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在此期间，围绕着中国广播电视的性质、任务、功能及广播电视宣传、技术管理、产业经营、受众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举办了一系列的研讨会，发表了大量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也出版了一批理论专著。这些成果具有科学性、理论性、系统性、应用性、前瞻性的特征，标志广播电视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逐步成熟。
第四，全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格局形成，不同的载体特色突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广播电视研究逐步形成了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决策理论、史学研究的完整格局。科研院校从事广播电视教育和研究的人员构成了中国电视基础理论研究的主体；而媒体的从业人员则形成了中国广播电视应用理论研究的主体；广播电视管理部门、机构或研究院所构成了决策理论研究的主体；科研院校及各局台史志办构成了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的主体。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现代传播》成为了广播电视基础理论研究的重点阵地；《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成为了决策理论研究的主要阵地；《电视研究》、《中国广播》则成为电视、广播应用理论研究的重要阵地；《中国电视》、《当代电视》成为研究电视文艺的主要载体。这几类研究群体和研究阵地，在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下，相互补充，共同推进了中国广播电视学科理论的发展。
4.成型阶段（2001年至今）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围绕诸多新问题、新热点、新难点进行深入研究的创新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电视理论研究队伍进一步扩大，主体身份更加多元。随着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理论研究队伍逐步形成了三大派别：一是学院派。目前我国有800多所高校办有广播电视相关专业，从事各类广播电视教学研究的达两万多人，他们是广播电视基础理论的主要研究者。二是实践派。截至2012年年末，中国广播电视从业人员达82.04万人，其中有学术研究能力和理论著述的约三万人，主要从事应用理论研究。三是管理派。这类研究人员一般由广播电视领导部门和直属专业机构的研究者构成，主要从事广播电视管理和决策研究。除此以外，再加上一些交叉学科的研究力量，目前国内有近六万人从事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其中四百多人获得过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授予的全国广播电视“十佳百优”理论人才称号。参见张君昌：《十年成果炳史册广播电视著华章》，《光明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7版。当然，这些派别并非截然分野，常常跨界组合、相互渗透。
第二，国家加大投入，各级各类广播电视研究课题大大增加。1983年，我国设立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金研究项目，1990年，《中国广播电视通史》成为第一个获得立项的广播电视类项目。在以后的十年里，列入国家学科基金项目的广播电视课题总计17项。进入21世纪以来，每年都有若干关于广播电视研究的国家课题立项，再加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及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的立项，国家层面组织的理论研究大大加强。另外，广播电视在研究形式上也发生了变化。网络作为一种研究平台，为广播电视的研究提供了广阔天地，其中典型的就是央视网。
第三，围绕十年的发展，深化决策理论、应用理论研究，且重点特色突出。进入21世纪以来，针对中国广播电视发展当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及热点问题，如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广播电视数字化网络化、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的融合、新闻传播理念嬗变、广播电视新闻改革及广播电视节目评估体系等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第四，研究系统趋于完整，学术成果更加丰富，广播电视学科建设基本成型。进入21世纪以来，在广播电视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特别是在广播电视本质理论方面，加强了广播电视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法律、道德、科技方面深入的研究。在广播电视传播学、美学、艺术学、批评学、语言学等方面出现了大批的成果。应用理论方面，围绕广播电视新闻、文艺、频道、栏目、节目、专题片、纪录片、电视剧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000年以来，我国广播电视学类著作出版数量每年都呈上升趋势。但广电理论研究还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加强。
一是要继续加强广播电视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我国要在2020年由广电大国变成广电强国，就必须在广播电视基础理论的学理性上下更大工夫，比如广电与文化，广电与法律，广电与经济，广电与道德以及广电与传播，电视与美学等，都应该在学理上加以深化。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同时，以开放的态度合理地借鉴西方电视基础理论研究中的合理部分，同时还要借鉴其他相关的科研成果。
二是要继续深化广播电视应用理论研究，特别要在广播电视节目创新上下工夫，要从广播电视传播的各个环节、各个要素的相互关系中拓宽研究视野，从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满足人民群众对广播电视的新期待、应对新媒体时代对广播电视的新挑战及从广播电视传播深层动态环境中丰富报道内容、开拓新的节目样式。
三是要继续强化广播电视决策理论研究。决策的科学、民主是广电科学发展的前提。现在中国广播电视处于一个突破时期，很多问题的解决需要正确的决策理论研究的支持，从而防止事倍功半、翻烙饼和贻误机遇期。
（二）当代广播电视学文献概述
1986年7月，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召开了首次广播电视学研讨会，这次会议把广播电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宏观、总体上进行了综合研究。同年10月15日，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章程》把“开展广播电视的学术研究，促进中国广播学、电视学的建设和发展”作为学会的首要任务，这标志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学已经由少数人的倡导变成了全系统的意志，从而使广播电视学研究进入了系统化、学科化的新阶段。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由当代中国广播电视编委会编辑的《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和施天权所著《广播电视概论》，这是国内较早对广播电视学进行总结研究的著作。1990年，由阎玉主编、由26位专家历时4年编著的《中国广播电视学》开创中国广播电视学研究之先河。正如在该书《导言》中所说，“像这样全面、系统地论述广播电视学的专著，本书是第一部。”阎玉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这一时期的专著还有朱羽君、王纪言、钟大年主编《中国应用电视学》、黄匡宇著《理论电视新闻学》、吴信训著《实用电视传播学》、张君昌著《应用电视新闻学》、苗棣、范钟离著《电视文化学》，杨伟光主编《中国电视论纲》，等等。
2000年以后，广播电视专著明显增多，学科覆盖广泛。有欧阳宏生著《电视批评论》、周鸿铎著《广播电视经济学》、张振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新论》、黄勇主编《广电蓝皮书·2006年中国广播影视发展报告》、孙宝国著《中国电视节目形态研究》、李兴国等主编《中国广播电视文艺大系（1977—2000）》、王庚年主编《国际传播发展战略》、庞井君主编《中国视听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刘习良主编《中国广播电视改革发展十年回眸（2001—2010）》等。
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理论专著，为我国广播电视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也为中国广播电视学的成熟及本书的撰写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