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在兴国之初，曾以宽大的政治胸怀，容纳并同化了许多非罗马人，并给予他们罗马公民权或半拉子罗马公民权或让他们保持一定的自治地位，这是罗马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从公元382年提奥多西乌斯一世允许整个日耳曼部族作为自给同盟单位，定居于帝国境内开始，在日耳曼人已经不是个别的而是整族定居帝国境内时，罗马人却对这些外来者采取鄙视和厌恶的态度，尽管这些外来者开始采取了合作态度，日耳曼人组成的军队也成了西罗马帝国最具战斗力的军队。日耳曼人开始并没有奢望独立于罗马或蔑视它的制度，他们只想分享它的一部分利益，主要是占有可耕的土地，以便定居和生活。甚至阿拉里克开始时也只是想建立一个两个民族能和平共处的新形式和一个统一的日耳曼—罗马民族。他的儿子阿泰尔夫说自己“渴望全面恢复罗马的声誉并用哥特人的力量来增强它的荣耀”。这些要求联合的呼吁却没有得到罗马人的回应。罗马人对日耳曼诸部族的厌恶是如此之深，即使是支持和日耳曼人共处并认为这些未开化的人比罗马上流社会好的萨尔维安也指责说，哥特人是背信弃义的，阿拉曼尼亚人是醉汉，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和赫鲁利人是极端残忍的，阿兰人是贪婪的纵欲者。帝国统治者对这些外来的日耳曼移民采取一种种族隔离政策，把他们看作是不可同化的一大群有标记的被遗弃的低等人，罗马人甚至被严厉禁止穿日耳曼移民的衣服。这些外来移民除精神上遭到种种侮辱性的对待外，还要遭受地方官吏的残酷剥削和欺压。厌恶、鄙视、仇恨日耳曼人成了正常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日耳曼移民也一改往昔企望分享罗马人荣耀的态度，用憎恨罗马人来回报罗马人。移居帝国的日耳曼部族不时掀起反罗马的骚乱和起义，给了帝国非常沉重的打击。
近现代，有些鼓吹种族优越论的人认为，西罗马灭亡是因为它的种族集团成员的纯洁性遭到玷污。这是种褊狭的发臭的种族主义论调。罗马人从来就不是单一种族，从一开始，罗马人就是由许多种族混合而成的。恰恰相反，帝国没能把移居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融合于帝国社会中和罗马人与这些日耳曼人的对立是导致西罗马帝国迅速灭亡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如果罗马人能与日耳曼人融洽相处，西罗马帝国是有可能继续维持的。
日耳曼人的一些部族领袖受罗马人仇视他们态度的影响，也采取仇视罗马的态度。汪达尔人的领袖该塞里克完全不屑于当罗马的同盟者，不屑于和罗马和平共处。他侵占北非，建立了一个对罗马极不友善的完全独立国家。同时，西哥特国王尤里克（公元466—484/485年）也使他的在高卢和西班牙的人民成为另一个完全独立的民族。他钦定的《法典》（公元475年）规定，他的王国里的日耳曼人不得和罗马人进行任何形式的合并，他们应完全隔开，彼此区分。隔离成了双方的共同政策。在《法典》颁布后的第二年，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奥古斯都就被他的日耳曼将军奥多爱瑟废黜了。意大利成了日耳曼人的国家。
6.信仰的变化：基督教带来的不利因素
基督教也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一个原因。基督教的兴起并成为帝国的国教，使帝国境内的居民分裂成基督教徒和异教徒，而基督教又分成不同的教派。基督教有强烈的排他性，对异教和异端都极尽迫害之能事。正如吉本所说：“教士们卓有成效地不停地宣讲忍耐和自强的学说，社会的积极向上的美德遭到了压制，尚武精神的最后一点残余，也被埋葬在修道院中。公、私所有财产中的绝大部分被奉给了慈善事业和拜神活动的无止境的需求；士兵的粮饷多被化在成群的禁欲、法身为唯一品德的毫无实用的男女身上。教会，甚至整个国家，都陷入常会形成血腥斗争而且永远无法调和的宗教派别纷争之中去。罗马世界遭受到一种新形式的暴政的压迫，受尽迫害的教派会变成他们国家暗藏的敌人。”
基督教一开始是反世俗政权的，反富人的。它与帝国政府结合后，这一性质虽改变了，它的宗教活动仍对帝国造成不小的损害。拒绝参加公共社会生活的退隐者人数激增就是这种损害的反映。许多人在发现社会经济状态无法容忍时，就深藏到基督教的修道院中，成了隐士、修道士或修女，他们使自己完全脱离社会，就像他们从来就不是社会的一部分。随着一些优秀杰出的传教士卓有成效的布道和宣传，隐士和修道士的禁欲生活成了一种高雅的生活。基督教不仅吸引了大量想要逃离社会的人，让他们过禁欲的修道生活，从而使国家失去了极度需要的人力和税收，而且禁欲主义的流行，还使不少没有成为修士的人也热衷于独身生活。在基督教史上有重大贡献的奥古斯丁和杰罗姆以及他们的布道者都把这种禁欲主义说成是普通人可接受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流行，造成出生率的下降，进一步减少了潜在的士兵数量。在中国，皇帝对于大量人口变成道士、和尚等出家人，从而造成劳动人口减少、消费人口增加的现象，往往采取激烈的措施，强迫一些出家人返俗，中国以无后为最大的不孝观点也使中国人很少有过独身生活的。罗马政府虽也感觉到大量人口过退隐生活给帝国带来的危害，却没有也无力采取有力的措施制止。
基督教得势后，对其他宗教采取非常激烈的措施，称它们为异教。它们的胜利女神塑像被从元老院院址扔了出去。提奥多西乌斯一世通过了一整套力图彻底消灭异教的法令，他下令关闭了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古代神庙。在北非，教堂被毁，引起了异教徒的宗教骚乱。杰出的基督教教士奥古斯丁主张对那些从基督教转到异教者，基督要像将军一样，采取军事手段召回他的军队中的逃兵。对异教的迫害一直延续到公元5世纪40年代。到这时，异教徒几乎被灭绝了。这种对异教的迫害，加剧了罗马内部的不团结。
基督教内部不同教派的冲突也对帝国起了分裂与破坏作用。帝国政府本想用基督教统一思想，结果事与愿违，基督教对异教和异端的迫害，进一步加剧了帝国的分裂。
其实，罗马帝国转变成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是对其祖先的背叛，是对传统的否定。基督教把其他宗教一律视为异教，认为除上帝外没有其他真神。这就使罗马人原来信仰的宗教成了异教，原来崇拜的神也不成其为神了。这种信仰的改变对罗马造成的损害是很大的。基督教并没有使罗马帝国团结起来，而是更不团结、更分裂了。基督教其实正是在罗马帝国衰败中发展壮大的，在人们失去希望、丧失信心中壮大的，而基督教所给予人的希望和信心，不是世俗的，是上帝的，是来世的。君士坦丁死时才接受洗礼也正是希望死后上天堂。基督教对上帝的崇拜，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世俗政权的威胁。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的影响和权威反而更大了，犹如罗马政治经济地位下降后，罗马主教的权力和影响反而增大了一样。实际上，没有罗马帝国的灭亡，就不会有西欧的中世纪，不会有中世纪不可一世的基督教。基督教在东罗马帝国的影响和地位就不如在西方，东正教就没有一统的教皇，也没有形成凌驾于君主权力之上的宗教权力，因为东罗马皇权又延续了一千余年，因为东方的君主权力是绝对的、唯一的。
基督教皇使罗马人的传统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也并不能使罗马完全摆脱传统的影响，这就如一个人不能完全摆脱遗传因子的影响一样。事实上罗马的传统仍有很大影响，教育方面，大学、中学里仍然以传统的自由七艺，即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学、音乐为主，不过后四艺几乎不再讲授了，只剩下三艺了。基督教没有可与之匹敌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基督教除了提供《圣经》（其中一半是犹太教的）外，没有提供任何可供人学习的东西。
7.本质原因：城邦制度的不适应性
当然，西罗马帝国灭亡除上述原因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罗马帝国是在城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特殊情况，没有一个城邦像罗马这样发展成地跨欧、亚、非的统一大帝国。希腊诸城邦都没做到这一点。城邦的基础是普通的公民参政权，是直接民主，是全体公民对城邦的热爱和忠诚，城邦没有庞大的官吏队伍，官吏基本上都是不拿俸禄的。这种城邦制度只适用于小国寡民。只有小国寡民，公民彼此熟悉了解，才能实行直接民主。它根本不适合一个大国。罗马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例外，它的成功是在逐渐否定城邦制的过程中实现的。罗马帝国给人不三不四的感觉，不是共和制，但也不是东方式的君主制，罗马帝国灭亡时仍有元老院，仍保留有共和制的痕迹。剪不断，理还乱。罗马君主的权力也不是像东方君主的权力那样是唯一的、不可分割的。罗马经常出现两帝共治，甚至四帝共治就是例证。罗马的成功中就包含有导致其灭亡的因素。频繁的对外战争、大量的奴隶劳动是罗马繁荣的重要原因，但正是战争和奴隶劳动使自耕农日益萎缩，而小农的萎缩又导致兵源严重不足，雇佣兵便逐渐取代了公民兵。小农的萎缩既使帝国失去了勤劳的生产者，又使罗马失去了最忠诚的战士。古代的国家，一般地说，小农的情况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中国就是如此。罗马灭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小农的破产以至几乎完全消失。罗马和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发展是建立在继承旧的一套的基础上的，所谓汉袭秦制就是如此。罗马是在否定过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把过去全都否定了时，它本身也灭亡了。
西罗马的灭亡还有其他原因，如统治阶级的腐化、皇帝和统帅的无能等。
罗马帝国灭亡了，犹如黄鹤，一去不复返。在西罗马帝国境内建立了大大小小的蛮族国家，高卢南部和西班牙是西哥特王国，高卢东南则为勃艮第人所控制，法兰克人占据了高卢北部，意大利建立了东哥特王国。伦巴德人后来占领了波河流域。公元800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曾基本上统一了西欧，并由罗马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说明蛮族虽摧毁了罗马帝国，却仍对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怀有崇敬之情。查理曼帝国在他死后就分裂了，后来逐渐演变成法、德、意等民族国家。
罗马帝国虽灭亡了，但罗马却仍是不朽的。帝国的兴亡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和引人深思的启示。罗马帝国是唯一的，它的兴亡轨迹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同。因为有了罗马帝国，世界才更显丰富多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因为有罗马帝国，才有近现代的西方文明，罗马文明是近现代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不了解罗马帝国也就不能真正了解今天的西方世界，这就是我们探讨罗马帝国兴亡史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