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外语美妙的新世界(纯爱·双语馆)
5614100000036

第36章 译后记(2)

琳达也是个贝塔减,二十多年前原是现在的孕育与条件设置中心主任的女朋友。那时两人一起去印第安保留地旅游,她却因外出遇见特大风暴,掉到山谷中,和男朋友失散,便留在了那里,过起原始的生活,生下了她与那男朋友的孩子。她除了会新世界的胎孕员工作,其他什么都不会。她在印第安村受到了种种歧视,尤其是因为她坚持新世界的习惯,跟任何男人都上床,遭到妇女们的妒忌和仇恨,甚至殴打。二十多年后她被伯纳带回了伦敦。在印第安保留地时她非常向往伦敦,来到伦敦后却什么都不感兴趣,一心只想度唆麻假。医生满足了她的要求,不断供应。野蛮人(她的儿子)担心会影响她的健康,医生却不以为然,理由是她在唆麻假里的日月很长,比清醒时的寿命长多了。唆麻的幻觉给了她充分的满足(包括了跟情夫波培的性满足),然后在昏沉里中了唆麻毒,死去了。

在我们看来,她的生活比列宁娜更庸俗、空虚甚至可耻。

这就是新世界里的妇女的典型人物,其他妇女也大体类似。

现在来看男人。

伯纳是阿尔法加,最优秀的品种,睡眠教育专家,业务挺棒。大约因为在胚胎期受到了酒精刺激,比他同种姓的阿尔法人个子小了一些,长相也差了一些,因此感到自己被看做局外人,便也以局外人自居,心怀不满;同时,他渴望着自由,不愿成为集体的一部分。他到了印第安保留地,抓住了他上司的把柄,把野蛮人母子弄到了伦敦,斗垮了上司,取得了胜利,成了社会名人。他便从此得意洋洋,觉得自己伟大,到处抛头露面,以要人自居,顺便也占点便宜。他得意时好吹牛,失意时却懊悔,自怨自艾。野蛮人拒绝参加他的派对,他虽然接受了他的解释,仍然心怀不满,想要报复,原因是别的人他不敢报复,却可以报复野蛮人。赫姆霍尔兹不计较他的糟糕表现,他一面感谢,一面也心怀不满,因为觉得赫姆霍尔兹居高临下,伤了他的自尊心。他的朋友野蛮人干预唆麻问题,他怕担干系,躲到一旁,却终于被算成肇事者。听说要受到处分,他又急忙跪倒在地,痛哭流涕,把责任都推到朋友身上,乞求总统宽恕,却仍然逃不过被送到海岛去的命运。

乍看去,他就是这样一个卑劣自私、没有骨气、没有是非、没有人样的家伙。可是这种评价倒是委屈了他。这是他的条件设置和睡眠教育培养的结果。新世界有一条规定:“智力和工作是成年人,感情和欲望是孩子。”伯纳身上所反映的正是这一条规定的结果。他的这些表现其实像个孩子。列宁娜和琳达也都一样。我们瞧不起她们其实也是委屈她们了。

只有赫姆霍尔兹似乎是个例外,他也许像伯纳一样在某个程序上出了问题,那条规定没有起到足够的作用,却惹出了麻烦。赫姆霍尔兹也是阿尔法加,是情绪工程学院的讲师,英俊漂亮,非常能干(缺点是“过分能干”),人缘很好,姑娘们都追求他。智力过高对于他所产生的影响跟生理缺陷对伯纳·马克思所产生的影响一样,都是孤独。他渴望自由,不想单纯是社会的一部分,也渴望体会到真正的感情,从中吸取营养,写出真正的好作品来。他因为想教学生学会写顺口溜的诀窍,引用了自己的一首作品,却被学生打了小报告,弄得很尴尬。他在唆麻事件里参加了打架,他激动、狂喜,高叫“终于自由了”,“终于做了人了”。他也被赶到海岛上去了。不过,他比伯纳强多了,他没有乞求怜悯,而是选择到气候最恶劣的地方去。这不是豪言壮语,而是在选择自己“充军”的地方,说不定要在那里过一辈子,真有几分悲壮。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仍旧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实际上他这个特例就会在那海岛上悄悄消失,不能够撼动新世界的一分一毫。

这就是新世界的高种姓人。他(她)们的个人品质各有差异,命运却都相同,在集权主义者的统治之下过着白领奴隶的日子——从灵魂到肉体都被命定了的白领奴隶。

新世界的口号是“社会、本分、稳定”。为了社会的稳定,人人要尽本分,其他的一律都被取消。传统文化没有了,书籍被限制了,科学被限制了,家庭没有了,父母兄弟姐妹没有了,爱情没有了,亲情没有了,友情没有了,人情没有了,连花朵也没有了,大自然也没有了。人们除了上班就只知道吃喝玩乐,听“色唆风”音乐,看感官电影,打电磁高尔夫,玩汪汪狗崽离心球,烦恼了就吞唆麻,高职位的男人带着漂亮女人去旅游。社会、本分和稳定霸占了人的一切,抹杀了人的一切。

难怪作者要在书前引用尼古拉斯·贝加耶夫那句话:“一个新的世纪也许可能开始,那时知识分子和有教养的阶层会梦想着以种种方式逃避乌托邦,返回非乌托邦的社会——那儿并不那么‘完美’,却更自由。”

面对这样的实际,我们还能说“人是多么美丽!啊,美妙的新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吗?

作者赫胥黎在序言里说,人们被给予了自由意志,不过是让他们在混沌与疯狂之间进行选择罢了。这不仅是说的那个新世界,也是说的他当时的现实社会。

作者是把这书称做寓言的。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带哲学意味的问题:一切物质欲望都满足之后,人是否就幸福了?他在序言里指出了另外一条路:一个清醒的社会。他说:在那个社会里宗教是对于人类终极问题的自觉的、理性的追求,是对于遍及宇宙万物的“道”、“理体”、高超的“神性”或是“梵天”的统摄全局的知识的追求。生活的压倒的哲学应该是一种高级的功利主义,其中最大快乐原则须从属于终极目的原则。

他的这种“高级功利主义”的理想是否能够解决问题还很难说,但是有一个道理却不会错:幸福总是与精神生活分不开的。物质生活固然重要,但忽视了精神生活,忽视了人的高贵情操和品德的培养,那个社会里的人绝不可能真正幸福。新世界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这在当前我国“一切向钱看”的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很值得读者深思。

本书在当时是颇为前卫的,它吸取了那时的许多新思想。较早的有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物竞天择理论,遗传学里的优生学理论,劣生学(dysgenics)理论,生物化学里的许多设想;其后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潜意识理论;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存在荒谬和反理性的理论;凯恩斯的社会总体消费与生产能力关系的理论。在写作手法上常使用空间的闪回变换来表现几个事件的同时发生,这种时空变换能够创造出特殊的效果,但也容易让人理不清头绪。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第三章里的后半部分。那里有三组人同时在不同的地方活动:在一个地方总统在对学生们演说(其间还夹杂了幼儿园的活动);在另一个地方列宁娜在和范尼谈话;在第三个地方亨利·福斯特在和条件预定室主任谈话(被伯纳偷听到了)。叙述在三组人之间频繁反复地闪回,有时一组只出现一两句话。这样的闪动,是很容易造成读者的混乱的。为了理清头绪,不使读者迷惑,译者将三组对话分行相隔,加以区别,敬请注意。

本书是把美国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当做神来写的,含有一些嘲弄的意味。不过,在美国,亨利·福特的故事确实有点像神话。一个农村的孩子,十六岁进城学手艺,后来竟然自己装配了汽车,发展成了庞大的几乎无所不包的汽车托拉斯,大大推动了美国的产业革命,改变了美国社会的结构,也的确很了不起。

1896年他试制出了他的第一部汽车,1908年他生产出了他的第一部T型汽车,1913年他对生产进行了准确细致的分工,建立了第一条汽车生产流水线,成功地组织了大规模生产。这种流水线起初只在一个厂里进行,后来便遍及于整个福特托拉斯在各地的大小工厂车间,其规模和效益之宏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到了1927年,福特汽车托拉斯的铁矿砂早上八点从外地进入工厂,二十八小时后便已变成汽车。1914年他建立了八小时工作制,把工人最低工资从每天两元三十四分猛然提高到每天五元,超出了一倍。工时从每天九小时减少为每天八小时,建立了每日三班工作制。两者都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同时逐渐降低汽车售价,1927年从五百多元降低到了两百九十元,比六折还低。工人两个月的最低工资就可以买一部福特汽车。这不但扩展了汽车市场,也为人类大大地造了福。他的T型车生产十九年,共售出了一千九百万辆,占全世界汽车产量的一半以上。T型车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农民不再与城市隔绝,农业生产随之急剧发展。T型车成了社会经济的支柱,把美国变成了“车轮上的国家”。1863年福特离开农村到底特律时,美国人八个里有五个住在乡下,到福特八十三岁去世时,美国人八个里有五个住在城里。对于这个变化,福特的汽车和流水线生产是有很大贡献的。难怪在那时的美国人心里福特是个神话。也正因此,作者才把福特写成救世主,把他的T型车出产的那年—1908年——定为“福帝元年”,虽然对新世界人略带了些讽刺意味。

写小说,角色的姓和名原可以信手拈来,读者一般也不会怎么注意,但本书作者使用姓名却值得考究一番。他喜欢使用当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风云人物的姓和名。其中有美国总统、美国财阀,还有苏联、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国的名人,还有古人。例如男主角叫伯纳·马克思,有了萧伯纳和马克思两人的名和姓(书里还有个医生,也姓萧)。有个技术员叫亨利·福斯特。亨利是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名字;福斯特是那时美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威廉·福斯特的姓。还有个角色叫艾泽尔,而艾泽尔是亨利·福特的儿子,也是当时福特公司的一种名牌车的名字。还有个角色叫本尼托·胡佛,他的姓胡佛与当时的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相同;名字又与当时的意大利总理、法西斯头子本尼托·墨索里尼相同。书里另有一个人又叫赫伯特·巴枯宁。赫伯特是上述美国总统胡佛的名字,巴枯宁又是俄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巴枯宁的姓。书里有三个女性分别叫列宁娜、萨罗吉尼·恩格斯和宝丽·托洛茨基。而列宁、恩格斯和托洛茨基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还有两个女性叫摩尔根娜·罗斯柴尔德和梅隆,而摩尔根(又译摩根)、罗斯柴尔德和梅隆又是当时左右着美国经济命脉的三大财阀的姓。(还有一个著名的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史学家,也叫路易·亨利·摩尔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曾大量参考过这个摩尔根的著作。)有些人的名字虽较隐蔽,却也可以看出是名人的姓或名,如:书中的总统叫穆斯塔法·蒙德,而当时土耳其的首任总统就叫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书里还有个妇女叫克拉拉·德特丁,令人联想到第二国际左派女领袖德国的克拉拉·蔡特金。(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妻子也叫克拉拉。)还有些是历史人物的名字,如书里的让-雅克·哈比布拉的名字让-雅克是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让-雅克·卢梭的名字。而达尔文·波拿巴则是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的姓和拿破仑·波拿巴的姓合成的。实际上这种与名人相同的姓名占了书中人物姓名的绝大部分,作者显然是故意使用的。但从角色看,这些姓和名又并无影射或其他含义,所以译者也就按照传统译法译出,并没有回避或隐讳,保留了原作行文上的这点俏皮。

A.赫胥黎在本书出版后二十六年的1958年写了一篇散文,颇有名气,叫《重访美妙的新世界》,内容有好些与他1947年为本书写的序言相同,如忽略了原子能,真正的革命是人的心智与肉体的革命,优生学和劣生学,睡眠教育等。然后生发开去,谈到了人类的前景,认为民族主义是20世纪全世界人类的宗教,无论你信仰什么,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佛教也好,儒家思想也好,民族主义都同样促使你去杀人和被杀,而且在两三百年内还会如此。他还谈到朝鲜战争,对中国对战俘的“洗脑”感到惊讶;又花了大量篇幅谈麻醉剂。全文较长,很大一部分又与本书关系不大,没有译出。

这书不好译,写的是五六个世纪以后的事,充满幻想,有好些东西很难懂,译者查阅了许多资料,才算落了实。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