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细心地帮罗仪凤改了一遍，自认为可以抵挡一气，她感激万分地收好了。回家与父亲谈起此事，父亲感慨地说：仪凤命苦，没人能够帮她。过去我们这些朋友私下议论，觉得康老把仪凤留在身边不嫁出去，是否有些自私？后来她和罗隆基相恋，大家心中都祝福她将有归宿，但康老是离不了仪凤的，成亲之后如何安排生活？罗隆基若娶了仪凤，可能会多活几年，但要遇上“文革”这样的冲击，还会牵连到康老，这三个人能挺得过来吗？幸亏此事中断了，母女俩得以活到今天，否则作为罗隆基的丈母和夫人，不知要受怎样的挫辱？其实仪凤最担心的事，还是康老百年之后。失去了母亲的庇护，她的命运会怎样呢？
十、不幸言中
此后不久，我在学校被“群众专政”，1969年春匆匆看望了康同璧和罗仪凤一次，就踏上逃亡之路。谁知这一去竟是永别，我还清晰地记得康氏母女目送我远去时，那忧郁凄楚的目光……
父亲的担心，果然不幸言中。70年代初的某一天，我已沦为阶下囚。某日突然来了两位外来的干员提审。与平日狐假虎威的审问者不同，他们十分有礼貌，态度也前所未有地客气，一看就来自高级部门。问话的中心意思，是罗仪凤的历史与现行言论。还问及父亲写的《七十自述》，曾有一份副本交给了罗仪凤的事。
我心头一紧，那时已知道康老不在人世，难道罗仪凤的问题也从街道“升级”了？人家一直怀疑她是“美国特务”，莫非来提审的真是反间谍机构的人员？弱不禁风的她还要重受缧绁之苦，我无论如何想不通。对这个政权而言，她从来就是一个无害之人。
我应对危局有两条原则：一不诬陷自己，二不攀扯他人。过去罗仪凤代表康老（她模仿其母字体几可乱真）给父亲写的便函，信封落款“内详”，内容极其简单，署名处向来是“知名不具”。父亲所写的回忆录，往往会誊写数份，分别交给我和几位至亲好友保存，意在流传后世。但罗仪凤胆小，无论什么文字到她手里，读完统统“付丙”，绝无证据留存。因此任凭二位如何盘诘，我只说曾向康同璧请教诗文书画，与罗仪凤很少交谈，其他一概不知。
几年之后，又来了两三位高级提审员，其中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我那时被押数载不见美女，得此机会可享受一下“养眼”之福。来人再度命我交待罗仪凤的情况。我仍按上次的模式应付，他们很不满意，提示了一些内容，说是罗自己交待的。我想她一定是被逼供，无奈之中才说了一些东西，如果再从我这里得到证明，罪名就坐实了。于是回答这几位，事隔多年，一概想不起来了。最后他们将问题 一罗列，责令我写材料。
我字斟句酌地写成一篇文字，自承因父亲关系与康氏母女相识，并大谈其家世、藏书和教养，如何令我感兴趣，故乐于与之往还云云。至于责令交待的问题，却一字未写。
交卷之后不久，他们再度光临。那位漂亮姐儿声色俱厉地申斥我：“这就是你写的交待材料？！实质问题一点没写，还替你老子和这些牛鬼蛇神评优摆好！”在那个年月，女士一沾“革命”，无论多么美丽，都不像女人了，至多勉强算作“中性”，有的比男人还要霸气，鄙人见识多矣！正关得苦闷压抑无处宣泄，我有意挑衅一下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丫头，便用记录速度一板一眼地说：“算不算牛鬼蛇神，那可不一定。”
“你这是坚持反革命立场！难道还想变天吗？！”
“不敢不敢，历史当然是由胜利者写的。不过是非自有公论。”我仍旧不紧不慢地回答，态度淡然。“那咱们就走着瞧！你以为……”她被我挑逗得气急败坏，正在大肆发作，还是旁边那位中年男士深谋老算，示意中止了无谓的叫板，不给我继续借题发挥的机会，又正面“教育”了我几句，便草草收兵。
想不到事隔数年，罗仪凤居然仍在受审查。司徒雷登赏识过的学生，肯定不止她一个，其中还有共产党人。这几年她究竟是怎么活过来的，我简直不敢想像。
十一、遗爱人间
“文革”结束后平反释放回家，章伯钧和父亲已先后作古有年。我去看望章夫人李健生伯母，与小愚姐劫后重逢。我向章伯母询问罗仪凤下落，得知她受尽磨难后出狱，现已不在人世，相与嘘唏不已。
一天章伯母通知我去她家，同搭全国政协的车前往西郊福田公墓，参加康同璧、罗仪凤母女的安葬仪式。同行人中有康氏世交张沧江教授、全国政协的一位女干部及一两位康家故旧。那位寄居康家多年的神秘林女士也来了，她已白发苍苍，背也比以前更驼。小愚姐似乎是去了四川，没能给康氏母女送行。章伯母和我一路上沉默着，种种回忆沉浮于脑海……
到了福田陵园，只见满园都种上了果树和葡萄，俨然已成果园。里面没有一座墓碑，据说在“文革”中全部推倒了，现在还没有恢复。比起青岛人将康有为的墓地掘开，将带有白发的头骨游街示众，这里的“破四旧”还算是文明的。墓地工作人员已挖开一个坑，说这就是康家早年订下的两个寿穴之一，因下面已有她夫君罗昌先生的棺木（原墓碑已不知去向），坑挖得很浅。张沧江和另一故旧步测了一下，认为定位准确，就开始落葬。
陪伴罗仪凤到临终的林女士，颤巍巍地打开一个绸布包袱，两只骨灰盒显露出来，我的心一下子揪紧，难道这就是十一年来反复思忆的老人和她的爱女？康老的骨灰盒较大，罗仪凤的很小，入穴之后，静静地偎依在母亲旁边，令人不胜伤感。我立在穴旁仔细端详，镶在盒上的两张小照片，康老仍是那样慈祥而从容，罗仪凤则露出平素难得一见的笑靥，是我所见照片中最美的一张。才情绝代、相依为命的两代名媛，就此长眠地下，与千年黄土为伴了……
封土之后，窄薄粗糙的小碑立起。这不知是从哪座荒坟上扒来的一条残石，连毛背和残边都没有修整，就在正面草草刻上“先父罗昌母康同璧之墓儿罗荣邦敬立一九八〇年七月”字样，权当作墓碑了，上面竟没有罗仪凤的名字。据张沧江说，一直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的罗先生现已风瘫，无法亲自前来为母亲和妹妹安葬。
由政协女干部唱仪，全体人员“向康同璧委员三鞠躬”，礼成。章伯母取出事先备好的两束鲜花，与我一同献上。张沧江将墓碑拍照，说要寄给康老的儿子。他对墓碑的粗陋表示了不满，要求重新换过。我注意到，女干部自始至终没有提罗仪凤的名字，仿佛她根本没有存在过。
1949年鼎革以来，万象更新。但不知何故，无论生人死者，等级反倒更加森严细密。大凡有些政治名分的，夫妻如不在同一行政级别，即便是全到马克思那里报了到，也无合葬之礼，子女就更不必说了。据说***之所以没有移葬八宝山，就是因为合葬的夫人赵纫兰女士是位家庭妇女。罗仪凤没有任何行政级别，这次附葬入土已是网开一面，虽碑上无名，总算是照顾到了母女之情。我自问从来不是一个守旧之人，此时反觉封建礼教也有合乎人情之处。
归途中张教授谈锋甚健，但内容大多与亡人无涉，章伯母与我依旧沉默着。望着窗外飞快掠过的绿树青山，往事又一幕幕闪回眼底，不禁想起前人诗句：“日暮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尘归尘，土归土，亡者已矣，生者还得面对解读不完的人生……
行文至此，悲从中来，抓起电话欲向小愚姐诉说，只说了一句便泣不成声……电话那头只听她说：“我写每个人都要哭上好几回，哭出来就好多了……好人都走了，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
十二、物是人非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半个多世纪过去，康同璧等当年大声疾呼保存下来的文化古都，已经物是人非，老城墙拆得只剩下短短两段。80年代初我曾到北新仓康氏故居前凭吊，院内住的已是一位开国元勋的亲属，门面也比以前气派多了。近年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四合院破坏殆尽，勋戚也已辞世。近日又去寻访那个花木扶疏的古老庭院，只见冰冷的水泥森林中，有一片未竣工的工地……
就在本文行将杀青的2003年12月13日，我和小愚姐专程前往福田公墓，凭吊康同璧母女。二十三年过去，荒凉的墓园已修葺一新。附近极不协调地矗立着十几座卫星接收装置，仿佛要用这现代化的科技，建立一条与在天之灵对话的通道。
年轻的公墓业务小姐，茫然不知康有为及康同璧是何许人。经她热心帮忙用电脑检索“罗昌”，我们在墓地沟北五组“称”字区，好不容易找到了当年那块小墓碑。在成片规制宏大、做工考究的丛冢辉映下，越发显得弱小孤伶，类同荒冢。这就是当年出力保护过偌大一个北京城的人—南海康有为先生之女康同璧女士，偕同夫君罗昌先生以及爱女罗仪凤小姐的长眠之地。
我俩含泪用纸巾擦拭着蒙尘已久的碑石，这也许是我们作为那个时代的幸存者，所能给慈爱的老人和苦命的仪凤姑姑的一点点报答，尽管她们留给人世间的爱，是那么深厚无私……
墓的左侧还有一块预留的空地，查阅当时的登记资料，罗仪凤早在1956年就买下了两个墓位，一个作为父母合葬的寿穴，另一个显然是留给自己的，也许还包括她未来的夫君，那时她对自己的生活一定还存着某种企盼。不幸的是，她还没来得及享受个人的幸福，就被一个时代碾得粉碎，甚至未享受到预定的安息权利。而是作为一个没有姓名的女孩，和慈爱的父母相拥在一起入睡了……
事隔多年，罗仪凤为自己预留的墓穴，早已因欠缴国家的土地使用费而收归国有了。仅存的这块墓地，由于罗氏在国内没有后代为之续费，合法性也岌岌可危。我和小愚姐向管理人员提出，愿代为缴纳积欠的费用，使长眠的逝者免受打扰，他们深表同情。但由于我们不是亲属，能否如愿，尚有待于请示领导。
康同璧是历史名人的后代，她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半个多世纪前，她和其他社会名流们，曾努力保护过北京这座历史名都；她贡献给这座城市的，还有自家的恒产和收藏。我不知道，作为中华民族博大文明代表的北京城，可否容得下这家人最后的埋骨之地？
康老生前，常常会和女儿一同背诵一首散曲，记得最后几句是：“五百年后修仙入道，还要那才子佳人，世世把香烧。”多少年来，康氏母女落葬的一幕始终萦绕心头，骨灰盒上的照片仍在对我微笑……香消玉殒之后，那里已是最后的魂居之所，但还有谁记得她们，会献上一瓣心香祭奠斯人呢？
我不时遐想，也许某个寂静无人的时刻，母女俩会出现在墓地的林间月下，相对品茗吟诗，笑看红尘，回忆着太平花开放的时节……
2004年2月25日
风雨读书楼
注释
[1]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客居北京城南米市胡同南海会馆之汗漫舫，于京师无宅第，不久亡命海外。彼时光绪恐无赐花闲情，纵有赏赐亦难留存。宣统复辟时，康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曾“陛见”溥仪，例应有所颁赏。时康同璧夫君罗昌已在北京供职，当有栽种之地。
[2]“红羊劫”是一种历史谶纬之说。南宋柴望在《丙丁龟鉴》中认为：在每一甲子的六十年中，凡逢丙午、丁未之年，社会上就要发生一次大劫难。据其统计，自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公元前255年）至五代汉天福十二年丁未（公元947年），共经历二十一次丙午、丁未之年，均发生了动乱或天灾。因丙属火色赤，未为羊，故称“红羊劫”。近代的太平天国起义，虽未发生在这两个年份，但由于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的姓氏关系（洪、杨），亦被附会为“红羊劫”。“文革”发动之年（公元1966年）正值夏历丙午，康同璧认为也是“红羊劫”。
[3]任启圣：《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第245页。
[4]毛泽东曾在为新华社写的述评《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中提及此事，见1949年2月3日《人民日报》。
[5]内嵌“有为”二字，寓意“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老而不死是为贼”。据说被梁启超改为“国之将亡必有忠臣，老而不死是为人瑞”。
[6]任启圣：《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第244页。
[7]关于康有为之死有三说：一病故；二被前清慈禧太后生前所遣杀手下毒；三被国民党特务下毒。前一说为正史说法；第二说理由未必充分，盖康氏晚年支持清室复辟，戊戌变法时的恩怨已发生变化；第三说迄今未见任何史料记载，但因系康氏后人自述，值得重视并有待史家考证。