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了新中国的诞生
新歌剧《白毛女》一炮打响，贺敬之的大名瞬时传遍大江南北，那时他才二十出头。
恩师何其芳担心贺敬之少年成名飘飘然，告诫他说：“你虽然成名早，但不能自满。”
何其芳的鞭策，让贺敬之牢记在心。其实何其芳多虑了，那些赞美只会使贺敬之更加充满斗志，迫使自己有更完美的表现。成名后的贺敬之还是一如既往的朴实肯干，在文工团创作时间之外，他仍像以前一样忙于搬搬抬抬、拉大幕、当群众演员等一些跑龙套的活儿。
1945年贺敬之在新歌剧的创作上斩获颇丰，除了《白毛女》，他先后创作出《拖辫子》、《栽树》和《瞎子算命》。抗战胜利后，贺敬之随文艺工作团到冀中解放区所在地——河北正定的华北联合大学文学院工作。
1947年6月，贺敬之到部队深入生活，参加了解放河北沧州的战役。当时，部队正向敌人发起冲击，作为一名作家，他本不需要冲锋陷阵，可贺敬之却奋不顾身地和战士们一起冲到了前头。营长刘政看到冲到前面的贺敬之一下子真急了眼，不禁高声骂起来：“老贺，回来，回来！你他妈的给我回来！”
贺敬之却根本不听，继续冲锋。刘政几步冲到了最前头，杀红了眼的这位年轻营长在此战役中不幸受了伤。不过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贺敬之侥幸躲过敌人的炮火。由于贺敬之不怕死的英勇精神，战役胜利后荣立战功。当时功未分等，相当于后来的二等功。
几十年后，刘政荣升军长，并把这一段往事写入回忆录中。贺敬之欣然为他题诗：
沧州军桥上，浴血刘军长。
至今忆相呼，犹见战旗扬。
1948年初，贺敬之在华北联合大学任教，任华联大文艺学院戏剧队副队长兼创作组组长。1948年9月，作为华联大的两名代表之一，贺敬之参加了河北平山青年委员会的讨论。会后，贺敬之在华北联大成立了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出任青年团的副书记兼文艺学院的团总支书记。
1948年底，北平外围解放，贺敬之到石景山钢铁厂接管工作。
1949年初，北平城里解放，他随部队进城，也就在那一年，贺敬之当选为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代表。文代会开始前，贺敬之突然接到周扬的通知，要他和青年代表团里的诗人阮章竞等到北京饭店的一个小会议室去。到了之后他才知道，周恩来准备接见他们这些作家。见面后，周恩来特意问贺敬之：“你不是已经到青年团那边去了吗？”
贺敬之有些紧张，他没有想到周恩来居然知道他到了青年团，他回答说：“我还在华北联大，做团的工作。”周恩来说：“那很好啊。”
这次会面，让贺敬之对周恩来超常的记忆力非常佩服。
之后，贺敬之又陆续出席了全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会议、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世界民主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戏剧工作者协会理事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理事，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副主任。
在解放初这一阶段，贺敬之创作了剧本《节振国》、电影剧本《画中人》，并创作了《民主建国进行曲》、《向胜利进军》、《纪念冼星海》、《我看见了自由希腊的英雄们》、《谈提高作品的思想性》等诗歌、散文、歌词、论文，还再次修改了歌剧《白毛女》。
2．与柯岩携手
1949年底，中宣部组织一个作家代表团准备去朝鲜慰问，贺敬之也积极报名参加。
去朝鲜之前，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作家丁玲组织大家先进行学习。就在这时，丁玲发现贺敬之气色不太好，像有隐疾在身。丁玲很担心贺敬之去朝鲜之后会出问题，于是对他说：“敬之，你就不要去了，你可以到农村去嘛。”
丁玲的这个决定，无意中却促成了诗坛双星的相逢，引出一段佳话。
1950年初的一天，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想邀请没有去成朝鲜的贺敬之，去他们那里讲一讲《白毛女》的创作，于是派了创作组的小编剧、任课代表柯岩前去邀请。
柯岩原名冯恺，生于1929年，广东南海人，出生在河南郑州。从小深受父母的影响，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她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工程师，爱好艺术，曾自学法文，翻译了很多流行小说；她的母亲主张妇女独立，整天让她读书、求上进。
1948年柯岩考入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戏剧系，1949年调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编剧。柯岩天分很高，后来成长为卓越的儿童诗人、剧作家，由宋丹丹、许亚军主演的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就出自她手；另外，她创作的小说《他乡明月》也被改编成电视剧；那首被孩子们念念不忘的“我家有个小弟弟，聪明又淘气，每天爬高又爬低，满头满脸都是泥”就出自柯岩的儿童诗《小弟和小猫》；她的著名诗篇《周总理，你在哪里》曾被选入中学课本，喊出亿万中国人的心声。
1950年初，21岁心高气傲的柯岩，在铁狮子胡同3号的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遇见了26岁少年得志的贺敬之。
他们当中，一位蓄势待发，是未来的诗人；一位业已成名，歌剧传遍天下。
双星交会的瞬间，他们相互间的感受如何呢？
贺敬之看着眼前这位大大方方的柯岩，不知怎地，生出一种异样感——她穿着朴素却不失雅致，性格活泼爽快全无矫揉造作，谈笑间明眸流光、皓齿溢彩，仿佛一道七彩光照进他的平淡生活，让他无法平静。
柯岩本来以为《白毛女》的作者是个老头，却没想到贺敬之居然是一位温文尔雅、幽默谦虚的青年，姑娘的心中不知不觉泛起涟漪。
两人虽初次见面，对彼此的印象竟都相当好。
随着后来在工作中的接触，柯岩感到这个年轻诗人全然不同于自己的那些追求者——他们只会阿谀奉承，而贺敬之却每每诚恳地指出她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改进的方向。他的那些建议都非常实用，不是一味地批评或捧杀，这让她开始虚心下来，也获益良多。他风度翩翩、温文尔雅，待人亲切有礼，给柯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贺敬之也惊奇地发现，心高气傲的柯岩确实有骄傲的资本，不仅因她是创作组罕见的女性，而且她的作品确实有才气、有诗意——这对一个剧作家、诗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素质。最吸引他的是柯岩身上蓬勃的生命力，她快乐的气息极易感染身边的人。
其实本质上他俩是同一类人：都很容易付出爱，也很容易被感动，属于性情中人。对人生、事业的共同追求让两颗心越靠越近，而真正捅破他们之间那层窗户纸的却是贺敬之的一次病发事件。
1950年初，贺敬之到河北省大名县深入生活，不料刚转完关系，第二天他突然感到身体非常疲惫，走起路来几乎举步维艰，稍作休息不但没有好转，还大吐血，并且连吐不止。当地政府吓坏了，他们医疗水平差，根本治不了这种大病，就打电话联系贺敬之所在单位。
戏剧学院创作室把他接回北京，送到当时位于北海的红十字医院。经医院检查确诊，他得了两侧浸润性肺结核，医生要求他必须绝对卧床。就这样，贺敬之开始了漫长的住院隔离治疗，一治就是一年多。那个时候对肺结核的治疗手段有限，特效药雷米封还没问世，所以肺结核在当时虽不是绝症，却仍是一种死亡率比较高的疾病，而且具有一定的传染性。
贺敬之心想，自己也许不会马上就死吧……如果死也不怕，当时参加沧县战役时，那么多战友都倒下了，自己算命大的了，已经多活这么多年了……
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他的同事，也就是创作室的另一位副主任赵寻过来看他。赵寻在病床前安慰他说：“老贺啊，你就当把你这一辈子的星期天集中到一起用了，别操心工作的事，等你病好了再加班工作也不迟啊！”
赵寻也得过肺结核，并且治好了，身边这个活生生的例子给了贺敬之治愈疾病的信心。
病中的贺敬之格外想念那个爱说爱笑的柯岩，他急切想见她一面的念头，和担心传染给她的想法在脑海中不停地交战。
也许恋人的心是相通的，就在此时，柯岩居然跑到医院来看他，这真让他喜出望外。
贺敬之既喜且忧地问柯岩：“你怎么来了？”
柯岩眨着大大的眼睛笑眯眯地说：“怎么能让你这样的好同志被疾病打倒呢！”
她并未意识到，这句很真诚的话其实泄露了心底隐藏的对他的情意。
贺敬之低声说：“我这个病可传染人啊……”
柯岩大声说：“越怕才越容易被传染呢！”说完自己先笑弯了腰。
贺敬之被她乐观的态度所感染，也轻松起来。
之后，柯岩几乎每天都来看他，有时她给贺敬之带来好吃的，有时拿来书籍杂志让他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如果哪天柯岩有事没来或者来晚了，贺敬之的眼中就失去了光彩；每当走廊上传来柯岩清脆爽朗的笑声，他立刻精神焕发，充满期待。
可以说柯岩的到来比什么药都好使，在心上人的陪伴下，贺敬之渐渐康复了。
柯岩是在贺敬之最困难的时候走到了他的身边，可谓患难见真情。这场大病也彻底拉近了两颗心，他们正式开始交往。
有一天，柯岩跑来对贺敬之说，她要去太原工厂待上八个月，要去体验生活。这样一来，热恋中的两人惟有靠书信来寄托相思之情。贺敬之让柯岩帮自己买本辞典来辅助读书，却没想到他收到的竟是一本《辞源》——在那个时代，《辞源》比一般辞典要贵很多，内容也更丰富。贺敬之捧着《辞源》，心里像流蜜一般甘甜。
1953年春，贺敬之康复出院了。重新恢复健康的他感到一切都那么美好，此时他已29岁，柯岩从太原一回北京，他就提出结婚的请求。贺敬之的求婚让柯岩很高兴，可她不想沾比自己出名的贺敬之的光，她的想法是：自己先写出点好作品来，然后再考虑结婚的问题。
贺敬之尊重恋人的想法，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转眼到了晚夏时节，柯岩要参加赴朝慰问团，贺敬之去她宿舍看望。柯岩的舍友们起哄他俩只谈恋爱不结婚，催促他俩赶快领证。大家半是打趣、半是帮忙地，竟把两个人的终身大事给敲定了。
当天两个年轻人就领了证，晚上，贺敬之和柯岩跑到街上买了一块鲜红色的布料，柯岩做了一件布拉吉当做结婚礼服。
9月12日，他俩办了简单的一桌酒席，再把各自的东西搬到一起，就算成了家。洞房呢，是龙须沟旁边小巷子里的一间小屋。
婚后二人生活得非常甜蜜，虽说结婚不到一个礼拜柯岩就去了朝鲜，可两个人的感情却日渐加增。
1953年10月12日，贺敬之突然收到柯岩从朝鲜寄来的一首诗。那时候的人表达感情都很含蓄，柯岩不好意思直言对丈夫的思念，就用对志愿军战士的战友情婉转表达自己对丈夫的相思。
那一天距离他们结婚整三十天，贺敬之一直都记得那个日子。
婚姻生活难免磕磕碰碰，柯岩是个急性子，遇到问题，她经常大叫大嚷一顿，嚷嚷完了又觉得自己不对，可又下不了台阶。这时候贺敬之就挺身而出，他先来两句自我检讨，柯岩愿意听就听几句，不愿意听了就打起瞌睡，往往让贺敬之的一番苦心付之东流。时间长了，柯岩发现，贺敬之对人非常的宽厚平和，遇到事情总是自己默默承受，尽可能地牺牲自己也要达成家人心愿。有时候明明是柯岩在无理撒娇取闹，他也当她是顽皮，总是一笑了之。柯岩感到这样不行，如果自己再不自强自律，很容易被他给“惯坏”啊。
柯岩不甘被称为贺敬之夫人，她想自己做出一番事业来，机会终于来了。
1955年的一天，有人向贺敬之约稿，请他写几首儿童诗，这可难坏了他，熬了一整夜才写出几行诗句来。柯岩心疼丈夫，就说自己来试试看，把贺敬之推到卧室去补觉。贺敬之起床后发现，妻子居然一会儿工夫写出九首诗来，这让他大为惊讶。
后来《人民文学》选发了其中的三首，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柯岩自此开始儿童诗的创作，并被调入儿童艺术剧院。后来她创作的儿童诗集《小兵的故事》在1980年全国儿童文学评奖中被评为一等奖。
看到妻子的儿童诗大获成功，贺敬之也许是受到了鼓励，也许是受到了刺激，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他也鼓起劲儿来，相继写下好几首儿童诗，结果呢，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其中的一首《风筝》还被选入中小学教科书。
夫妻二人同为著名诗人，双星辉映于诗坛，这在中国诗歌史上可谓罕见。贺敬之的家乡枣庄特为设立了贺敬之、柯岩“双星馆”，来彰显他们夫妻二人在文学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
3．牵连进“胡风案”
1955年5月，贺敬之与黄药眠教授一起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访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回国后刚下飞机，中国剧作家协会就派来一辆小汽车单独把贺敬之给接走了。
贺敬之在车上忐忑不安，他隐隐感到有些不对头，不禁回想起我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之前对他说的一番话：“你们访问的差不多了，国内打来电报，要你们回去。这里有一些国内的报纸，你们可以先看看。”
贺敬之反复思索着在大使馆看过的报纸上的内容，里面提到国内开始批评“胡风反党集团”。这次单独找自己，难道是因为胡风？别说，贺敬之真猜对了。
胡风，是鲁迅的弟子，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主编的《七月》、《希望》等丛书，刊发了包括丁玲、艾青、田间、胡征、鲁藜、鲁煤（牧青）、艾漠（贺敬之）等在内的大批解放区作家的作品，如骆宾基所言，“起了一种在解放区与国统区之间的精神桥梁作用”。
胡风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性格耿直，树敌颇多，曾因不同的文艺主张和周扬发生过尖锐的争论。1939年5月，周扬托董必武邀请他去延安鲁艺做中文系主任，被他拒绝；1941年2月，周恩来再次邀请他去延安，他态度不明朗放弃了去延安的机会。胡风的想法比较简单，只想在国统区保存着自己的思想和战斗空间。
1954年3月，胡风和朋友们商量决定写一份给中央的意见书，说明他几年来在文艺上屡遭批判的经历，并向中央阐明他与主流文艺主张的分歧，因为胡风坚持“大众”的文艺理念。
谁知情况的发展不仅没收到胡风理想中的效果，反而向另外一个极端急速滑去。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舒芜署名的文章：《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标题已把一个简单的文艺问题上升到“反党”高度。再后来，胡风的罪行又从“反党”升级为“反革命”。
随即胡风被捕入狱，被他提携成长起来的“七月派”作家也受到牵连，被划作“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受到批判。据统计，遭受胡风案牵连的人数前后达两千一百人之多。
贺敬之当时还不知道这些，小汽车直接把他拉到直接领导张光年的家里。张光年非常严肃而且严厉地告诉迷惑不解的贺敬之，让他如实交代与胡风的关系。
贺敬之想了半天，自己跟胡风只是文字关系，他到延安那年，曾把两首诗《跃进》和《自己的催眠》寄给四川的同学，是他的同学转寄给胡风主编的《七月》，并在《七月》上发表。后来胡风曾寄给贺敬之一封信，夸奖他的诗写得好。
贺敬之交待完这些以后，上面却不满意。创作室还专门开了好几次会来批判他，说他的诗集《乡村的夜》里有胡风鼓吹的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创伤论。
其实，这已经不是贺敬之第一次被批判了。早在1950年冬，贺敬之就因为创作的剧本《节振国》受到批判，说他歪曲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他当时真心实意地作了检查，幸运的是没有受到党内或者行政处分。
而这一次可没那么容易过关，很快，贺敬之的行动就受到限制，他被关押在创作室的小院里接受隔离审查。这一关就是半年多，最后还受到“党内警告”的处分。
其实按照“胡风案”在当时的波及程度，对贺敬之的处理还是比较轻的，也许是考虑到他是歌剧《白毛女》的作者，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的缘故吧。虽然贺敬之有幸未被划为“胡风分子”，却也从此作为重点关注对象，经常受到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