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达也是个贝塔减，二十多年前原是现在的孕育与条件设置中心主任的女朋友。那时两人一起去印第安保留地旅游，她却因外出遇见特大风暴，掉到山谷中，和男朋友失散，便留在了那里，过起原始的生活，生下了她与那男朋友的孩子。她除了会新世界的胎孕员工作，其他什么都不会。她在印第安村受到了种种歧视，尤其是因为她坚持新世界的习惯，跟任何男人都上床，遭到妇女们的妒忌和仇恨，甚至殴打。二十多年后她被伯纳带回了伦敦。在印第安保留地时她非常向往伦敦，来到伦敦后却什么都不感兴趣，一心只想度唆麻假。医生满足了她的要求，不断供应。野蛮人（她的儿子）担心会影响她的健康，医生却不以为然，理由是她在唆麻假里的日月很长，比清醒时的寿命长多了。唆麻的幻觉给了她充分的满足（包括了跟情夫波培的性满足），然后在昏沉里中了唆麻毒，死去了。
在我们看来，她的生活比列宁娜更庸俗、空虚甚至可耻。
这就是新世界里的妇女的典型人物，其他妇女也大体类似。
现在来看男人。
伯纳是阿尔法加，最优秀的品种，睡眠教育专家，业务挺棒。大约因为在胚胎期受到了酒精刺激，比他同种姓的阿尔法人个子小了一些，长相也差了一些，因此感到自己被看做局外人，便也以局外人自居，心怀不满；同时，他渴望着自由，不愿成为集体的一部分。他到了印第安保留地，抓住了他上司的把柄，把野蛮人母子弄到了伦敦，斗垮了上司，取得了胜利，成了社会名人。他便从此得意洋洋，觉得自己伟大，到处抛头露面，以要人自居，顺便也占点便宜。他得意时好吹牛，失意时却懊悔，自怨自艾。野蛮人拒绝参加他的派对，他虽然接受了他的解释，仍然心怀不满，想要报复，原因是别的人他不敢报复，却可以报复野蛮人。赫姆霍尔兹不计较他的糟糕表现，他一面感谢，一面也心怀不满，因为觉得赫姆霍尔兹居高临下，伤了他的自尊心。他的朋友野蛮人干预唆麻问题，他怕担干系，躲到一旁，却终于被算成肇事者。听说要受到处分，他又急忙跪倒在地，痛哭流涕，把责任都推到朋友身上，乞求总统宽恕，却仍然逃不过被送到海岛去的命运。
乍看去，他就是这样一个卑劣自私、没有骨气、没有是非、没有人样的家伙。可是这种评价倒是委屈了他。这是他的条件设置和睡眠教育培养的结果。新世界有一条规定：“智力和工作是成年人，感情和欲望是孩子。”伯纳身上所反映的正是这一条规定的结果。他的这些表现其实像个孩子。列宁娜和琳达也都一样。我们瞧不起她们其实也是委屈她们了。
只有赫姆霍尔兹似乎是个例外，他也许像伯纳一样在某个程序上出了问题，那条规定没有起到足够的作用，却惹出了麻烦。赫姆霍尔兹也是阿尔法加，是情绪工程学院的讲师，英俊漂亮，非常能干（缺点是“过分能干”），人缘很好，姑娘们都追求他。智力过高对于他所产生的影响跟生理缺陷对伯纳·马克思所产生的影响一样，都是孤独。他渴望自由，不想单纯是社会的一部分，也渴望体会到真正的感情，从中吸取营养，写出真正的好作品来。他因为想教学生学会写顺口溜的诀窍，引用了自己的一首作品，却被学生打了小报告，弄得很尴尬。他在唆麻事件里参加了打架，他激动、狂喜，高叫“终于自由了”，“终于做了人了”。他也被赶到海岛上去了。不过，他比伯纳强多了，他没有乞求怜悯，而是选择到气候最恶劣的地方去。这不是豪言壮语，而是在选择自己“充军”的地方，说不定要在那里过一辈子，真有几分悲壮。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仍旧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实际上他这个特例就会在那海岛上悄悄消失，不能够撼动新世界的一分一毫。
这就是新世界的高种姓人。他（她）们的个人品质各有差异，命运却都相同，在集权主义者的统治之下过着白领奴隶的日子——从灵魂到肉体都被命定了的白领奴隶。
新世界的口号是“社会、本分、稳定”。为了社会的稳定，人人要尽本分，其他的一律都被取消。传统文化没有了，书籍被限制了，科学被限制了，家庭没有了，父母兄弟姐妹没有了，爱情没有了，亲情没有了，友情没有了，人情没有了，连花朵也没有了，大自然也没有了。人们除了上班就只知道吃喝玩乐，听“色唆风”音乐，看感官电影，打电磁高尔夫，玩汪汪狗崽离心球，烦恼了就吞唆麻，高职位的男人带着漂亮女人去旅游。社会、本分和稳定霸占了人的一切，抹杀了人的一切。
难怪作者要在书前引用尼古拉斯·贝加耶夫那句话：“一个新的世纪也许可能开始，那时知识分子和有教养的阶层会梦想着以种种方式逃避乌托邦，返回非乌托邦的社会——那儿并不那么‘完美’，却更自由。”
面对这样的实际，我们还能说“人是多么美丽！啊，美妙的新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吗？
作者赫胥黎在序言里说，人们被给予了自由意志，不过是让他们在混沌与疯狂之间进行选择罢了。这不仅是说的那个新世界，也是说的他当时的现实社会。
作者是把这书称做寓言的。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带哲学意味的问题：一切物质欲望都满足之后，人是否就幸福了？他在序言里指出了另外一条路：一个清醒的社会。他说：在那个社会里宗教是对于人类终极问题的自觉的、理性的追求，是对于遍及宇宙万物的“道”、“理体”、高超的“神性”或是“梵天”的统摄全局的知识的追求。生活的压倒的哲学应该是一种高级的功利主义，其中最大快乐原则须从属于终极目的原则。
他的这种“高级功利主义”的理想是否能够解决问题还很难说，但是有一个道理却不会错：幸福总是与精神生活分不开的。物质生活固然重要，但忽视了精神生活，忽视了人的高贵情操和品德的培养，那个社会里的人绝不可能真正幸福。新世界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这在当前我国“一切向钱看”的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很值得读者深思。
本书在当时是颇为前卫的，它吸取了那时的许多新思想。较早的有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物竞天择理论，遗传学里的优生学理论，劣生学（dysgenics）理论，生物化学里的许多设想；其后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潜意识理论；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存在荒谬和反理性的理论；凯恩斯的社会总体消费与生产能力关系的理论。在写作手法上常使用空间的闪回变换来表现几个事件的同时发生，这种时空变换能够创造出特殊的效果，但也容易让人理不清头绪。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第三章里的后半部分。那里有三组人同时在不同的地方活动：在一个地方总统在对学生们演说（其间还夹杂了幼儿园的活动）；在另一个地方列宁娜在和范尼谈话；在第三个地方亨利·福斯特在和条件预定室主任谈话（被伯纳偷听到了）。叙述在三组人之间频繁反复地闪回，有时一组只出现一两句话。这样的闪动，是很容易造成读者的混乱的。为了理清头绪，不使读者迷惑，译者将三组对话分行相隔，加以区别，敬请注意。
本书是把美国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当做神来写的，含有一些嘲弄的意味。不过，在美国，亨利·福特的故事确实有点像神话。一个农村的孩子，十六岁进城学手艺，后来竟然自己装配了汽车，发展成了庞大的几乎无所不包的汽车托拉斯，大大推动了美国的产业革命，改变了美国社会的结构，也的确很了不起。
1896年他试制出了他的第一部汽车，1908年他生产出了他的第一部T型汽车，1913年他对生产进行了准确细致的分工，建立了第一条汽车生产流水线，成功地组织了大规模生产。这种流水线起初只在一个厂里进行，后来便遍及于整个福特托拉斯在各地的大小工厂车间，其规模和效益之宏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到了1927年，福特汽车托拉斯的铁矿砂早上八点从外地进入工厂，二十八小时后便已变成汽车。1914年他建立了八小时工作制，把工人最低工资从每天两元三十四分猛然提高到每天五元，超出了一倍。工时从每天九小时减少为每天八小时，建立了每日三班工作制。两者都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同时逐渐降低汽车售价，1927年从五百多元降低到了两百九十元，比六折还低。工人两个月的最低工资就可以买一部福特汽车。这不但扩展了汽车市场，也为人类大大地造了福。他的T型车生产十九年，共售出了一千九百万辆，占全世界汽车产量的一半以上。T型车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农民不再与城市隔绝，农业生产随之急剧发展。T型车成了社会经济的支柱，把美国变成了“车轮上的国家”。1863年福特离开农村到底特律时，美国人八个里有五个住在乡下，到福特八十三岁去世时，美国人八个里有五个住在城里。对于这个变化，福特的汽车和流水线生产是有很大贡献的。难怪在那时的美国人心里福特是个神话。也正因此，作者才把福特写成救世主，把他的T型车出产的那年—1908年——定为“福帝元年”，虽然对新世界人略带了些讽刺意味。
写小说，角色的姓和名原可以信手拈来，读者一般也不会怎么注意，但本书作者使用姓名却值得考究一番。他喜欢使用当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风云人物的姓和名。其中有美国总统、美国财阀，还有苏联、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国的名人，还有古人。例如男主角叫伯纳·马克思，有了萧伯纳和马克思两人的名和姓（书里还有个医生，也姓萧）。有个技术员叫亨利·福斯特。亨利是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名字；福斯特是那时美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威廉·福斯特的姓。还有个角色叫艾泽尔，而艾泽尔是亨利·福特的儿子，也是当时福特公司的一种名牌车的名字。还有个角色叫本尼托·胡佛，他的姓胡佛与当时的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相同；名字又与当时的意大利总理、法西斯头子本尼托·墨索里尼相同。书里另有一个人又叫赫伯特·巴枯宁。赫伯特是上述美国总统胡佛的名字，巴枯宁又是俄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巴枯宁的姓。书里有三个女性分别叫列宁娜、萨罗吉尼·恩格斯和宝丽·托洛茨基。而列宁、恩格斯和托洛茨基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还有两个女性叫摩尔根娜·罗斯柴尔德和梅隆，而摩尔根（又译摩根）、罗斯柴尔德和梅隆又是当时左右着美国经济命脉的三大财阀的姓。（还有一个著名的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史学家，也叫路易·亨利·摩尔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曾大量参考过这个摩尔根的著作。）有些人的名字虽较隐蔽，却也可以看出是名人的姓或名，如：书中的总统叫穆斯塔法·蒙德，而当时土耳其的首任总统就叫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书里还有个妇女叫克拉拉·德特丁，令人联想到第二国际左派女领袖德国的克拉拉·蔡特金。（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妻子也叫克拉拉。）还有些是历史人物的名字，如书里的让-雅克·哈比布拉的名字让-雅克是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让-雅克·卢梭的名字。而达尔文·波拿巴则是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的姓和拿破仑·波拿巴的姓合成的。实际上这种与名人相同的姓名占了书中人物姓名的绝大部分，作者显然是故意使用的。但从角色看，这些姓和名又并无影射或其他含义，所以译者也就按照传统译法译出，并没有回避或隐讳，保留了原作行文上的这点俏皮。
A.赫胥黎在本书出版后二十六年的1958年写了一篇散文，颇有名气，叫《重访美妙的新世界》，内容有好些与他1947年为本书写的序言相同，如忽略了原子能，真正的革命是人的心智与肉体的革命，优生学和劣生学，睡眠教育等。然后生发开去，谈到了人类的前景，认为民族主义是20世纪全世界人类的宗教，无论你信仰什么，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佛教也好，儒家思想也好，民族主义都同样促使你去杀人和被杀，而且在两三百年内还会如此。他还谈到朝鲜战争，对中国对战俘的“洗脑”感到惊讶；又花了大量篇幅谈麻醉剂。全文较长，很大一部分又与本书关系不大，没有译出。
这书不好译，写的是五六个世纪以后的事，充满幻想，有好些东西很难懂，译者查阅了许多资料，才算落了实。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