斯瓦尔德只得说：“我非常赞同。”
于是，编辑给了诺埃尔1镑金币和1先令，同我们握了手，拍了拍诺埃尔的背说道：“振奋起精神，老弟，这是你第一次领到几尼，但不会是最后一次。现在回家吧，约10年后你会给我送来更多的诗。不会提前——明白吗？我仅仅接受你这首诗，因为我非常喜欢它；但我们根本不会把它登在这份报纸上。我得把它登在我了解的另一份报纸上。”
“你的报纸上刊载些什么呢？”我问，因为父亲总是看《每日记录》报，我不知道《每日记录》报怎么样。我们选择这份报纸是因为报社有显耀的办公室，室外有一口发光的钟。
“噢，新闻，”他说，“有关名人的单调无味的文章和报道。现在你认识什么名人吗？”
诺埃尔问他名人是什么。
“噢，王后和王子，有封号的人以及作家、歌星、表演家——或干出什么机灵的或邪恶的事的人。”
“我不认识什么邪恶的人。”奥斯瓦尔德说，他希望自己认识狄克·特平，或者克劳德·杜瓦尔，能够把他们的事情告诉编辑。“不过我认识一个有封号的人——托特纳姆勋爵。”
“那位保护主义者，一个疯老头，嗯？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我们也不是很了解他，同他说过话。但他每天下午3点钟都去石南丛，就像巨人一样迈着大步——披一件黑色大衣，仿佛丁尼生[3]勋爵在他身后飞跑一般，他津津有味地自言自语。”
“他说什么？”编辑又坐下来，不停地摆弄着一只蓝色铅笔。
“我们只有一次听到他说话，差不多能听明白。他说‘先生，诅咒这个国家吧——要毁灭和荒废！’然后他一边迈着大步，一边打着荆豆丛，好像它们就是敌人的首领。”
“形容得好极了，”编辑说，“嗯，继续讲。”
“我就知道这么多。他每天都停在石南丛的中央，四周打量着看看是否有人。如果没有人，他就把衣领取下来。”
编辑打断他的话——这被认为是粗鲁的——说：
“你不会夸大描述吧？”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奥斯瓦尔德问。
“我的意思是吹牛了。”编辑说。
奥斯瓦尔德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说他不会撒谎。
编辑只是笑起来，并且说夸张和撒谎并不是一回事，知道自己在扮演什么才是重要的。于是奥斯瓦尔德接受了他的道歉，继续说下去。
“一天我们藏在荆豆丛中，看见他又那样做了。他解下衣领，换上了一条干净的衣领，把脏的那条扔在了荆豆丛中。后来，我们把它拾起来，原来那是一条纯粹的纸衣领！”
“谢谢你。”编辑说着站起来，把手放进口袋里，“完全值5先令，给你。你们回家前愿意看看印刷室吗？”
我把5先令装进口袋，感谢了他，并说我们非常喜欢这样。他叫来另一位先生，和他说了一些事情，我们没有听见。然后他再次与我们道别。诺埃尔一直没有说话，此时他开口道：“我已经作了一首关于你的诗，诗名为《致一位高尚的编辑》。我可以把它写下来吗？”编辑把那只蓝色铅笔递给他，他在编辑的书桌旁坐下写起诗来。后来他尽力回忆，告诉了我这首诗，其内容如下：
愿你生活中得到最美好的祝福，
我想你应该获得美好的祝福，
因为你将发表我的诗歌，
你能获得此首以及我另外的诗作。
“谢谢你，”编辑说，“我想以前从没有人给我写过诗。我要把它珍藏起来，我向你保证。”
然后另一位先生谈了一些有关米西纳斯[4]的事。我们去看了印刷室，兜里至少装着1.7英镑。
这的确是狩猎成功！
但是，他根本没有把诺埃尔的诗刊登在《每日记录》报上。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在车站的书摊上看见我们的故事被刊登在一本杂志上，我想一定是那位显得困乏的好心编辑写的。不过故事一点都不有趣。其中谈了许多诺埃尔和我的事，把我们描述得都不对，还谈到了我们怎样与编辑喝茶。诺埃尔的诗全部被写进故事里。我想那位编辑似乎在拿它们取笑。但诺埃尔看见他的诗被刊印出来相当高兴——那就行了。我高兴地说，无论如何那不是我的诗。
注释
[1]戈登（1751～1793），伦敦反天主教暴乱的煽动者。
[2]几尼，旧英国金币。
[3]丁尼生（1809～1892），英国诗人。
[4]米西纳斯（公元前70～前8），罗马贵族，巨富，著名的文学赞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