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原来已经写好了一篇本书的序，但写成后觉得和书中多处重复，而且内容又杂七杂八，没有多大意思。加上由于本书代序中所说《科技日报》记者尹传红先生的促进，要求我重新整理和补充我科普创作的历程和经验，结果诞生了我科普创作（也是科学研究）的第三次认识飞跃。于是决定用这三个认识飞跃为主线，重新总结过去，作为新的代序。而把其他杂七杂八内容统统放进这篇后记里去。而且，由于序是书稿完成后写的，也给书增添了新的内容，因为书中第三次飞跃内容还没有来得及在书中具体展开。
首先，后记里我最想说的是，我真的是托了社会主义的福，我有机会、也有很好的条件，几乎一辈子无忧无虑地都在研究我喜爱的中国气候，所以才得以有如此的小小“成绩”。当然，我并不因其“小”而有所松懈，因为我认识到我研究工作的意义，是尝试在气象学（自然科学）和传统文化（社会科学）之间建立联系，创立一个全新的学科。虽然我只是刚刚在开头。
第二要交代的是本书中所用的气候分布图。我本意是选用中国气象局最新出版（气象出版社，2002）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图集》中的相应图幅，再抽去其中约一半等值线以适应本书缩小后的篇幅。但后来考虑到工作量太大，因而最后用的是气象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10卷本《中国气候丛书》（我是该丛书副主编）中，《中国气候总论》卷中我分工撰写部分中的相应图幅，这对一般读者来说，是没有影响的。
第三是书中文字部分使用资料的年代。由于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气象局没有整编出版过全国的气候资料，因此本书使用的是1984年中国气象局内部整编出版的681个国家基本气象台站的6卷本《1951～1980中国地面气候资料》。由于气候资料年代关系，文字中的气候数据与最近30年气候数据之间，有可能会出现很小的不一致，但因为一般读者不从事气候变化研究，因此一般不会影响读者阅读。
第四是关于书名。我原来起的书名叫《中国气候及其文化影响》。此书本用以代替我主写的《中国的气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34万字），以进入本出版社的《中国读本》系列。交稿后出版社改变计划，把本书列入《关注》系列，并把书名改为《关注气候——中国气候及其文化影响》。我的直观感觉是，现代气候热点问题是气候变化，也就是全球变暖。因此这样一改有可能会造成“偷换概念”，甚至“名不副实”的误解。不过仔细一想，因为“关注气候”并非就是“关注气候变化”；而且中国气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过去无人进行系统研究，因此作为一个新问题提出来引起关注，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因此不仅是可以的，而且也是需要的。因此我便欣然从命。
第五要说的是对家人的愧疚。由于我工作过于“勤奋”，许多家务便落在了夫人张辉华女士的身上。例如有同事还记得这样一个镜头：她带着两个幼小女儿拖着煤气桶去局煤气站换煤气。这种重活应由我来做，可我却在家伏案。孩子小时我很少带她们出去玩，也很少管她们的学习。
张辉华女士年轻时大力协助我的工作（我们是同行），经常一起讨论书稿（所以有几部书是我们俩人一起署名的），甚至她曾组织两个女儿一起校对我62万字的专著《地形降水气候学》（科学出版社，1995）清样。现在她仍大力支持我继续著书立说，完成我的“最低纲领”。例如本书责任编辑张婧女士多次电话约稿，都是她接的电话并催我作复，否则也不会有今日本书的诞生。
我对不起她的还有，她本是个酷爱整齐和清洁的人，但我却把家弄成了一个“书、报、刊废品收购站”（她的大妹妹张恩慧语）。而且我虽人已年暮而仍忙得力不从心，“改邪归正”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她却一直忍耐到今天。
应该说，我在科学事业上是努力的，但对家庭来说我却是自私的。我要向家人说声对不起！
最后是感谢。我事业上这点小小成功，光靠家人的支持还远远不够。在这54年中（我第一篇文章发表在1959年末《人民日报》副刊），给我帮助、给我发过书稿的编辑（领导）不下百位。2005年夏我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一次会上（出版社全体编辑参加）有个发言，题目就叫“敬畏编辑”，借此表达了对编辑们的一点感恩之心。
林之光于北京
201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